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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科学作家和演说家威廉·玛窦·威廉姆斯（William Mattieu WiIliams，1820年—1892年），《为颅相学辩护》（A Vindication of Phrenololgy，1894年在其去世后出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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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加斯帕尔·伯茨海姆（Johann Gaspar Spurzheim，1776年—1832年）曾作为加尔的助手，在美国进一步发展和推广了颅相学。一些颇具影响力的作家，如美国的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英国的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则认真地看待这一问题，并将其运用到他们的作品中，从而增强了其作品对读者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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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懒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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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面术被充分受到重视。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差点错过了一趟旅途，而他正是受到这趟旅程的启发而发展出了进化论。这艘船的船长罗伯特·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1805年—1865年）是一个狂热的相面术爱好者，认为达尔文鼻子的形状表明他缺乏决心，并因此差点拒绝他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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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对相面术和颅相学的研究是由具有种族歧视倾向的白人科学家进行的，这使他们认为其他种族头和脸的形状表明其有较低的道德标准和更低的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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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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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犯罪学家塞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1835年—1909年）将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心理学和相面术相结合，提出了自己的罪犯类型理论。他认为，犯罪行为至少在严重犯罪或持续犯重罪的情况下是遗传的，并认为犯罪就代表着返祖，即回到人类进化的早期阶段。他相信，人们可以通过“类人猿般的身体特征”来识别罪犯，比如前额倾斜、长臂和突出的下巴，大小不一的耳朵和不对称的脸或头也被认为是罪犯的共同特征。但是，罪犯所有的特点并不都是显而易见的。他认为罪犯有特别敏锐的目光、减少疼痛感的能力，但缺乏悔恨或道德感，以及具有一种残忍、虚荣的倾向，且容易冲动和报复他人。也许，罪犯最后的特征——残忍、冲动和报复都与其暴力犯罪的生活相关，但罪犯耳朵的大小似乎不太可能是其特征。龙勃罗梭的理论在欧洲几乎得不到支持，但在美国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并导致犯罪人相学观点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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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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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体液以及遗传导致的大脑的强弱会促使个体以某种方式行事，这就说明人们无法控制遗传特征带来的强烈影响。这是19世纪后半期出现的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当时达尔文的进化论正在影响科学的方方面面。达尔文的进化论对新兴心理学领域的影响非常大。英国心理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1822年—1911年）因其智力测试的工作而出名，还因其建议不聪明的人不应该被抚养大而臭名昭著。他创造了“自然对抗后天”的说法，完全支持先天的决定性影响，这一观点获得了他的同卵（相同）和异卵双生子（非相同）研究结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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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顿和其他人试图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则扩展到社会领域，这种方法现在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涵盖了一种信念，即“更好”的人会茁壮成长，而“弱”的人将会或应该走向灭亡。它可以表现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中，老弱病残者得不到财政或社会支持。这也导致了优生政策，旨在通过削减那些被认为对人类基因库有害的群体（如慢性病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同性恋者和一些少数种族群体）的繁殖来改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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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心理学史 [:1701579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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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达尔文有关进化论的著作出版和格里哥·孟德尔（Gregor Mendel，1822年—1884年）建立了遗传学之后，“我们的许多个人特征都是来自于遗传”这一观点已经被许多人普遍接受。然而，眼睛、肤色和鼻子形状等容易量化的物理特征比心智特征更容易遗传。我们都有这样的亲身体验：人们似乎与自己的父母或兄弟姐妹有着共同的心理特征。但是，一个人的坏脾气在多大程度上是遗传的结果，又有多少是由于人成长在一个坏脾气的家庭而造成的呢？人们很难分清遗传和环境对性格和智力发展到底有多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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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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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出版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即一个人的外表反映了他的犯罪天性。在《雾都孤儿》（Oliver Twist）一书中，狄更斯描述了罪犯费根，他是“一个很老的、干瘪的犹太人，他那邪恶和丑陋的面孔被一大簇乱蓬蓬的红头发遮住了”。当他在《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中第一次描述犯人马格韦契时，他并没有描述这个人的外表，而只描述了他的衣服和身体状态，因为马格韦契这个人将来会慢慢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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