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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点的价值，可以从它们如何挺过所引发的骚乱来加以检验。许多早年对克莱因著作的争议现如今已几乎被淡忘，今天大部分的分析师视克莱因所描述的早期客体关系为当然，许多分析师甚至使用她早年的发现和概念却不知其渊源，她的许多思想已经融入主流精神分析的思维中。被称作克莱因学派的人，即那些明显运用她的概念和技术的分析师，已经发展且正进一步扩展她的论述，对其思想的兴趣在世界各地不断增长，克莱因著作的生命力与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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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西格尔（Hanna S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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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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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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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梅兰妮·克莱因文集Ⅲ》，包含了她1946-1960年过世之前所有的晚期作品，唯一的例外是《儿童分析的故事》（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另行出版于第四卷。不像构成第一卷《爱、罪疚与修复》（Love,Guilt,and Reparation,1921-1945）的文章（大部分最初发表于《对精神分析的贡献》），本卷的文章是从未被收集在一起的，其中一些最早收于两本书，《精神分析的发展》（Developments in Psycho-Analysis）和《精神分析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PsychoAnalysis），这两本书包括了梅兰妮·克莱因之外其他作者的作品。《嫉羡与感恩》原本是一篇专题文章，其中一些是在身后发表于《我们的成人世界及其他随笔》（Our Adult World and Other Essays）。另外，这些文字有些是为精神分析师所写，有些是为一般读者所写，所以内容与其余几卷相比并不十分一致，但是它们囊括了梅兰妮·克莱因生涯晚期最为成熟的著作，因此包含了对学习克莱因学派的学生们来说最为重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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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一、二卷相同，本书结尾部分也有附录，旨在指明每个重要的主题在梅兰妮·克莱因思想演进中的位置所在。最后，见于较早版本中，由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所写的一篇引言与两篇序言，因其历史价值而被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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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基尔（R.E.Money-Kyr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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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第一章 对某些分裂机制[1]的论述（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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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是关于生命早期的“偏执与分裂焦虑”（paranoid and schizoid anxieties）及其机制（mechanisms）的重要性。早在我说明婴儿期的抑郁过程之前，多年来我已经在这个主题上发表过许多想法。在我发展婴儿期“抑郁位置”概念的过程中，与此位置之前的发展期有关的问题再次浮现，引起我的注意。现在，我将对生命早期的焦虑与机制[2]的某些假说作一些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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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要提出的这些与生命最早期发展阶段有关的假说，是根据成人与儿童的分析资料所做的推论而得，有些假说似乎与精神医疗常见的临床观察相符。为了让我提出的主张更具体深入，需要累积详细的案例资料，不过因篇幅有限，我希望能在日后加以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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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把之前已经提出的有关早期发展阶段的结论作一番简短的摘要说明，相信这将对读者有所帮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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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婴儿阶段所发生的焦虑，带有精神病的特质，导致了自我（ego）发展出一些特别的防御机制。我们可以在这个阶段找到所有精神病的固着点。这个假说让有些人以为我视所有婴儿为精神病患者，不过我已经在他处充分回应过这种误解。婴儿期带有精神病性质的焦虑、机制以及自我防御机制，对个体发展的各个层面——包括自我、超我与客体关系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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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表达这样的观点，即客体关系在刚出生时就存在了。第一个客体是母亲的乳房，而这个乳房对婴儿来说，被分裂为好的（满足他的）与坏的（挫折他的）两个不同的乳房；这样的分裂导致爱与恨的分离。我曾进一步指出，第一个客体关系隐含了“内射”与“投射”机制，因此，从生命一开始，客体关系就受到内射与投射两种机制，以及内在和外在客体与情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这些过程参与了自我与超我的建立，并且为半岁开始的俄狄浦斯情结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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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伊始，破坏的冲动被导向客体，这种冲动借由对母亲乳房所发动的幻想性的“口腔施虐攻击”（oral-sadistic attacks）来表现，这种攻击很快发展为对母亲身体极尽虐待所能的杀戮。婴儿具有想要抢夺母亲身体中好东西的“口腔施虐冲动”（oral-sadistic impulses），又有想要将他的排泄物放进母亲身体（包括想要进入她的身体，以便能从里面控制她）的“肛门施虐冲动”（anal-sadistic impulses）。这两种施虐冲动引发了婴儿的被害恐惧（persecutory fears），而这种被害恐惧对于妄想症（paranoia）与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的发生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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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细数早期自我的各种典型防御机制，例如将客体与冲动分裂、理想化、否认内在与外在现实、情绪抑制等。我也曾提及各种焦虑的内容，包括惧怕被毒害与被吞噬等，这些普遍存在于生命头几个月的现象，大多可以在日后出现的精神分裂症状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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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讨论的早期阶段（最初称之为“被害期”），后来我将它命名为“偏执位置”[4]，并指出它发生在抑郁位置之前。如果被害的恐惧过强，而使得婴儿无法修通偏执——分裂位置，那么抑郁位置的修通也将受到阻碍。这些失败可能导致退行性地（regressive）增强了被害恐惧，而且强化了严重精神病（也就是精神分裂症）的固着点。在抑郁位置期间引发的另一个严重病症，可能是后来生活中的躁郁症（manic-depressive disorders）。我也曾得出如下结论：在发展障碍比较轻微的个体上，与上述相同的因素强烈地影响他们选择了神经症（neu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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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假设抑郁位置的结果取决于能否修通其之前阶段（偏执——分裂位置），但我仍把抑郁位置放在早期儿童发展的中心，因为随着将客体作为整体的内射，孩子的客体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把完整客体之被爱与被恨的两方面相整合，就引发了哀悼与罪恶的感觉，这些感觉暗示了孩子在情绪与智力生活上有了重大进展，也是个体是否会出现神经症或精神病的关键所在。对于上述结论，我至今仍坚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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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对费尔贝恩近期论文的一些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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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尔贝恩近期的数篇论文中[5]，也相当关注我现在所要探讨的主题，我认为澄清我们基本观点的异同是有帮助的。我在本文提出的某些结论与费尔贝恩一致，而其他部分则有根本的不同。费尔贝恩的方法主要着眼于与客体相联系的自我发展，而我则主要是从焦虑及其变迁的角度来切入。他称生命最早的发展期为“分裂位置”，并指出这个位置是正常发展的一部分，而且是成人期分裂人格与精神分裂症的基础。我同意这种看法，并认为他对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分裂现象”的描述，是重要且有趣的创见，对于我们了解分裂行为与精神分裂症有极大的价值。我也相信费尔贝恩认为“分裂或精神分裂症这一组疾病，比以往所宣称的更为广泛”这样的观点是正确且重要的。他特别强调的“癔症与精神分裂症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观点，值得多加关注。如果“分裂位置”被理解为涵盖了被害恐惧与分裂机制，那么这样的名称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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