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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的其他论文均是在克莱因“位置”这一新理论框架下的著作，我认为它们展示了这一理论对她视野的扩展与深化。一些文章是技术类的；一些探讨了较为广泛性的精神分析主题，例如《移情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ransference,1952）；一些属于应用精神分析的领域。两篇她在过世时未完成的文章，《关于〈俄瑞斯忒斯〉的一些反思》（Some Reflections on“The Oresteia”)以及《论孤独感》（On the Sense of Loneliness）展现了一种反思的情绪，并且论述了更广泛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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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偏执——分裂与抑郁位置概念的阐释，可以说是她著作的巅峰，她为其提供了详尽而完整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是个创新的观念，促成了精神分析思考有深远影响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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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之后又有了一个更基本的发现，即“原始嫉羡”（primitive envy).1957年，在会议上发表一篇短文后，她以相同的主题出版了专题论著《嫉羡与感恩》。她一直关注嫉羡并在其早年著作中多次提及，但在这本书中她提出了新的观点：嫉羡运作于生命初期，是死亡本能的最初表现。嫉羡与爱和感恩相互冲突，在偏执——分裂位置运行的嫉羡是精神病理的强力因素。例如，由于嫉羡攻击所有的好（goodness），它就干扰了正常的分裂过程，并随之阻碍好的客体关系的形成，这又导致无法辨别好客体与坏客体的混乱状态。精神分析著作一向都强调嫉羡的重要性，例如弗洛伊德发现的阴茎嫉羡。但是“嫉羡运作于原始的部分——客体关系，且导向供给生命的乳房”这种观点完全是革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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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的发现向来是充满争议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亦是如此。事实上，他最后提出的重要概念，生死本能，就从未被大多数分析师完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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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因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她的儿童分析技术，对前性器阶段以及攻击性的强调，激发了与基于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著作的维也纳学派的早期争论。当克莱因1926年移居英国时，她发现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更能接受她的观点。但是她对抑郁位置的阐释引发了新的争论，一些曾经热烈赞同她早年著作的人，比如爱德华·葛罗夫（Edward Glover）认为她对婴儿赋予了太多的精神复杂性。愈演愈烈的分歧导致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内部进行了一系列的“论战”，她的两篇论文（1948,1952）就是基于这些讨论而形成的修订版，她的关于嫉羡的著作带来了一场新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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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点的价值，可以从它们如何挺过所引发的骚乱来加以检验。许多早年对克莱因著作的争议现如今已几乎被淡忘，今天大部分的分析师视克莱因所描述的早期客体关系为当然，许多分析师甚至使用她早年的发现和概念却不知其渊源，她的许多思想已经融入主流精神分析的思维中。被称作克莱因学派的人，即那些明显运用她的概念和技术的分析师，已经发展且正进一步扩展她的论述，对其思想的兴趣在世界各地不断增长，克莱因著作的生命力与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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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西格尔（Hanna S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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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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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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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梅兰妮·克莱因文集Ⅲ》，包含了她1946-1960年过世之前所有的晚期作品，唯一的例外是《儿童分析的故事》（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另行出版于第四卷。不像构成第一卷《爱、罪疚与修复》（Love,Guilt,and Reparation,1921-1945）的文章（大部分最初发表于《对精神分析的贡献》），本卷的文章是从未被收集在一起的，其中一些最早收于两本书，《精神分析的发展》（Developments in Psycho-Analysis）和《精神分析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PsychoAnalysis），这两本书包括了梅兰妮·克莱因之外其他作者的作品。《嫉羡与感恩》原本是一篇专题文章，其中一些是在身后发表于《我们的成人世界及其他随笔》（Our Adult World and Other Essays）。另外，这些文字有些是为精神分析师所写，有些是为一般读者所写，所以内容与其余几卷相比并不十分一致，但是它们囊括了梅兰妮·克莱因生涯晚期最为成熟的著作，因此包含了对学习克莱因学派的学生们来说最为重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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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一、二卷相同，本书结尾部分也有附录，旨在指明每个重要的主题在梅兰妮·克莱因思想演进中的位置所在。最后，见于较早版本中，由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所写的一篇引言与两篇序言，因其历史价值而被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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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基尔（R.E.Money-Kyr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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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第一章 对某些分裂机制[1]的论述（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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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是关于生命早期的“偏执与分裂焦虑”（paranoid and schizoid anxieties）及其机制（mechanisms）的重要性。早在我说明婴儿期的抑郁过程之前，多年来我已经在这个主题上发表过许多想法。在我发展婴儿期“抑郁位置”概念的过程中，与此位置之前的发展期有关的问题再次浮现，引起我的注意。现在，我将对生命早期的焦虑与机制[2]的某些假说作一些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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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要提出的这些与生命最早期发展阶段有关的假说，是根据成人与儿童的分析资料所做的推论而得，有些假说似乎与精神医疗常见的临床观察相符。为了让我提出的主张更具体深入，需要累积详细的案例资料，不过因篇幅有限，我希望能在日后加以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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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把之前已经提出的有关早期发展阶段的结论作一番简短的摘要说明，相信这将对读者有所帮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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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婴儿阶段所发生的焦虑，带有精神病的特质，导致了自我（ego）发展出一些特别的防御机制。我们可以在这个阶段找到所有精神病的固着点。这个假说让有些人以为我视所有婴儿为精神病患者，不过我已经在他处充分回应过这种误解。婴儿期带有精神病性质的焦虑、机制以及自我防御机制，对个体发展的各个层面——包括自我、超我与客体关系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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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表达这样的观点，即客体关系在刚出生时就存在了。第一个客体是母亲的乳房，而这个乳房对婴儿来说，被分裂为好的（满足他的）与坏的（挫折他的）两个不同的乳房；这样的分裂导致爱与恨的分离。我曾进一步指出，第一个客体关系隐含了“内射”与“投射”机制，因此，从生命一开始，客体关系就受到内射与投射两种机制，以及内在和外在客体与情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这些过程参与了自我与超我的建立，并且为半岁开始的俄狄浦斯情结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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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伊始，破坏的冲动被导向客体，这种冲动借由对母亲乳房所发动的幻想性的“口腔施虐攻击”（oral-sadistic attacks）来表现，这种攻击很快发展为对母亲身体极尽虐待所能的杀戮。婴儿具有想要抢夺母亲身体中好东西的“口腔施虐冲动”（oral-sadistic impulses），又有想要将他的排泄物放进母亲身体（包括想要进入她的身体，以便能从里面控制她）的“肛门施虐冲动”（anal-sadistic impulses）。这两种施虐冲动引发了婴儿的被害恐惧（persecutory fears），而这种被害恐惧对于妄想症（paranoia）与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的发生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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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细数早期自我的各种典型防御机制，例如将客体与冲动分裂、理想化、否认内在与外在现实、情绪抑制等。我也曾提及各种焦虑的内容，包括惧怕被毒害与被吞噬等，这些普遍存在于生命头几个月的现象，大多可以在日后出现的精神分裂症状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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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讨论的早期阶段（最初称之为“被害期”），后来我将它命名为“偏执位置”[4]，并指出它发生在抑郁位置之前。如果被害的恐惧过强，而使得婴儿无法修通偏执——分裂位置，那么抑郁位置的修通也将受到阻碍。这些失败可能导致退行性地（regressive）增强了被害恐惧，而且强化了严重精神病（也就是精神分裂症）的固着点。在抑郁位置期间引发的另一个严重病症，可能是后来生活中的躁郁症（manic-depressive disorders）。我也曾得出如下结论：在发展障碍比较轻微的个体上，与上述相同的因素强烈地影响他们选择了神经症（neu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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