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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在独木舟里。”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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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去的。我可能会被杀,我的亲人就不知道我去哪儿了。但是你,”他转向另一个人说,“可以和他们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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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个年轻人留下了,另一个年轻人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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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们沿河而上,到了卡拉马另一侧的一个小镇。镇上的人来到河边,双方开始战斗,许多人被杀了。但不久,这个年轻人听到一个战士说:“快,我们回家吧,那个印第安人被击中了。”他在想:“哦,这些人都是鬼。”他并没有感到身上难受,但却听到别人说自己被击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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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年轻人划着这只独木舟回到艾古拉克,他上岸回到家开始生火。他对众人说:“看哪,我曾与鬼待在一起,我们一起打仗了。我们的许多同伴都被杀了,许多袭击我们的人也被杀了。他们说我在战争中被击中了,但我并没有感到身上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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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完了一切,然后安静下来。太阳升起时,他倒下了,嘴里吐出黑色的东西,脸变得扭曲。人们跳起来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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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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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莱特让他的学生在一年里回忆并复述了好几遍这个故事。学生们都认为自己准确地复述了这个故事,但实际上,他们每次复述都会对这个故事做出一些改变,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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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漏与他们的生活和情况无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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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故事的细节、顺序和重点,以配合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事(例如,将独木舟改为“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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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莱特认为,这些图式本身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但心智建立和填充图式的倾向是与生俱来的。他的实验工作包括要求人们记住和复述故事、完成不完整的故事,并为事件作见证。他发现,我们倾向于与自己已有图式一致的方式完成故事和回忆事件。这使我们作为目击证人时并不可靠,因为我们经常会歪曲自己所看到的,以符合自己的个人图式和已有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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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了自己期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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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美国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1897年—1967年)和约瑟夫·浦斯特曼(Joseph Postman,1918年—2004年)用图片进行了一项研究,图片描绘了一个白人男子用剃刀威胁一个黑人。但是,当要求被试回忆和描述自己看到的画面时,参与者往往会说那个拿着剃刀的人是黑人。导致人们记忆扭曲的不仅仅是种族偏见。1981年,科恩(Cohen)给被试展示了一对夫妇在餐馆的照片。他告诉部分被试那个女人是图书管理员,而对另一部分被试说她是一名女服务员。后来,当要求被试描述这个女人时,被试的陈述会根据自己认为那个女人做的不同工作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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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一个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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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似乎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我们知道,其他物种不具有像人类一样广泛的口头表达形式;我们也知道,所有人类部落或社区都能进行口语表达。因此,研究语言的先天/习得行为非常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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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年,法国神学家和哲学家安托尼·阿尔诺(Antoine Arnauld,1612年—1694年)和作家克劳德·兰斯洛特(Claude Lancelot,1615年—1695年)出版的《皇家港语法》(Port-Royal Grammar)中认为,语法是人们普遍的心理过程,因此语法是与生俱来的。美国科学家、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生于1928年)是这一观点的现代支持者,他曾表示,孩子有学习语言的天赋,他们学习哪种语言取决于他们生活在什么社区,但所有语言的基本结构都是通用的。学习语言是一件简单的事,仅仅是用内容填充大脑中已经存在的结构而已。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语法结构非常复杂,对于孩子来说,仅靠模仿难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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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普遍结构或自然组织原则不仅获得语言学研究者的支持,还被各种“自然实验”的结果所证明。这些自然发生的情况使科学家有机会进行观察,就好像他们进行的实地实验一样(通常,这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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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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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认知科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生于1954年)认为语言是人类种族适应的一种本能,就像织网是蜘蛛的一种特殊本能一样。他引用聋儿的例子,认为在一段时间内,聋儿也会对着自己的双手“咿咿呀呀”。这说明儿童语言的发展存在一个关键期,如果他们不在关键期分界点之前学会说一种语言,那么,他们将学不会说话。这个关键期分界点类似于猫视觉发展的分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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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禁止的实验”是不被允许的。但是,有许多不会讲话的父母(聋人或者哑人)抚养那些语言机能健全的孩子,许多这样的孩子学会了自己父母使用的手语。但有些孩子却是在没有手语的情况下长大的,他们基于符号和手势发展了自己的交流方式,这种方式被称为“家庭手语”(homesign)。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苏珊·戈丁·麦兜(Susan Goldin Meadow)和海蒂·费尔德曼(Heidi Feldman)研究了家庭手语。他们发现,家庭手语系统虽然是由各自分离的孩子或家庭独立发展起来的,但却有共同的语法结构。这表明,语言并不需要说出来,而手语的发展和口语的原则是一样的,如用词序表示一个词的功能。这些研究的结论很重要:无论是口头语言还是非口头语言,语言的基本规则都是先天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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