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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什么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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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别人进入我的世界时，有哪些事情是他可能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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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够收集到的信息越多，精准评估的概率就会越高，也就会增加找到目标的机会，无论我们寻觅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答案，或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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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捉摸的“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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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学习了如何去评估人物、事件、地点和时间，理解其他的视角还能帮助我们回答难以捉摸的“为什么”。为什么她会这么做？为什么他退出了？为什么有人破坏了社会秩序？为什么有人会发脾气、和我们决裂、离开城市、烧毁了那座桥？在很多情况下，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反应的结果，而反应由激起该反应的行为所造成。理解了别人是怎么看事情的，他们的生活中遇到了怎样的情况，会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做出某些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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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为美国和平队设计了回应性侵的培训项目，其中有一项内容是“全方位地看事情”，系统地阐述什么方法是最有效的回应。为了持续守护志愿者的安全，和平队的工作人员需要用更好的方法去看到，志愿者在面对性侵的场面时，信息是怎样呈现和被接收的。比如说，她向不同的人描述自己的情况时，如果所说的事实有所变化，那么可能是她没有讲出实情。站在她的立场看问题，不同人会对事情有不同的理解。想象一下，一个受到精神创伤的女人，在海外远离亲朋好友，试图描述一次性行为的性质，这个性行为是和一个男性的经历，这个人可能像攻击者，也可能像她那个起初警告她不要离开家的严厉父亲。在这个角度，就容易看到为什么她会表现得不那么热切和主动。通过志愿者对团队里的专业人员讲述详情时为难的状态，能够帮助工作人员改进做报告时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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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当必须找出受害者了解的罪犯信息时，从罪犯的角度去看问题就非常重要。他的什么情况对破案有利？他的家人有没有与当地法律执行部门的关系，或者是对当地社区有影响力？罪犯和受害者工作或生活中的朋友有没有联系？为了掌握全面的情况，也应该去调查社区的人是怎么看待这起事件的，他们的反应又是如何？他们是否支持受害者，如果是的，那他们还会继续支持吗？最终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这名受害者是否应该坚持回到自己原来的立场。回答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从每个牵扯到的人的视角去看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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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帮助重塑了世界对于莫罗达普罗维登斯居民的看法，里约热内卢的市领导开始重视起来，终于，他们冒险上山，会见那里的居民，并且了解了居民的生活状况。居民们受制于帮派头目，在地理上被孤立，要步行下山数百步才能看到一个杂货店。2010年，市领导出台了一项革命性的社会服务项目：安抚警队从武装贩毒分子那里回收这个区域，并且重建和平。公民联合会选出了议长来加强社区荣誉感。2014年7月，新的缆车系统建立了，缆车将贫民窟和山下的里约热内卢市区连接了起来，它每小时载客1000人次，而且是免费的。在每辆缆车上，都能看到360°的美丽景色，它也开始吸引新人群来到贫民窟，那就是游客——他们只为从新的角度俯瞰这座城市的美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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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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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你在法国南部的一个渔村，站在窗前可以看到地中海清澈碧蓝的海水，温暖的微风掠过海面上的船只，吹进开着的窗里。渔村五颜六色的，从全年盛开的鲜花，到环抱着鹅卵石海滩的色彩明亮的建筑物，一切都很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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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画家亨利·马蒂斯欣赏了近10年的风景，他为了躲避巴黎潮湿的冬季，在科利尤尔小镇租了一个工作室。工作室的窗户，严格来说是两扇开在阳台上的门，能俯瞰小镇的海港。马蒂斯花了数不尽的时间在窗前作画，画他所看到的景色，尽力捕捉被他称作为“色彩爆炸”的景致，比如这幅1905年的画，就叫作《开着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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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马蒂斯，《开着的窗户》，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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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他又给同样的景色作画，起名为《科利尤尔的法国窗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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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马蒂斯，《科利尤尔的法国窗户》，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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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发生了什么？窗外的风景没有变，依旧是蓝色的地中海，色彩鲜艳的船只，温暖的夏日。事实上，用巴黎蓬皮杜中心（也是收藏这幅画的地方）的艺术史学家的话来说，仔细看就会发现，阳台上模糊的树和铁制品，好像在马蒂斯上色之前就已经有颜色了一样。学者们认为，是马蒂斯看世界的视角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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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洞察力一样，我们的视角也是会改变的，并非一成不变。很多东西可以操纵我们的视角：时间、心境、还有令我们改变眼界的新经历。一个人今天所认为的一些事情，今天对一些事情的描述，会和将来的看法大不相同。在最近的一个学期，我培训儿童受虐事件的调查人员，有一位学员学到了，自己的人生中经历的事情会对她调查现场时所“看到”的信息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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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蒂斯来说，1914年的生活与9年前的生活大相径庭。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德军侵略马蒂斯的家乡，他年老体弱的母亲受困于敌人阵地，朋友们被征兵，兄弟成了战争的囚犯，虽然他多次想参军，却因年龄的关系反复遭到拒绝。法军征用了他在巴黎的房子当作总司令部，于是他被放逐到了夏日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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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利尤尔的窗户外，景色并没有改变，那景色没有被炸弹和外国军队毁掉。在这座加泰罗尼亚人的村庄里，生活还是像过去那样继续着。可是，只有马蒂斯自己认为，风景已经变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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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一点这么重要？因为视角的改变也会带来观察的改变。如果我们采访马蒂斯，问他1914年的海是什么颜色，他会说“黑色”——他不是在说谎——对我们来说，海明明是蓝色的，但是对他来说，海就是黑色的。我在对和平队性侵调查组的培训中强调这点，我说受害者之所以会改变自己的真实经历，可能仅仅因为久而久之，她会把事情记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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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研究也表明，我们对一些事情回忆的次数越多，越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会记起更多内容，要么会重塑当时的记忆，尤其是当那件事和一次情感经历有关时。纽约大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教授伊丽莎白·A·菲尔普斯认为，这是因为大脑连接了两个地方：情绪产生的地方，即大脑中的杏仁体；记忆存储的地方，即大脑中的海马体。有些事情唤起了我们的情绪，无论好坏，杏仁体都会告诉眼睛更加注意，以便为海马体存入更多记忆。然而，当情感因素参与了记忆，并获得了信任，不一定会提高记忆的客观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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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这种可能性能够避免我们做出错误假设，比如某人此刻没有说实话，或者以前没有说实话。这种假设导致我们无法及时地为他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