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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照组实验中，一名被试独立回答了问题，并且只有不到1%被试给出了错误答案，表明这项任务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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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主试的同伴一致给出错误答案时，阿希发现，大约有75%的被试至少给出了一次错误答案。随后的采访表明，给出错误答案的被试分成了以下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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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实际上认为不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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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自己肯定错了，因为大家的意见一致（阿希将其称为“失真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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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意识到其他人都给出了错误的答案，但他们不愿意自己回答得很差或是看起来是群体中最奇怪的那个（阿希称之为“扭曲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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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没有给出错误答案的人来说，他们没有从众：有些人自信地行动；有些人撤回了自己的答案；有些人对自己的回答表示迟疑，但却坚持回答正确的答案。当被试改变实验时，如果他发现还有一个人给出了正确的答案，或者如果人们能用书面记录他们的答案，而不是大声地说出答案，那么遵从错误答案的比率就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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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和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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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希的实验并没有出现需要处理严重问题或有威胁的情况，但其他实验者发现，即使遵从行为会产生危险，个体也表现出高水平的遵从和不愿独立行事。1964年，在纽约，一个叫吉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的女人被袭击，她在38名目击者面前被杀害，没有人（根据新闻报道的时间）来帮助她。此案引发了一项重要的心理研究，被称为“旁观者效应”，这一效应后来被称为“吉诺维斯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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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生于1938年）和比伯·拉塔尼（Bibb Latané，生于1937年）开展了一项实验，研究人们是否愿意帮助一个遇险的陌生人。他们招募被试，告知他们将参加关于个人问题的心理学研究。因为需要讨论的问题属于私人问题，讨论将通过对讲系统进行，参与者不能见面。在讨论中途，一名参与者（一个演员）假装病症发作，神情变得越来越痛苦，并说自己觉得快要死了。其他参与者可以通过对讲机听到这一点，也可以听到许多其他参与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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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和拉塔尼发现，参与讨论的人越多，发生帮助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虽然他们看不到其他参与者，但他们知道有别人在。每个人似乎都觉得周围还有其他人，自己并不该对这个不幸的陌生人负责，因为其他人也会感到有责任。相反，当只有一名参与者时，他当时就为其提供帮助的概率是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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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和拉塔尼进行了另一项实验，这次的参与者明显置于危险之中。他们让学生在房间里完成问卷调查。过了一会儿，开始有烟渗进房间。烟越来越浓，直到学生们几乎看不见房间里的物品为止。如果学生独自一人在房间里，当房间充满烟雾时，有75%的人报告了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他和另外两个人在房间里，而这两个人完全无视这些烟雾时，只有10%的人报告这个问题。我们假设别人比自己知道得更多，所以如果他们对危机没有反应，我们也不需要有反应。心理学家将这种行为称为“多元忽略”。我们宁愿冒着死亡的危险，也不愿用虚假的警报来使自己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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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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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一种明显的顺从欲望，想让自己成为群体的一部分。1967年，人们发布了一项不是心理学家完成的研究，它由一位美国的历史老师罗恩·琼斯（Ron Jones，生于1941年）在加利福尼亚的帕洛阿尔托完成。琼斯很难让自己的高中学生相信法西斯主义在纳粹德国扎根如此迅速，于是他发起了一场运动，他称之为“第三次浪潮”，目的是推翻民主。他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案例，证明一个不同的系统能够更好地为个人提供高标准的业绩和更大的回报。他说，民主的问题是因为它关注个人，因此削弱了群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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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本来只打算做一天实验，但实验非常成功，于是他继续做实验。他加上了一些更权威的仪式（包括一个敬礼和正式的问候）成立了一个组织，并排除非会员。三天内，共有200名学生加入组织，他们的学习成绩有所提高，一些组织成员开始谴责违反规则的其他成员。到了第四天，他觉得实验已经失控了，不得不停下来。他以全民运动即将发动为借口，把这个组织叫到一个集会上让他们聚在一起。他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一个实验，并给他们看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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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特纳的自我归类理论一样，琼斯的学生都渴望按照“第三浪潮团”的群体要求来界定自己。他们想吸收自己认同的这个群体所代表的价值观，因为他们都认为这个群体代表了自己，它是他们个人身份的一部分。琼斯已经证明这种信念非常有效，我们都想从属于一个群体，并且很容易成功，用阿道夫·艾希曼的话说，让自己成为“拉车的众多马匹之一”，即使这辆车正行驶在通往地狱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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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纪律的力量，通过社区的力量，通过行动的力量，通过骄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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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第三浪潮团”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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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心理学史 [:1701579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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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心理学史 从内部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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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更关心我们的个人能力，而不是群体身份或共同拥有的东西。然而，根据亚伯拉罕·马斯洛的观点，在自我实现的道路上，我们必须首先满足其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