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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别人会给我们的观察里加上感知过滤器。当我们去寻找那些自认为需要找的东西时,我们对于探索真相的初心可能被迫妥协。如果在给你看这张照片以前,我告诉你简·亚历山大在圣约翰神明大教堂的展览因为淫秽而被责难,你很可能就会更快地注意到狗头人的裸体塑像。如果我在给你看托尼·马特里雕塑的图片之前,告诉你“一个男人将走私的珠宝藏在内裤里”的故事,你也许就会首先去注意他的穿着,注意在那里凸出的部分了。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我们看事物常常会受到他人话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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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这种过失,我们要特别注意任何外界施加在观察力上的建议和约束。弗吉尼亚大学护理学院的一个学生到我这里来听演讲,她讲到,通常的医学实践里的“只把‘异常’情况记录在图表里”的做法反而造成一种很“异常”的约束。为了简化病情记录并且使医生能够更快地回顾病人的病情发展,“只把异常情况记录在图表里”要求工作人员们记录异常的发现或者是相对而言不正常的情况。结果,医生和护士就试图对他们的发现加以限制,尤其是从前一批的工作人员开始,图表就被放入了视窗系统驱动程序里,其实他们在记录的时候,已经对他们的发现加以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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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只关注图表,而是要深入到患者中去。患者看起来如何?患者对你的反应是什么?把同样的原则应用到任何领域、任何形式、评估体系或者标准化的报告中去。但小心别让它将你束缚了。你最初的观察要尽可能地公正、不受限制。如果一个经理人把注意力放在一张评定员工的准时性或者盈利能力的表格上,她也许会错过其他一些可以反映员工表现的基准点,比如说员工的着装、行为举止或者肢体语言,要看到表格以外更加长远的东西。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基准点和评定表里,就会在一开始限制你去获得完整精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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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不让班上的学员去看博物馆里艺术作品旁边的标签,而且不马上告诉读者出现在这本书里的作者或作品的名称,因为标签会自动形成观点并且给人先入为主的观念。如果我马上就告诉你第50页那幅黑白的图叫作《伦肖的母牛》,你就会错过一次不受人左右地无拘无束观看这幅画的机会,也很难认识到这件事让你学到的东西。如果你事先就知道托尼·马特里的雕塑叫作《梦游者》,你就很难把那个人想象成一个主动的干扰者,或者去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这么去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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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一群政府人员去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当他们站在一幅作品前——一堆光滑的圆球堆成金字塔型,每个球都裂开一半,每个裂开的圆球里都有一张人脸——有位学员说他看见了新生命从蛋壳里出来,另外一个说他看到了炮弹里死亡的面具,还有人说圆球让他想到了俄亥俄州七叶树糖[2],把一半的巧克力沾上几勺花生酱。要是他们事先知道这幅作品的名称是《纪念》[3],那么可能每个人都会偏向战争和阵亡去考虑。但我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就有了更多样的答案,并且知道了第三个参观者来自俄亥俄州,而且他饿了。那么,这些无关信息也有相关性或者有帮助吗?当然是有的。它开启了一扇个人经验的门,这原本不是一个会受到个人影响的环境,这扇被开启的门能够让同僚以从未有过的角度来看他,把他看作了小时候在俄亥俄州厨房里看到妈妈做七叶树糖的那个小男孩,因为这位观察者童年的经历会通过他对雕塑的观察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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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获得对于任何一样东西完整而准确的描述,我们需要汇总所有在各个视角里可能收获到的信息,然后就可以整理、区分优先次序并且懂得它的意义。标签或者是事先写好的描述以及已经存在的信息在这个时候也可以被我们放入信息的收集之中,但是必须是在我们亲眼所见之后。所以,顺序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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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东西大致会看两次:第一次是在没有任何外部影响的情况下看,第二次则是在添加了新的信息之后再看。你先观察在本章开头的那幅画,没有什么外部影响,而现在你有了更多的信息:这幅画叫作《伦肖的母牛》,回过去再看一遍。这个名字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或者是否听上去熟悉?伦肖其实就是赛缪尔·伦肖,我们在上一章也提到过他,他是一个视觉专家,他所做的迅速辨认敌军飞机的系统,在二战中被用来训练了285000个准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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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肖曾经突然拿出他那关于旅行者的拙劣印刷图,给俄亥俄州立大学实验室成员看,并让他们猜那是什么。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猜错了。有一位研究伦肖在战争中贡献的记者把握十足,他说那是一张欧洲地图,而这仅仅是暴露了他的认知偏差。相比之下,伦肖把这幅图给每个小孩子看,他们都马上能说出来那是一头母牛。为什么?多亏了相对不足的经验和不易受人话语影响的习惯,小孩子没有那么多阻碍他们观察的感知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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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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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配我们的3个感知过滤器里,我们要进入的最后一个过滤器是“对于变化的盲目”,也就是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看不到波动起伏。“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中的心理学家和绅士盗贼都戏剧性地、公开地向我们展示,我们是多么容易上这个过滤器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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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西蒙斯和他的同事们做了一个实验,让一个人向一所大学里的行人问路。当他们正在说着话时,两名男子拿着不透明的门从他们中间走过,在重新看到对方时,那个问路者已经被悄悄换成了另一个人了,但只有50%的指路者意识到人被换了。阿波罗·罗宾斯在国家地理电视节目《脑力大挑战》(Brain Games)中出现并担当顾问,这期节目通过在拉斯维加斯酒店发生的一段插曲,说明了对于变化的盲目问题。当嘉宾和一个酒店服务生谈话时,服务生把笔掉在了地上,然后弯下腰去桌子后面把它捡起来,那时,捡完笔出来的人已经换成了另一个人,可是只有少于一半的嘉宾注意到人被调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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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脑每秒钟会遇到大约1100万比特的信息,而我们可以处理和关注的信息是极为有限的,所以对于变化的盲目,也就不觉得很吃惊了。要想和它作斗争,有一个方法就是:意识到每样东西都一直在变,即使那些变化对我们来说太小,以至于不能及时发现。想象一棵树,你看不见它在生长,但是它依然在生长,也许只是以一年长高一英寸的速度缓慢生长。你可能每天经过一棵相同的树并且认为它看上去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更仔细地看一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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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赫希,《那棵树》,2012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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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赫希,《那棵树》,第320天: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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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赫希,《那棵树》,第51天: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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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赫希就做了这件事。他驾车路过威斯康星州普拉特维尔的一棵树,他在19年里每天都会看到这同一棵树。尽管他是个职业摄影师,但他没有想到要去给树拍个快照,直到有一天,他有了一台新的苹果手机。1月的一天晚上,当他经过这棵树时,看到了它银装素裹的一面,他在路边停下车,准备试用一下新手机的数码拍照功能。在照片里,高耸的大果栎从麦田的边缘耸起,他被这幅照片深深地打动,于是就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拍摄,每天记录这同一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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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赫希的住所离那棵树只有1英里,而且已经看过它几千次了,但当他真正花时间细细地观察,他发现这棵树以及它所在的熟悉的山谷,简直是“充满奇异和精彩发现的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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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调查任何场景,认为它还是和我们先前看到过的或者做过的一样,那么我们就是在用感知过滤器看待它,那样的话,我们就更难发现任何变化了。最终蒙蔽我们的东西让我们漏看重要的细节,让我们进入大脑的“自动巡航系统”里,甚至出现更糟糕的情况,让我们变得对自身的专业知识、能力或者安全性自以为是。那就是危险快要到来的时候了。我曾有一位学员是个侦探,他承认,经常在到达现场进行调查前,就觉得“我知道这个犯罪现场会是什么样子的”。当然,他已经工作了好几年,这个感觉也是很自然的,而且我们都会这样。但是,我们却不可以这样。当医生、警官、老师说“我以前看到过这个”的时候,他们错了。他们也许看到过相似的,或者与类似的事情和人打过交道,但是那并不是在他们面前的那个新的事情、案例或者人,以前也没有出现过。想一想赫希之树的照片:它可以是同一棵树,但是天气、湿度、光线并不会一模一样。瓢虫从来不会用完全相同的方式、以完全相同的脚步、在完全相同的时间爬过树皮,每一次都会和以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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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两份工作、两个教室、两个犯罪现场、两名顾客、两位学生、两位病人、两个人或者两个问题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两次同样的肺炎、两个相同的二年级学生,或者两桩相同的生意。每个人和每个场合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认真地对待,否则就会看错它们,欺骗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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