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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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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招募了40名被试参加耶鲁大学进行的一项学习研究，这些人的年龄介于20岁至50岁之间（因此，被试的年龄与那些可能成为纳粹德国集中营守卫的年龄类似）。他告诉被试，他们将被随机分配学习者或教师的角色，但实际上他们的角色都是教师，而担任“学生”角色的都是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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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角色就是要询问一个学生问题，这个学生似乎被绑在另一个房间与两个电极相连的椅子上。有人告诉教师，如果学生答错了问题，他将被实施电击。开始，电击用的是非常温和的15伏特电压；但当学生给出的不正确的答案越来越多时，电击所用的电压将上升到450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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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想到人类漫长而阴郁的历史时，你会发现，人类犯过的更可怕的罪行都是以服从的名义犯下的，而不是以叛乱的名义犯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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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斯金纳（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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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屠杀中，艾希曼和他的万千同伙只是服从命令吗？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同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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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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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们得到了一个指示的脚本，并严格执行指示，以应对错误的答案或保持沉默。这个学生也有一个脚本，他必须在椅子上尖叫、乞求和扭动，因为学生必须明显表现出自己感到越来越强烈的痛苦的样子。在电压上升到300伏特时，学生“砰”地敲了墙壁，乞求释放自己；学生做出更大程度的震动后就会沉默下来。实验者和教师就坐在房间里，如果学生不愿意继续实验，就去鼓励他。教师能听见另一个房间的声音，但看不见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实验者会督促教师继续做实验，但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威胁或恐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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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耶鲁大学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检验一个普通公民仅仅因为被做实验的科学家命令而对其他人造成多大的痛苦。在这个实验中，赤裸裸的权威与反对伤害他人的最强烈的道德要求相冲突，而且，被试的耳边还会响起受害者的尖叫，很显然，权威赢得的次数更多。成年人对遵从权威命令有着近乎极端的渴望，这是这项研究的主要发现，也是最迫切需要解释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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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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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米尔格拉姆实验中的教师被试有2/3（约65%）的人朝着最高水平450伏特继续冲击，所有人都达到了300伏特。米尔格拉姆的结论是：我们有不可遏制的必须服从权威人物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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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事后向志愿者解释了自己的实验。他发现了三种类型的教师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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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服从，但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们把责任转移到实验者甚至是学生身上（因为他们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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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服从并责备自己，他们对自己所做的感到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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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反抗，他们认为学生的幸福高于实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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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通过改变实验的形式后发现，当在大学实验室里进行这个实验时，实验者穿着实验服并作为教师与被试待在同一个房间里时，被试的服从水平较高；如果在城市的一个破败的办公室里进行这个实验时，实验者在不同的房间里穿着普通的衣服，那么被试的服从水平就比较低。但是，如果被试不必自己按开关，而可以将电击任务委托给一名助理时，被试也会更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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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认为，我们有两种不同的状态：自治和“代理”。在自治状态，我们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做出自己的选择，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在“代理”状态，我们执行命令而并没有个人责任感。当面对一个权威人物时，他声称，大多数人会从自治状态切换成“代理”状态，从而服从权威，这可以用来解释许多滔天罪行都是以“执行命令”的名义犯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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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实验结果的有效性遭到质疑，《电击设备的背后》（Behind the Shock Machine，2013年出版）一书的作者、心理学家吉娜·佩里（Gina Perry）发现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方法及其结果都有重大问题。但似乎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服从权威，直到其做出的行为足以对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程度。也许，我们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内在的纳粹犯罪因子，即使我们会怀疑这些命令道德或智慧，但还是会有“按照别人告诉我们的去做”这种惊人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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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只做自己的工作，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敌意，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可怕的、破坏过程的代理人。此外，当他们工作的破坏性影响明显且要求其做出的行为与基本道德标准不兼容时，具有反抗权威的人仍然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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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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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我认识到，一种以服从和遵从命令为基础的生活确实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生活。人们以这样的方式生活能将个人思考的需要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