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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课上，偶尔也会有学员怀疑地提出反对意见，声称在绘画作品中对事实情况进行分类不同于在她的日常工作中。可我并不同意她的说法。几乎每一项工作，尤其是那些在“最前线”的工作，比如门卫、迎宾人员、接待员以及执行助理，需要在工作中客观地观察，我们并不总能意识到我们以及周围人是如何做的。就拿空乘人员来说，他们不仅仅是航空公司的形象大使、招待员、服务员、安全专家、行政和清点存货专家、调度人员，他们也是紧急情况协调者，从根本上来说，他们都是“第一反应者（first responder）”，也就是第一个需要对紧急情况做出反应的人。甚至是看起来常见的问候仪式，或是让乘客入座，航班的空乘人员也要留意那些被国际民间航空组织称作是ABP的人，也就是“体格健全的乘客”（able-bodied passengers）——如果有紧急情况发生，这些人是可以协助帮忙的。在每个出口都要有三个ABP，ABP的体格和身材，年龄和座位，每次航班都是不同的。没有什么ABP的名单来让他们签名，也没有关于谁是ABP的预先指示，当有新的乘客登机的时候，空乘人员就要迅速机智地默默观察，从而在心里挑选他们，所以，很多ABP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空乘人员在脑中标注为“ABP”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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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选作ABP的人必须超过15岁，活力充沛、四肢灵巧，有英语阅读、理解和交流的能力，不过度肥胖，并且也没有旅伴——因为人们总是先帮助自己的家人，再帮助陌生人。空乘人员接受训练，不仅根据身体的、认知的和精神上的能力来识别ABP，还需要鉴别哪些乘客能够在压力之下保持冷静，并掌握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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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需要通过客观的观察才能做到。空乘人员每年要服务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比大多数人更懂得不能通过外表去假定任何事情。就凭一个人的外表，就假定他不会说英语、他的消化能力很强，或者与那个和他分享零食的漂亮女孩没有关系。空乘人员必须通过看、听，以及将他们得到的线索结合在一起才能得出结论。若身高1.8米的小伙子在遇到不稳定气流的时候就焦急地去问空姐问题，那他不够格；一名女性乘客走路颤颤巍巍并且使用拐杖，她也不够格；有位先生好心地帮助前面的乘客把包放上行李架，那他可能是很好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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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收集完毕事实真相，还必须留意我们的观察是否客观，而非主观。主观和客观的区别可能只是一念之差，但是却极其关键：正是事实和虚构之间的差距。客观的观察建立在经验的、数字化的事实基础之上，而主观的观察则是基于猜测、意见、感觉或者价值观。“瘀青很严重”是主观的，“它是一块圆形的、直径大约1英寸的紫色瘀痕”则是客观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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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主观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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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是衡量我们的观察是否客观的方法之一：计算、估测，或者利用测量工具。“小”这个词对于不同的人表示不同的意思：和狗比起来，瓢虫就是“小”的；但是如果和大象相比，那么狗就是“小”的了。但是，如果加上数字的话，主观理解和不确定性便可以消除。“小”是主观的，“1英寸宽”就不是。在任何时候，只要有可能就去测量，实在不行就尽可能去估测，要用数字表示。在霍珀的画作《自助餐厅》里，不要说“在女人头顶的天花板上有‘很多’灯”，而是要说“有两排各七盏灯”。在这幅画面里，比起说“有几张椅子”，不如特别指出“能看到有三张暗色、木制、没有扶手的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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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一些现象无法计数或计量，我们仍然是有办法量化的。不要说狗的味道“很难闻”，我们可以这样量化：“程度化分为1到5，5是最糟糕的，这只狗身上发出的味道，难闻程度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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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用可比较的名词来代替描述性的形容词。“难闻”是主观的词，“发臭”也是主观的词。对有些人来说很难闻的东西——比如修剪过的草地或是汽油——对另一些人来说却很好闻。如果不那样去描述，我们其实还可以去找一个具体的名词来形容你描述的气味，比如说“这只狗的气味闻起来像死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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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客观性的追求并不止于观察阶段，我们还要确保在下结论的时候，同样只采用了“事实”，而非“意见”。假设你根本就没有看到过霍珀的画作，但是现在有两个版本的评价摆在你面前。哪个客观，哪个主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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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孤独的女人独自坐在一家咖啡店中一张白色大理石的圆桌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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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闭着嘴、眼睛下垂的女人端着一个杯子和杯托，独自坐在一张白色桌面的圆桌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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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句话都描述了这个场面，也都表达了那位女人没有跳舞也没有笑，而是静静地坐着，看着下方。可是，第一句话的结论是说这个女人很孤独，是个形容词，这是对于这位女人的表情的主观理解，而不是对事实的陈述。而第二句话，描述了女人的面貌，是根据客观事实来写的——她看着下方、闭着嘴这句话没有添加任何关于她心情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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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话说这位女人坐在一间咖啡店里，第二句话则陈述了事实，女人拿着杯子，而并不是猜测她在哪里，也没有关于她杯子里饮料的任何猜测。那么，“咖啡店”和“拿着一个杯子”的区别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其实区别很大。因为她所在的地方没有被证实就是咖啡店，也没有被证实不是咖啡店。去把一个像地点那样重要的事实陈述出来，尤其是告诉那些对这个场面不熟悉或者是在信息链条底端的人，即使是漫不经心的，都会带来更多不真实的假设，这些假设最后会变得以假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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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马特里的《梦游者》雕塑放置的地点就是争论的关键，因为有些反对者声称，把这样一个雕塑放在全是女生的大学校园里，说明管理层忽视了给学生一个“安全”的环境——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指责。在这场争论中，威尔斯利学院的英文教授并没有说“一个不修边幅的男人穿着内裤”，而是从他所在的位置来描述：一个全是女生的学校。而《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则因为主观地说这座雕塑被放在校园的“扎眼”位置，从而导致一场引火烧身的争论，而没有唤起人们进行客观的观察。“扎眼”是主观的词语，这是关于“重要性”的意见。然而，一味关注雕塑放置的位置，但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真实信息，引发了如潮的报道，说学生们都吓坏了，但却无法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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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记者、威尔斯利学院一个学生的家长，或是一名理事会成员，你最好能去收集与雕塑地点有关的事实情况。说这个地方“扎眼”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评估，这座雕塑并不是无缘无故放置在这里的，而是有原因的。它被特意放在学校里的戴维斯博物馆，是为了能从1层和5层的窗户看到它，在这两个楼层里还有“马特里展览之其他”，也包含着其他的现实人像雕塑。戴维斯博物馆的总监丽莎·菲施曼这样解释道：“《梦游者》被放在那里是为了‘将博物馆里的展览和户外校园的作品联系起来’。”她把这看作是“从博物馆里出走的艺术品”。学校的管理者谈及此事时也说，这件作品并没有被放置在侵犯到个人隐私的区域，比如宿舍楼外。事实上，它是被特意放置在没有人行道的草坪上，所以学生不会被迫与它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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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所有和《梦游者》的放置地点相关的客观信息，对做出“威尔斯利学院是否有意用艺术使学生尴尬，或者对学生进行骚扰”的判断很关键。同样，我们有义务去收集尽可能多的客观信息，让自己的观察并不止于第一感觉、匆匆一瞥，或者仅是一张搜集资料的打勾列表，而要多多观察，收集比“收集资料的打勾列表”里更多的事实信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收集的结论基于客观事实，而不是凭空假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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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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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本书的内容做探讨的时候，我正和儿子一起读书，我们在雷蒙·斯尼奇的《严厉学院》（The Austere Academy）里偶然得到一个关于“假设的坏处”的极佳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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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是危险的，就像所有其他危险的东西一样，比如炸弹或者草莓蛋糕，即使你犯了一个极小的错误，也会造成麻烦。做假设仅仅意味着相信事情就应该是某个样子，甚至根本没有证据证明你是对的，你很快就会看到招致的麻烦。举例来说，某天清晨醒来，你会假设你的床还放在原来的位置，但是，如果你下了床，或许会发现床正漂浮在海面上，那么你就会因为刚才的假设而遭遇麻烦。所以你就知道了，最好不要去做太多的假设，特别是在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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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主观判断和客观判断之间的差别很微妙，也是非常关键的。在描述霍珀的画作时，“一张圆形的白色大理石桌子”和“一张圆形的、白色桌面的桌子”，仅仅是一个词的区别，但那个词也是关键的。不能确定桌子就是大理石的，因为这不是事实，也有可能那张桌子只是嵌上了木头或者卡拉拉玻璃。著名的工匠手艺人奥斯卡·巴赫在20世纪20年代用白色的缟玛瑙做了桌面。前一种描述也是说那张桌子是“白色的”“大理石的”，但没有说明有多少白色或者哪部分是白色的。“全白色的桌子”和“白色桌面的桌子”之间的不同，以及“完全是用大理石做的桌子”和“只有表面是用大理石做的桌子”之间的不同，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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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子是用什么做的，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这很重要。知道一件物体的成分可以救戈兰·托马舍维奇的命，以及走在他前面进入内罗毕西门购物中心的警察。与恐怖分子发生枪战的时候，东非路透社的首席摄影师托马舍维奇和警察一起躲在一根大柱子后面。他意识到柱子并没有和建筑物连接在一起，敲一敲就会发现柱子是空的。他的同伴们也敲了，然后问“那又怎么样？”托马舍维奇解释说，单薄的材料是不能挡住子弹的，也不能给他们带来庇护。于是他们快速地移动到一处防御性更好的地方，存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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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假定是由主观事物形成，还是由事实真相形成，都是有害的。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一个在机场排队的，左手无名指戴着戒指的老妇人不一定是已婚、订婚或者寡妇，或许她独身一人。翻到第15页看那个白人妇女，她头上戴着羽毛，拿着一幅画，画上的人裸露着后背，她的左手无名指上确实戴着戒指，然而，因为戴着戒指就假定她已结婚、订婚或者守寡，也不一定正确。画中的这位女人其实是个妓女。同样，我们也不能假定本章第91页的画中，围坐在桌子周围的人们互相之间有关系，也不能假定霍珀的画作《自助餐厅》里的女人是在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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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的推断并不容易被察觉或者自动消除。因为那些是由观察得来，建立在观察之上的。即使是最好的组织也会有无法摆脱假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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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美国成立伊拉克情报委员会，旨在总结出情报机构是怎么错误判断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并将其结果汇总成601页的报告递交给美国总统。委员会是这样总结的：“主要的原因在于情报机构没能收集到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有力情报，在分析他们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情报时犯了严重的错误，并且不清楚有哪些分析其实是建立在假设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可靠的证据之上。因为那些分析家太执着于假设了，他们有太多的结论是依靠推测和假设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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