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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在独木舟里。”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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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去的。我可能会被杀，我的亲人就不知道我去哪儿了。但是你，”他转向另一个人说，“可以和他们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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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个年轻人留下了，另一个年轻人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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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们沿河而上，到了卡拉马另一侧的一个小镇。镇上的人来到河边，双方开始战斗，许多人被杀了。但不久，这个年轻人听到一个战士说：“快，我们回家吧，那个印第安人被击中了。”他在想：“哦，这些人都是鬼。”他并没有感到身上难受，但却听到别人说自己被击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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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年轻人划着这只独木舟回到艾古拉克，他上岸回到家开始生火。他对众人说：“看哪，我曾与鬼待在一起，我们一起打仗了。我们的许多同伴都被杀了，许多袭击我们的人也被杀了。他们说我在战争中被击中了，但我并没有感到身上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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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完了一切，然后安静下来。太阳升起时，他倒下了，嘴里吐出黑色的东西，脸变得扭曲。人们跳起来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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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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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莱特让他的学生在一年里回忆并复述了好几遍这个故事。学生们都认为自己准确地复述了这个故事，但实际上，他们每次复述都会对这个故事做出一些改变，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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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漏与他们的生活和情况无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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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故事的细节、顺序和重点，以配合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事（例如，将独木舟改为“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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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莱特认为，这些图式本身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但心智建立和填充图式的倾向是与生俱来的。他的实验工作包括要求人们记住和复述故事、完成不完整的故事，并为事件作见证。他发现，我们倾向于与自己已有图式一致的方式完成故事和回忆事件。这使我们作为目击证人时并不可靠，因为我们经常会歪曲自己所看到的，以符合自己的个人图式和已有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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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了自己期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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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美国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1897年—1967年）和约瑟夫·浦斯特曼（Joseph Postman，1918年—2004年）用图片进行了一项研究，图片描绘了一个白人男子用剃刀威胁一个黑人。但是，当要求被试回忆和描述自己看到的画面时，参与者往往会说那个拿着剃刀的人是黑人。导致人们记忆扭曲的不仅仅是种族偏见。1981年，科恩（Cohen）给被试展示了一对夫妇在餐馆的照片。他告诉部分被试那个女人是图书管理员，而对另一部分被试说她是一名女服务员。后来，当要求被试描述这个女人时，被试的陈述会根据自己认为那个女人做的不同工作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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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一个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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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似乎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我们知道，其他物种不具有像人类一样广泛的口头表达形式；我们也知道，所有人类部落或社区都能进行口语表达。因此，研究语言的先天/习得行为非常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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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年，法国神学家和哲学家安托尼·阿尔诺（Antoine Arnauld，1612年—1694年）和作家克劳德·兰斯洛特（Claude Lancelot，1615年—1695年）出版的《皇家港语法》（Port-Royal Grammar）中认为，语法是人们普遍的心理过程，因此语法是与生俱来的。美国科学家、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生于1928年）是这一观点的现代支持者，他曾表示，孩子有学习语言的天赋，他们学习哪种语言取决于他们生活在什么社区，但所有语言的基本结构都是通用的。学习语言是一件简单的事，仅仅是用内容填充大脑中已经存在的结构而已。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语法结构非常复杂，对于孩子来说，仅靠模仿难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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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普遍结构或自然组织原则不仅获得语言学研究者的支持，还被各种“自然实验”的结果所证明。这些自然发生的情况使科学家有机会进行观察，就好像他们进行的实地实验一样（通常，这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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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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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认知科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生于1954年）认为语言是人类种族适应的一种本能，就像织网是蜘蛛的一种特殊本能一样。他引用聋儿的例子，认为在一段时间内，聋儿也会对着自己的双手“咿咿呀呀”。这说明儿童语言的发展存在一个关键期，如果他们不在关键期分界点之前学会说一种语言，那么，他们将学不会说话。这个关键期分界点类似于猫视觉发展的分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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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禁止的实验”是不被允许的。但是，有许多不会讲话的父母（聋人或者哑人）抚养那些语言机能健全的孩子，许多这样的孩子学会了自己父母使用的手语。但有些孩子却是在没有手语的情况下长大的，他们基于符号和手势发展了自己的交流方式，这种方式被称为“家庭手语”（homesign）。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苏珊·戈丁·麦兜（Susan Goldin Meadow）和海蒂·费尔德曼（Heidi Feldman）研究了家庭手语。他们发现，家庭手语系统虽然是由各自分离的孩子或家庭独立发展起来的，但却有共同的语法结构。这表明，语言并不需要说出来，而手语的发展和口语的原则是一样的，如用词序表示一个词的功能。这些研究的结论很重要：无论是口头语言还是非口头语言，语言的基本规则都是先天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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