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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认为，我们有两种不同的状态：自治和“代理”。在自治状态，我们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做出自己的选择，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在“代理”状态，我们执行命令而并没有个人责任感。当面对一个权威人物时，他声称，大多数人会从自治状态切换成“代理”状态，从而服从权威，这可以用来解释许多滔天罪行都是以“执行命令”的名义犯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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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实验结果的有效性遭到质疑，《电击设备的背后》（Behind the Shock Machine，2013年出版）一书的作者、心理学家吉娜·佩里（Gina Perry）发现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方法及其结果都有重大问题。但似乎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服从权威，直到其做出的行为足以对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程度。也许，我们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内在的纳粹犯罪因子，即使我们会怀疑这些命令道德或智慧，但还是会有“按照别人告诉我们的去做”这种惊人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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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只做自己的工作，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敌意，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可怕的、破坏过程的代理人。此外，当他们工作的破坏性影响明显且要求其做出的行为与基本道德标准不兼容时，具有反抗权威的人仍然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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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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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我认识到，一种以服从和遵从命令为基础的生活确实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生活。人们以这样的方式生活能将个人思考的需要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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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战犯阿道夫·希曼（Adolf Eichmann，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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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调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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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实验也证明，人们即使没有得到命令，也会表现出这样的倾向。他们愿意遵从他人的期望，或与人群融为一体。在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当“囚犯”申请假释时，他们就可以一走了之。尽管家长们并没有同意参与这项研究，但还是旁观了这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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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波兰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1907年—1996年）研究人们会多大程度地妥协以遵从群体。他将一名被试同其余七个人分在一组，并展示了一组成对的图片。在每组图片中，一张图片上有一条线；另一张图片上有三条不同长度的线，其中一条线与第一张图片上的线长度相同。参与者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在A、B和C三条线中，哪一条与第一张图片上的线一样长？这个问题将重复多次。在第一组实验中，阿希的同伴给出了正确的答案。此后，他们都认为其中一个错误答案是正确的，但他们都先于被试给出了答案，而被试是最后一个回答问题的。阿希感兴趣的是，被试是否会受到别人给的错误答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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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照组实验中，一名被试独立回答了问题，并且只有不到1%被试给出了错误答案，表明这项任务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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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主试的同伴一致给出错误答案时，阿希发现，大约有75%的被试至少给出了一次错误答案。随后的采访表明，给出错误答案的被试分成了以下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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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实际上认为不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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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自己肯定错了，因为大家的意见一致（阿希将其称为“失真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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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意识到其他人都给出了错误的答案，但他们不愿意自己回答得很差或是看起来是群体中最奇怪的那个（阿希称之为“扭曲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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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没有给出错误答案的人来说，他们没有从众：有些人自信地行动；有些人撤回了自己的答案；有些人对自己的回答表示迟疑，但却坚持回答正确的答案。当被试改变实验时，如果他发现还有一个人给出了正确的答案，或者如果人们能用书面记录他们的答案，而不是大声地说出答案，那么遵从错误答案的比率就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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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和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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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希的实验并没有出现需要处理严重问题或有威胁的情况，但其他实验者发现，即使遵从行为会产生危险，个体也表现出高水平的遵从和不愿独立行事。1964年，在纽约，一个叫吉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的女人被袭击，她在38名目击者面前被杀害，没有人（根据新闻报道的时间）来帮助她。此案引发了一项重要的心理研究，被称为“旁观者效应”，这一效应后来被称为“吉诺维斯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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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生于1938年）和比伯·拉塔尼（Bibb Latané，生于1937年）开展了一项实验，研究人们是否愿意帮助一个遇险的陌生人。他们招募被试，告知他们将参加关于个人问题的心理学研究。因为需要讨论的问题属于私人问题，讨论将通过对讲系统进行，参与者不能见面。在讨论中途，一名参与者（一个演员）假装病症发作，神情变得越来越痛苦，并说自己觉得快要死了。其他参与者可以通过对讲机听到这一点，也可以听到许多其他参与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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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和拉塔尼发现，参与讨论的人越多，发生帮助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虽然他们看不到其他参与者，但他们知道有别人在。每个人似乎都觉得周围还有其他人，自己并不该对这个不幸的陌生人负责，因为其他人也会感到有责任。相反，当只有一名参与者时，他当时就为其提供帮助的概率是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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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和拉塔尼进行了另一项实验，这次的参与者明显置于危险之中。他们让学生在房间里完成问卷调查。过了一会儿，开始有烟渗进房间。烟越来越浓，直到学生们几乎看不见房间里的物品为止。如果学生独自一人在房间里，当房间充满烟雾时，有75%的人报告了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他和另外两个人在房间里，而这两个人完全无视这些烟雾时，只有10%的人报告这个问题。我们假设别人比自己知道得更多，所以如果他们对危机没有反应，我们也不需要有反应。心理学家将这种行为称为“多元忽略”。我们宁愿冒着死亡的危险，也不愿用虚假的警报来使自己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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