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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答案就出来了。正是这句话，给布利斯赢得了一份每年83.2万美元的合同。客户签订新合同后，只需要缩减旧的服务公司所提供的项目，即每周只为一幢大楼提供一天的清扫服务，客户则按每笔服务的最低费用50美元来支付就可以了，这样客户每年只需花费2600美元，同时，和布利斯公司合作，每年可以省下超过13.4万美元。如此一来，布利斯便成功获得了这单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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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类的生理盲点会导致我们漏看东西，但我们还是能够运用认知能力来确保重要的信息不会在不经意间从过滤器里溜走。训练大脑进行更有效的观察和感知，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更多，还能帮助我们错过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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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整体”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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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掌握了抓住重要细节的能力时，你还要小心，不要将对细枝末节的捕捉凌驾于其他重要信息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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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2月的一个晴朗的晚上，夜晚11点32分，美国东方航空401次航班的洛克希德三星客机在从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顺利返航之后，飞行员正准备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副机长注意到座舱的起落架指示灯是灭掉的。于是有着超过29000小时飞行经验的32岁的机长，对控制塔发出无线电广播：“看起来我们需要盘旋飞行，因为指示灯还没有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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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拔2000英尺的安全航行高度，机长开启了自动巡航功能，并开始检查为什么起落架手柄下面的自锁式方形按钮没有变绿。难道它被烧坏了吗？或者是起落架确实没有锁定到正确的位置？在之后的7分钟里，航班的空乘人员被这盏小小的灯搞得非常困扰。他们转动把手，想努力拆掉它，咒骂它，却又怕把自锁按钮弄坏；他们设法回忆上次测试的时候它是不是亮的，或是用手帕裹住一对钳子，对它又拧又按，或是讨论镜片是不是安装错误，并且用了所有的办法让它发亮。与此同时，根据驾驶舱语音记录器的记录，他们把其他的一切都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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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在机长转头和后面的人讲话时，同时靠在了控制杆上，即飞机的W形状的“方向盘”，于是他误将自动巡航模式调成了保持最后状态的模式。他没有注意到，靠在W型操纵杆上会让飞机下降，机舱里没人注意到客机在弗罗里达大沼泽地开始进入缓慢的下降状态。在海拔高度不到250英尺时，机舱里又发出了警告音，但仍然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压根没有注意到那些别的更重要的事，直到飞机离地面只有10秒的距离时，机组人员还在专注于那个价值12美元的电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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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了这起飞机失事残骸之后，国家交通安全局认为起落架是降落的，并且锁定在固定的位置上，而且起落架的指示灯实际上是烧坏了。飞行员本该知道这点，如果他们能正确地看到驾驶舱下面的小视察窗，那上面提供了起落架的可视状态；而且，即使起落架没有放下，它们也可以手动操作。这班飞机本可以安全降落，如果机组人员没有被一个按钮所干扰。可是与之相反，176人中有101人，包括每位机组成员，都在这场坠机事故中断送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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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许总想去评价这些飞行员，但是，非注意盲视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对于“管状视力”的纠正，同样也需要用到与其他盲视做斗争的方法：从别的角度看，看边边角角，从你当前的活动中休息一下，退一步看并确保你观察到了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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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相信，能同时在简单系统和复杂系统里最好地看到整体的学生就是视觉学习者。同样地，学习艺术作为一种视觉手段，会促使我们运用视觉空间的才能，并且使之更加敏锐，最终可以帮助我们在观察大型图片的时候也能看得更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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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一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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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一些大事小情的沟通交流，大多是在事情发生以后。我们通过讲述、短信、邮件来记录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如果我们无意中忽略了某个重要细节，那么，那些没有第一时间在现场的信息接收者将永远不知道是否有信息遗漏了。作为最初的信息源，我们有义务在沟通中包含所有重要的细节，同时也能够把握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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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还是一个见习辩护律师的时候，法官为了鼓励我们去练习完整的、细节丰富同时贯穿整个事件的描述，经常要求我们把信息的转达看作是“画一幅图”，从而说服法官和陪审团，因为他们不在现场。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以下情况：从证人那里听到故事；儿童福利工作者做填写家访报告的任务；或者保险审核者调查一起索赔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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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看到的东西“画一幅图”，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是从一张空白的画布上开始作画的。只有被有意地画上去的东西才会被别人“看到”。我们不该让画布空着或者不完整，而且我们更应在画布上把图画成准确、客观、有描述性的事实，既运用粗线条又运用细节来记录我们所观察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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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我和家庭保护服务的调查人员一起做事，帮助他们描述他们所拜访的住宅，从门外就开始，而不是从前面的门厅。草坪是否杂草丛生？住宅是不是靠近繁忙或者危险的街道？有没有成堆的垃圾？一旦进到房屋内部，他们就必须浏览整个环境。地板是否干净？周围有没有动物，如果有的话，它们是不是看起来很健康而且被悉心照料？家里有什么样的气味？窗户有没有装窗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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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要关注细节。咖啡桌上有什么？杯子？弯柄羹匙？打火机？《圣经》？纸张和蜡笔？色情杂志？这不是在判断，而是在收集事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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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孩子的时候，看看他们的牙齿。牙齿是否干净健康？如果孩子蛀牙严重，就很可能从未去过牙科诊所。微小的细节可以让我们对于这家人是否悉心照顾孩子有更多整体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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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教他们研究一下他们被叫去拜访某人的原因——然后，进一步地观察。如果只专注于被报告过的事件，会让他们漏掉家里更大的警告信号，这样就会导致孩子遇到更大的风险。调查人员需要认真地对细节进行分类，同时又要察看家里其他人的动态。这样的练习通常是会得到回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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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者乔安娜·朗利第一次拜访位于宾夕法尼亚农村的一户人家，调查一项疑似儿童被疏于照顾的指控时，她将访问中所有相关细节都记录在一个报告里，详细描述了一幅图景，以便其他的同事也能够接手并跟进。房间破碎的前窗被几块木板遮盖，信箱的槽被管道盖住，有个女人到前门应答来访者，并说自己是这家孩子的母亲，她拒绝让朗利进门。这位母亲把自己挤在微微打开的门缝后面，表现出防御性的肢体语言，她身上有香烟味，朗利说外面在下大雪，自己需要有个遮挡的地方，这位母亲也断然拒绝了她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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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位母亲很不友好，朗利自己也非常不舒服，但她还是保持着对环境中客观事实的关注，而非交流中的主观情感。同时，她也在脑海中描绘了一幅大的场景，她知道如果轻易地转身离开，就会失去一次对孩子进行专业评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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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利没有因为受到辱骂和伤害、客户态度恶劣和自己被冻得冰冷的脚趾而打退堂鼓，她还是继续仔细客观地观察。她的目的是要亲眼看到这个女人的孩子们，记录他们的健康状况、发育情况和外貌等方面的细节。尽管前厅的走廊上并不是个理想的地点，但她还是在那里完成了采访。她简要地询问了每个孩子，以确定他们并没有受到直接的人身威胁。朗利花费了一些功夫从自己的主观观察中还原了实情：虽然这位母亲并不友好，但她并没有虐待儿童。那么，她的冷淡会不会是源于防御性的目的呢？或许她之前曾与权威势力有过不太愉快的交涉经历。这位母亲是这个房子的主人，这是她的房子，她有权利决定谁可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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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利有意识地决定要找出有关儿童人身安全的重要细节，于是按照这位母亲的意愿，在门外得到了她想要的事实。因为尊重这位母亲的意愿，朗利赢得了她的信任，而且她欢迎朗利进入她家进行拜访。这位母亲甚至向朗利敞开心扉，并开始和朗利一起做事，来改善孩子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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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用一幅实际的画来练习“画一幅图”吧，找出大大小小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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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下面这两幅并排的画，因为我们自己的画布是空白的，所以我们先假装不认识这两位先生，姑且把他们称作1号和16号。运用我们在上一章学习的观察模型，还有一些现代的记录系统，保持井然有序。记录的工具可以是笔和纸、智能手机，或者便签纸，对着两幅画面做一个客观的观察。写下你能找到的事实细节，越多越好。对比这两幅画的人物、事件、时间和地点，比如，1号是站着的，而16号是坐着的，两个人都是3/4的侧身像，脸朝左。你最好能用2~5分钟来做这个练习，现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