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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布格莱布监狱的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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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多认为，自己的实验和发生在美国阿布格莱布军事监狱里的虐囚事件是一样的。捆绑犯人、迫使他们蒙着头站着、迫使他们做出羞辱的性行为，这些惩罚措施都在斯坦福的实验中和阿布格莱布军事监狱里使用过。在阿布格莱布军事监狱发生的虐囚行为被归咎于“几个坏苹果”，但津巴多认为，不是几个坏苹果玷污整个群体，而是整个肮脏的群体腐坏了几个苹果。人们所处的那个环境会促使或者允许他们去做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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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邪恶的人不知不觉地犯下恶行，那么我们有必要将他们从人群中隔离并消灭他们。但是，善恶的分界线却贯穿于每个人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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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1918年—2008年），《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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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多的实验似乎揭露了人性的黑暗面：人们愿意甚至渴望伤害别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理由，仅仅因为他们可以这样做。他觉得匿名使人堕落到残酷的程度，而狱警的权威地位使这种情况得以发生。他注意到，人们很快就陷入了分配给自己的角色中，因此，“邪恶”的狱警是否表现出自身通常被压抑的、天生的邪恶？或者因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在按照自己认为最适合角色的方式行事？这都很难说。然而，与纳粹监狱的看守不同的是，没人告诉他们要残忍地对待囚犯。他们这些残忍的行为从何而来？津巴多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过去和现在的本性都消失了，而只剩当下的满足。人们做事不会考虑后果或原因，没人能确定这些人不会做这样的事。这就是实验观察到的行为如此可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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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无论曾经犯过的罪多么可怕，在拥有这种权力的情况下，我们都有可能会犯罪。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原谅犯罪，而是将其当成一种普通行为、分担它的责任，也不是宣称这些是某些狂人和暴君的责任（争论这些是他们的责任，而不是我们的责任）。斯坦福监狱实验给我们带来的主要教训是：情境会引导我们以不可能预知的方式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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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津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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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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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出版的小说《蝇王》（Lord of the Flies）就是以这样的问题为前提：当人们从社会约束和观察中解放出来时，他们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小说描述了一群小男孩在没有成年人的情况下受困于孤岛，他们最后陷入无政府的、残暴的状态。戈尔丁持有和霍布斯相同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便是自然的“兽性”。津巴多的实验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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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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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生于1963年）是耶鲁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他对3个月大的婴儿进行的实验表明，我们可能有一种天生的道德感，这使我们更喜欢利他行为，而不是阻碍和自私的行为。人们对非常年幼的孩子进行的研究通常可以观察婴儿注视的方向和持续时间，以此来表示他们的兴趣或偏好。布卢姆给婴儿展示了一段动画：一个球试图爬上山，然后一个有用的正方形轻轻地把它推上去，而另一个无用的三角形则挡住了它的去路。婴儿们都非常喜欢那个有用的正方形。他又改变了表示有用的/无用的形状和颜色，以排除婴儿们的审美偏好。他发现，在这些形状上加上面孔可以增强实验效果。即使是最小的婴儿也都更偏好有用的形状，他们的年龄太小了，不可能学会体贴和不体贴的行为。因此，布卢姆得出结论：这是婴儿们天生具有的基本道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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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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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达尔文对儿子威廉的发展做了详细的记录。他记录道，儿子在两年八个月的时间里表现出了内疚和羞耻的感觉，他把表明自己偷了食物的衣服上的污渍藏了起来。达尔文报告说，这个男孩从未因偷食物而受到惩罚，所以他不是出于害怕后果才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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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加拿大社会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生于1925年）开展了一项研究，孩子的年龄大到足以知道好坏行为之间的差异。他想知道，这些孩子在获得做坏事不受惩罚的机会后，是否不论这个榜样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会效仿。他和同事在斯坦福大学招募了72个年幼的孩子，并让成年研究人员充当榜样，实验材料是一些大型的、耐用的充气娃娃，它们能被打翻，但打翻后很快就会弹回直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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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72个年轻的被试分到3个组中：第一组被试将看到一个成年人对一个充气娃娃做出暴力行为；第二组是非侵犯组，被试将看到一个成年人正常地玩一些玩具；第三组没有角色榜样，被试会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接近这些充气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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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杜拉发现，那些看到侵犯性榜样的孩子最有可能虐待充气娃娃，而那些接触到非侵犯性榜样的孩子是最文明的，因此孩子们看到正确榜样的行为似乎能产生很好的影响（比没有看到任何角色榜样的孩子更好）。男孩子们看到一个男性攻击榜样会使其更易产生攻击性。而对女孩来说，榜样的行为对其影响不大，如果看见一个男性攻击型榜样，她们更有可能进行身体攻击；如果看到一个女性侵犯型榜样，她们更有可能进行口头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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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批评这个实验的真实效果是否会持续，还是只能持续实验中的那几分钟？孩子们是在通过模仿大人的行为来取悦他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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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班杜拉将半岁到6岁之间的孩子作为被试进行了类似的实验。他给孩子们看了一部电影：一个人猛烈地攻击一个充气娃娃，并冲着娃娃尖叫；之后，这个人会得到糖果奖励，或者受到警告的惩罚。接着，他让孩子们在一个有充气娃娃的房间里玩，那些看过得到侵略性奖励电影的儿童更具有攻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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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充气娃娃实验进行的各种变式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果，使用现代脑扫描的方法增加了对这种实验生理维度的考量。2006年，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的一项研究对44名年轻人进行了脑部扫描，在他们玩完一个暴力的或非暴力的视频游戏后立即对其进行了脑部扫描。那些玩暴力游戏的人的杏仁核有额外的激活，杏仁核对情绪刺激负责；而他们的前额叶的活动减少，前额叶负责调节自我控制活动、抑制活动和集中活动。那些玩非暴力游戏的人的大脑活动则没有这些变化。这样的研究表明，在一些人身上普遍存在行为和大脑活动的变化，这表明在大脑中存在一种真正的机制，它可以预测行为，并且可能是所有人的普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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