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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们得到了一个指示的脚本，并严格执行指示，以应对错误的答案或保持沉默。这个学生也有一个脚本，他必须在椅子上尖叫、乞求和扭动，因为学生必须明显表现出自己感到越来越强烈的痛苦的样子。在电压上升到300伏特时，学生“砰”地敲了墙壁，乞求释放自己；学生做出更大程度的震动后就会沉默下来。实验者和教师就坐在房间里，如果学生不愿意继续实验，就去鼓励他。教师能听见另一个房间的声音，但看不见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实验者会督促教师继续做实验，但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威胁或恐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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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耶鲁大学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检验一个普通公民仅仅因为被做实验的科学家命令而对其他人造成多大的痛苦。在这个实验中，赤裸裸的权威与反对伤害他人的最强烈的道德要求相冲突，而且，被试的耳边还会响起受害者的尖叫，很显然，权威赢得的次数更多。成年人对遵从权威命令有着近乎极端的渴望，这是这项研究的主要发现，也是最迫切需要解释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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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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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米尔格拉姆实验中的教师被试有2/3（约65%）的人朝着最高水平450伏特继续冲击，所有人都达到了300伏特。米尔格拉姆的结论是：我们有不可遏制的必须服从权威人物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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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事后向志愿者解释了自己的实验。他发现了三种类型的教师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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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服从，但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们把责任转移到实验者甚至是学生身上（因为他们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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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服从并责备自己，他们对自己所做的感到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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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反抗，他们认为学生的幸福高于实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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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通过改变实验的形式后发现，当在大学实验室里进行这个实验时，实验者穿着实验服并作为教师与被试待在同一个房间里时，被试的服从水平较高；如果在城市的一个破败的办公室里进行这个实验时，实验者在不同的房间里穿着普通的衣服，那么被试的服从水平就比较低。但是，如果被试不必自己按开关，而可以将电击任务委托给一名助理时，被试也会更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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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认为，我们有两种不同的状态：自治和“代理”。在自治状态，我们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做出自己的选择，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在“代理”状态，我们执行命令而并没有个人责任感。当面对一个权威人物时，他声称，大多数人会从自治状态切换成“代理”状态，从而服从权威，这可以用来解释许多滔天罪行都是以“执行命令”的名义犯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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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实验结果的有效性遭到质疑，《电击设备的背后》（Behind the Shock Machine，2013年出版）一书的作者、心理学家吉娜·佩里（Gina Perry）发现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方法及其结果都有重大问题。但似乎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服从权威，直到其做出的行为足以对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程度。也许，我们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内在的纳粹犯罪因子，即使我们会怀疑这些命令道德或智慧，但还是会有“按照别人告诉我们的去做”这种惊人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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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只做自己的工作，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敌意，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可怕的、破坏过程的代理人。此外，当他们工作的破坏性影响明显且要求其做出的行为与基本道德标准不兼容时，具有反抗权威的人仍然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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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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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我认识到，一种以服从和遵从命令为基础的生活确实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生活。人们以这样的方式生活能将个人思考的需要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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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战犯阿道夫·希曼（Adolf Eichmann，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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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调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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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实验也证明，人们即使没有得到命令，也会表现出这样的倾向。他们愿意遵从他人的期望，或与人群融为一体。在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当“囚犯”申请假释时，他们就可以一走了之。尽管家长们并没有同意参与这项研究，但还是旁观了这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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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波兰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1907年—1996年）研究人们会多大程度地妥协以遵从群体。他将一名被试同其余七个人分在一组，并展示了一组成对的图片。在每组图片中，一张图片上有一条线；另一张图片上有三条不同长度的线，其中一条线与第一张图片上的线长度相同。参与者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在A、B和C三条线中，哪一条与第一张图片上的线一样长？这个问题将重复多次。在第一组实验中，阿希的同伴给出了正确的答案。此后，他们都认为其中一个错误答案是正确的，但他们都先于被试给出了答案，而被试是最后一个回答问题的。阿希感兴趣的是，被试是否会受到别人给的错误答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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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照组实验中，一名被试独立回答了问题，并且只有不到1%被试给出了错误答案，表明这项任务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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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主试的同伴一致给出错误答案时，阿希发现，大约有75%的被试至少给出了一次错误答案。随后的采访表明，给出错误答案的被试分成了以下三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