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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事物给我们带来压力。效率顾问戴维·艾伦在自己的著作《尽管去做：无压工作的艺术》（Getting Things Done）中提到，我们每天焦虑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觉得自己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但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这让我们很沮丧，因为我们的大脑潜意识被未完成的任务困扰。艾伦说，这种困扰在所有的任务中都存在，这些事情包括“大大小小的事，从重大的、必须做的事，比如‘消除世界饥饿’，到更为普通的事，比如‘招聘新的助理’，再到最小的任务，比如‘替换电动卷笔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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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到我们效率的未完成任务不仅仅局限于我们写在任务清单上的那些事，还包括了我们内心认为不得不做的事，比如，我们很盲从地认为应该去回复每一封电子邮件，给每一通电话回电，回答别人问的每一个问题。未完成的任务导致的压力会轻易影响到我们，不管我们是公司经理、新闻社编辑、学生还是全职家长。我们并不需要有意识地记录自己脑中到底有多少未完成的事，但即便如此，也要知道，这些未完成的事消耗着我们的精力和注意力，积压的工作是会把人逼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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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像其他那些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事情一样，如果回避它们，事情就会变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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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去逃避未完成的任务，让我们训练大脑，就当那些未完成的任务是完满的，让那无穷无尽的开环回路无法掳获我们。你一定已经猜到了，我们将用艺术来对此进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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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未完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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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著名的艺术作品没能完成的原因，就和工程、促销、职场上的问题没有完成、没有解决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政治、灾难、优柔寡断、上级要改变目标、生老病死、时间、金钱或资源的缺失。能够把某人遗留下来的工作捡起来，这样的能力是无价的，尤其是当今所有行业每年全国员工的流动率都超过40%的情况下，而且新员工都被期待要成功地完成并不是由自己起头做的、而是中途才开始的工作。如果我们能把对一件未完成的项目给我们带来的主观情绪——对不得不去做不够完美的工作所感到的失望、困扰——从客观事实里分离出来，就会发现从许多方面来说，不圆满的工作与圆满的工作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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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张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未完成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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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够客观地评估和分析它吗？是的，重要的元素都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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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的人物是谁？一位妇女，她有着黑色的头发、长脸、明眸、黑色眉毛和修长的鼻子。我们看到她右手细长的手指放在大腿上，看不见她的左手。她看上去是独自一人。她戴着黑蝴蝶结和带花边的短项链，这点可以看出她是20世纪早期的人物，或者起码在那时她衣着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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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干什么？她坐着，向前直直地凝望，就好像在给画肖像的人摆姿势。她在哪里？看上去她是在室内，可能是在一个工作室里，或者在一个并没什么特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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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时候？看光照，可能是白天，但我们分辨不出这是一年中的什么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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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什么？她的名字，她与这位画家的关系，她在什么地方摆姿势，她其余的服装或是她身上盖的东西是怎么样的，她为什么在那里，为什么这幅画没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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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获得更多信息的话，我们还想知道什么？知晓了什么答案能让我们回答出最重要的问题？——她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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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幅画没有画完，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运用所知道的客观事实来发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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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这幅画是克里姆特画的，但是为什么它只是半成品？如果研究一下克里姆特在临近生命尽头时在做什么，我们就能发现这幅画是1917年至1918年他在维也纳时画到一半的作品。他在56岁那年突然死于中风，于是这幅画就以没有完成的状态遗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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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现在知道了时间和地点。根据这些线索，加上一点历史研究，就能得知这幅画是克里姆特在1917年画的，画中的妇女名叫阿玛莉·祖克尔坎德。故事就从这里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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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玛莉·祖克尔坎德和所有的大人物都有关系。她是克里姆特的好友——艺术评论家、记者和文学沙龙的女主人——贝尔塔·祖克尔坎德丈夫的姐妹，跟犹太糖业的巨头费迪南德·布洛赫·鲍尔妻子的姐妹特雷瑟·布洛赫·鲍尔是朋友，而费迪南德是克里姆特最大的赞助者之一。费迪南德委托克里姆特画阿玛莉的肖像，另外还委托他画至少7幅其他的画，包括两幅他妻子阿黛尔的肖像画。1938年，纳粹分子进入维也纳，犹太居民和驻地艺术家都不堪其扰。虽然阿玛莉的女儿赫敏能够安全地躲到巴伐利亚，但她自己却在集中营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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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阿玛莉的肖像画在当时和克里姆特其他的画一起挂在费尔南德·布洛赫·鲍尔在维也纳的宫殿中，虽然布洛赫·鲍尔得以逃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城堡里，但他在维也纳雇了一名律师保护他的财产，可是谁知道那位律师原来是一名高级的党卫队军官，他帮助纳粹将布洛赫·鲍尔的财产进行了清除。布洛赫·鲍尔在维也纳的宫殿最终变成了德国铁路中心，而现在，它是奥地利的铁路总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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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阿玛莉的肖像画丢失了几年，被阿玛莉非犹太裔的女婿继承，但是他却把这幅画卖给了一个艺术商。那位商人把这幅画放进自己的私人收藏中，在2001年自己于101岁高龄去世的时候，捐赠给了奥地利美术馆。2006年，奥地利仲裁陪审团下达命令，所有被偷走的作品，包括这幅阿玛莉·祖克尔坎德的未完成肖像都应归还给布洛赫·鲍尔的继承人，但是随后又改变了注意，决定将阿玛莉的画像留在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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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因为这幅克里姆特的画未完成就跳过它的话，就不可能发掘它背后这么丰富精彩的故事。我们没有逃避，而是用了与我们处理所有已完成作品同样的方法来处理它：用井然有序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做。当我们准备好在这不尽如人意的、重要的信息缺失的环境下运用我们的洞察技巧，我们就会在这种关键的时候——在裁员、解雇、突然的调离、雇人失败、政策规章剧变的情况下——从坐板凳的队员当中脱颖而出被重用。即使在只有不完整的信息和资源的情况下，我们也要巧妙应对。某天深夜，我就在华盛顿的一家宾馆里做到了这点，而且我很可能救了人一命，心里的滋味大过于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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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去华盛顿出差，经常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宾馆里，所以每年他们都会给我准备生日礼物。然而，有一次我住在那里，凌晨两点醒来，我听到房间门外有人在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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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再让你对我这样做！我要打911电话，我发誓我会打电话报警的！”是一位妇女的声音，沿着过道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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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床上爬起来，透过房间的窥视孔向外看去，却什么也看不见。我是个有单独旅行经验的旅客，我不至于笨得去打开门把自己暴露于危险之中。那尖叫还在持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