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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一架航班上听到空乘人员说了一个笑话：怎样保守一个秘密不让乘务员知道？答案是：通过机上广播来宣布它。我儿子会说：“很好笑，因为确实是这样。”不同于乘客关注着驾驶舱里传来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乘务员通常不会收听机上广播，因为这些信息对他们没有什么意义，他们用不同的方法和机长沟通，通常是编码了的指示灯和长得像门铃的钟，以此来消除乘客不必要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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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能尽最大努力调整我们说给听众听的话，也无法保证对方一定会听进去。为了有助于我们的交流能够被接受，我们需要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再做最后这几步。这是交流更容易被接受的秘诀，我把它叫作三个R：重复（repeating），重新命名（renaming），和重新构筑（refr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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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R：重复（repe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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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沃霍尔以一个非常简单的理念让自己成为了流行艺术之王：画像的重复。不管是金宝汤的罐子，还是玛丽莲·梦露的多格人像，每当你看到沃霍尔的画，你就不会忘记，因为你在同一个地方看到它不止一遍。我们可以在交流中运用这个概念，不过不是自己来重复，而是让对方来回应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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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问听者是否在听是不够的。组织心理学家大卫·G·贾维什博士建议：“不要问听者是否听到了或者理解了我们说的话，因为回答的人一般都会给出肯定的回答。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希望老板认为自己在开小差，或者没有正确理解那句话。”所以我们不要这么做，而要像交通控制员对领航员所做的那样，确保你的信息是被接收到的：请求对方用自己的话复述你刚才所说的。要是鲍比·佛雷牛排餐厅的服务生请求客人重复一下红酒的价格，听到“37，50”被大声地重复出来，或许就会引起这位客人或者一起用餐的同伴的疑惑，就会要求这个服务员把价格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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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觉得让对方逐字地复述你所说的话会让你不舒服，你可以让他对你说的话进行评价。贾维什这样建议：“问对方，完成这个任务时，哪一步是最困难的、最容易的或是最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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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R：重新命名（ren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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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加索完成了一幅巨型油画——画面上是5个线条硬朗、肢体脱节的裸体女人——的9年后，他终于让这幅画走出工作室，展示在公众面前。因为画面描绘的是巴塞罗那一条烟柳巷的妓女，他就将这幅画简单地命名为《阿维尼翁的妓院》（英文名为The Brothel of Avignon），简称《我的妓院》（英文名为My Brothel）。这幅画本身已经足够令人震惊，因为画中女人原始的、世俗的姿势，所以毕加索的友人、诗人安德烈·萨尔蒙为1916年的沙龙重新命名了它，改名为《阿维尼翁的少女》（英文名为The Young Ladies of Avignon），因此这幅画能让对此话题羞羞答答的公众更愉悦。重新命名后，这幅画被永久地保存在现代艺术博物馆里，并且被公认为毕加索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改名字，丝毫不会改变它的内容或构造，却能够更好地被人们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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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理解中遇到障碍时，只是简单地变换一下名称，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纽约时报》最卖座的作家哈维·麦凯建议：“有时候，当你把你想要的东西改一下名字，你就能够轻易地得到它。比如说，你的对手不愿‘重新谈’合同。好，如果我们把它说成‘合同的增补’呢？你的对手不愿意付补偿金。好，那你就说这是一个‘要商议的合同’。”只要这是一个正确的近义词而且没有改变原义就行。想想莎士比亚说过的那句话：“玫瑰不叫玫瑰，还是一样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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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R：重新构筑（refr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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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馆长一直很自豪，因为有很多藏品用了艺术家设计的原创画框。然而20世纪90年代，他们突然很吃惊地发现，并不是每一个画框都正好匹配它所裱的那幅画。通过仔细观察，他们发现，温斯洛·霍默的作品《右与左》（Right and Left）的原始画框实际上太小，并且遮住了重要的细节。这个画框正好适合他的另一幅没有原始画框的作品《猎狗与猎人》（Hound and Hunter），于是画框被换掉了，并为《右与左》制作了一个新的、更大的画框，使画作能够完整全面地呈现给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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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传达的信息没有和听众产生共鸣，那么你需要尝试重新构筑你所表达的方式。我想起一则20世纪中叶的奇闻，它完美地说明了重新构筑沟通所能产生的神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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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失明的老人在人流高峰期坐在一个繁忙街头的角落里乞讨，乞讨用的锡罐旁边有一张厚纸板，上面写着：我是盲人，请帮帮我。然而锡罐里没有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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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轻的广告文案从业者走过，看到这位盲人和他的乞讨语，以及空的锡罐，她注意到从盲人身边走过的人们对此无动于衷。于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把厚纸板翻过来，在背面草草地写下了一句新的话。她把纸板留给那位盲人，然后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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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人们马上开始往他的罐子里投钱，当罐子里的钱溢出来时，这位盲人让一位陌生人告诉他纸上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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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说：“纸上写着：今天是美好的一天，你能看到，我却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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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个方式表达我们的信息能够彻底改变它被接收的方式。当我告诉人们，“洞察艺术”课程的平均时间为3个小时，他们总是非常惊讶。如果是听一个人讲3个小时，那真的很久，于是，当我有很多信息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时候，我会很注意如何去构筑我要说的话：会在内容里加入供学员互动的图片，做一些互动协作的练习，让学员们站起来和同伴说话，还有多次的博物馆之旅。在课程的最后，很多学员都会告诉我，他们还能再和我一起待上3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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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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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在纽约的艺术展览，名为“在工作室”（In the Studio），这个展览探索艺术家们如何用艺术的方式展现他们自己工作的地方。虽然作品之间有很大不同，但都是个性化的表达，关于艺术家自己与他们创建信息的神圣之地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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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德国的英国画家卢西安·弗洛伊德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孙子，用一幅《水槽边的两个日本摔跤手》（Two Japanese Wrestlers by a Sink）来描绘自己的工作室。他没有把安静房间里的大窗户、画家或者是一支画笔展示给人看，而是用一个普通的甚至有点脏的洗面池占据了几乎整个画面；这幅画从标题上来看，主角似乎是摔跤选手，但其实只在画的侧面，而且被削掉了许多，而水槽不仅在空间上占据更中间的位置，而且与画中其他元素相比，也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具有更核心的地位。通过让我们看到前方和中间，弗洛伊德提醒我们，他的画作、他的创造性的表达，并不是什么神来之笔，而是计划、操练和目标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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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幅老彼得·勃鲁盖尔创作于16世纪的素描自画像《画家与买主》（The Painter and the Buyer）中，勃鲁盖尔拿着一支画笔站在他的工作室里，站在一幅看不见的画布前，一个旁观者略过他的肩膀徘徊在他身后。勃鲁盖尔合并了这幅画的观看者在他的自画像中，这点很重要，因为这是艺术家在肯定一件事：他的交流并不只意味着他想创造的东西，也同样意味着别人如何看它。或许艺术家最终的作品看上去是不费力气而且是被所有人喜欢的，但其实并不是。甚至可以这样说，所有的作品——至少是那些好的、能被记住的——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顾及到买它的人、终端用户或者是它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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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彼得·勃鲁盖尔，《画家与买主》，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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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请大家来看一看1963年理查德·德贝康的画。我觉得它很引人注目，因为它不同于他的那些抽象风景画，《工作室的墙》（Studio Wall）更加具有代表性，也更易理解：它展示了艺术家挂在墙上的画，看起来像是提供了观赏者一张空椅子，邀请观赏者进入画室。无论是艺术还是交流都是如此：那是一个邀请，一个让别人进入我们大脑的邀请，让他们知道我们看到了什么，以及我们是如何观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