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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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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非常关注个人历史及其结果，并将案例中得出的结论推及全人类。他关于自我、超我和本我的描述（详见第1章“三幽灵再来”的内容）提出了一个通用的思想结构。此外，他认为我们每个人的心理发展都经历了口欲期、肛门期和生殖器期等阶段，所有的孩子都受到俄狄浦斯情结的影响（详见第8章“弗洛伊德的性问题”的内容），以及神经症都可以追溯到某种类型的性剥削或性事件（真实的或想象的），这些观点都预示着精神分析学说在更大程度上的通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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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弗洛伊德基于自己的童年回忆，以及在病人身上通过催眠、自由联想和广泛讨论得出自己关于人性的结论。将基于19世纪维也纳中产阶级的经历得出的结论扩展到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时间和地点的人身上，这个跳跃也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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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心理学史 [:1701579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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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心理学史 我们是好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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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下人会因狂热的知识而自相残杀；而卢梭则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下会显示出高贵和尊严。谁的观点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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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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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大屠杀是20世纪最可怕的罪行之一，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罪行之一。在这之后，全世界的人都在问：像党卫军集中营对待受害者的方式一样，是什么能让一个人去这样对待另一个人？在普通的德国人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其能够做出这种暴行？这个问题特别适合社会心理学家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里，人们通过一些著名的实验试图探索这种导致出现如此大规模残忍行为的人的心理状态。这不是一个可以由少数疯狂的人就能完成的事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行凶者？他们在做出这种行为之前品行良好，可能是一名普通工人、父亲、丈夫或朋友。我们需要得出一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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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支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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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斯坦福大学进行了一个实验，研究监狱工作人员和囚犯之间的互动。他招募了健康的男性志愿者，并将其分配为囚犯或狱警。为了使囚犯的体验尽可能地真实，实验开始于被试由于某种反社会行为而被捕，并在邻居的众目睽睽之下被捕。囚犯要穿制服，并只能用数字来代表自己。狱警们也穿制服，戴墨镜，并允许他们使用自己想到的任何方法来控制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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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监狱是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的一条经过改造的走廊。门上有钢条，“练习场”是一个走廊，还有一个改装过的橱柜，用作单独监禁的牢房。囚犯们只能睡3个房间，这些房间的空间很小，仅能放得下他们的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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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们开始维护自己的权威，他们常常在夜里叫醒囚犯，清点人数。规则允许狱警惩罚囚犯，他们经常强迫囚犯做俯卧撑。纳粹集中营看守所的警卫也曾经这样做过，后来的美国士兵也在阿布格莱布、伊拉克的美国军事监狱这样做过。一个狱警站在囚犯的背上，或让其他犯人做俯卧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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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囚犯们造反了。狱警用灭火器将囚犯们赶回监狱，然后把他们赤身裸体地绑起来，把头目关禁闭。不久，狱警们开始采用心理控制的方法。他们挑出一些囚犯接受特殊待遇，然后获取他们的好感，从而造成囚犯群体内迷失方向、异见和不信任。实验进行了一天半时间，一名囚犯开始精神崩溃。然而，即使是旁观者们也深深地沉浸在狱警的心理中，他们指责他在假装痛苦。几天后，这名囚犯才被排除在实验之外。当旁观者们听到一个逃跑计划的时候，他们不是观察被试的行为，而是防止囚犯们集体逃跑。为了惩罚囚犯，狱警强迫他们用牙刷打扫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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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计划持续14天，而津巴多在第6天就叫停了实验，这是因为旁观的社会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娜·马斯拉奇（Christina Maslach）表达了自己对囚犯所受待遇的恐惧。她是50名旁观者中仅有的一个对囚犯表示关心的人（津巴多在一年后与她结婚），9名囚犯中有4人已经精神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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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多在研究中发现了3种狱警：第一种狱警是强硬的，但只要囚犯们服从他们，他们就能公平地对待囚犯；第二种狱警是仁慈的，他们为囚犯做些小事，从不惩罚囚犯；第三种狱警似乎很喜欢自己拥有的权力，找到更具想象力的方式来伤害囚犯，当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被旁观者观察到（没有隐藏摄像机的地方）时，就开始虐待囚犯。津巴多认为，实验一开始并没有考虑狱警的心理状况，并据此预测其后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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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布格莱布监狱的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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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多认为，自己的实验和发生在美国阿布格莱布军事监狱里的虐囚事件是一样的。捆绑犯人、迫使他们蒙着头站着、迫使他们做出羞辱的性行为，这些惩罚措施都在斯坦福的实验中和阿布格莱布军事监狱里使用过。在阿布格莱布军事监狱发生的虐囚行为被归咎于“几个坏苹果”，但津巴多认为，不是几个坏苹果玷污整个群体，而是整个肮脏的群体腐坏了几个苹果。人们所处的那个环境会促使或者允许他们去做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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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邪恶的人不知不觉地犯下恶行，那么我们有必要将他们从人群中隔离并消灭他们。但是，善恶的分界线却贯穿于每个人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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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1918年—2008年），《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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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多的实验似乎揭露了人性的黑暗面：人们愿意甚至渴望伤害别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理由，仅仅因为他们可以这样做。他觉得匿名使人堕落到残酷的程度，而狱警的权威地位使这种情况得以发生。他注意到，人们很快就陷入了分配给自己的角色中，因此，“邪恶”的狱警是否表现出自身通常被压抑的、天生的邪恶？或者因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在按照自己认为最适合角色的方式行事？这都很难说。然而，与纳粹监狱的看守不同的是，没人告诉他们要残忍地对待囚犯。他们这些残忍的行为从何而来？津巴多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过去和现在的本性都消失了，而只剩当下的满足。人们做事不会考虑后果或原因，没人能确定这些人不会做这样的事。这就是实验观察到的行为如此可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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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无论曾经犯过的罪多么可怕，在拥有这种权力的情况下，我们都有可能会犯罪。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原谅犯罪，而是将其当成一种普通行为、分担它的责任，也不是宣称这些是某些狂人和暴君的责任（争论这些是他们的责任，而不是我们的责任）。斯坦福监狱实验给我们带来的主要教训是：情境会引导我们以不可能预知的方式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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