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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这个思路，我提出了这样的假设[10]：焦虑是被来自死本能且威胁到有机体的危险所诱发的，我认为这是焦虑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弗洛伊德对于生、死本能之间拉锯争战（导致了一部分死本能转向外部以及生、死本能的融合）的描述，提出的结论是：焦虑的起源在于对死亡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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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在一篇关于受虐狂的论文[11]中，提出了一些关于受虐狂与死本能相互关联的基本结论，认为各种焦虑是由死本能之活动转向内部所致[12]。不过在这些焦虑中，他没有提到对死亡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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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与焦虑》中，讨论到他不把恐惧死亡（或是为了生命而恐惧）视为原初焦虑的理由。他这个观点是根据他的观察得出的。他认为：“无意识似乎不含有提供我们生命灭绝概念的内容”（S.E.20，第129页），这是因为除了可能的晕眩之外，任何像死亡的事情都无法被体验到。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对死亡的恐惧应被视为与阉割恐惧相类似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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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赞同弗洛伊德的这个观点，因为我在分析中的观察显示，在无意识中存在着对生命灭绝的恐惧。我也认为，如果我们假设死本能是存在的，那么我们也必须假设，在心灵的最深层存在着一种对这种本能的反应，这个反应是以恐惧生命被灭绝的形式来表现的。因此，在我看来，死本能的内在运作所产生的危险是焦虑的首要原因。[13]由于生本能与死本能两者之间的拉锯是持续终生的事，这种焦虑的来源从来就不会被排除，而且会成为一个持续的因子，进入所有的焦虑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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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焦虑起源于对灭绝的恐惧，这样的主张是根据我在分析儿童中累积的经验得来的。在这些分析案例中，婴儿的早期焦虑情境被唤醒并重复着，最终被导向自身本能的、与生俱来的力量，具有相当的强度而可以被觉察出来；其存在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当我们考虑到内部或外部的挫折在迫害冲动的各种变迁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这一点仍然是真的。这里不宜详加举证来支持我的论点，但我要引用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提到的一个例子。一个5岁的男孩，常常假装他拥有各式各样的野兽，例如大象、花豹、鬣狗和狼，来帮助他对付敌人。这些动物代表危险的客体（迫害者），不过他已将它们驯化，可用来保护他对抗敌人。但是分析过程显示，这些动物也代表他自己的施虐性（sadism），每一种动物都代表了一个特定的施虐来源以及他在此联系中使用的器官：大象象征了他的肌肉施虐性，想要践踏、跺脚的冲动；可以将猎物撕裂的花豹代表了他的牙齿与指甲，以及它们在他攻击时所具有的功能；野狼象征了他的排泄物被赋予了破坏性的品质。他有时候变得非常恐惧，害怕他已经驯服的野兽会反过来对付他并把他除掉，这种恐惧感传达了他被自己的破坏性（以及内在的迫害者）威胁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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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用这个案例所说明的那样，对儿童的焦虑所进行的分析，让我们懂得了存在于无意识中的对死亡的恐惧的各种形式，以及这种恐惧在各种焦虑情境中所起的作用。我已经提到过弗洛伊德的一篇文章《受虐狂的经济问题》，其论述的基础是他对于死本能的新发现。拿他所列举的第一个焦虑情境[14]来说：“害怕被图腾动物（父亲）吃掉”，在我看来，这是害怕自我被完全灭绝的直接表现。怕被父亲吞噬的恐惧，是由婴儿吞噬其客体的那些冲动经过投射而来的。经由这种方式，首先是母亲的乳房（以及母亲）在婴儿的心中变成了吞噬他的客体[15]，然后这些恐惧很快扩展到父亲的阴茎及父亲身上。与此同时，由于“吞噬”从一开始就隐含把被吞噬的客体内化的意思，自我在感觉上就包含着被吞噬且吞噬他的客体。于是，超我从这个会吞噬他的乳房（母亲）再加上吞噬他的阴茎（父亲）那里建立起来。这些残酷而且危险的内部人物形象，成为死本能的代表。同时，早期超我的另外一面成形了，首先是来自于内化的好乳房（加上父亲的好阴茎），它们被视为哺喂与有帮助的内在客体，也被看作是生本能的代表。而害怕灭绝的恐惧，包括了唯恐内在好乳房被摧毁的焦虑，因为这个客体被认为是延续生命不可或缺的。在内部运作的死本能对自我造成的威胁，与抑郁被内化的“食人母亲与父亲”的危险息息相关，导致了对死亡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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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观点，死亡的恐惧在一开始就进入了对超我的恐惧，而且并非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是对超我的恐惧的“最终转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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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另外一个基本的危险情境，这是弗洛伊德在他的一篇关于施虐狂的文章中提到的，也就是对阉割的恐惧。我要提出的是，对死亡的恐惧参与且强化了阉割恐惧，但是并不“类似”于阉割恐惧。[17]由于生殖器不只是最强烈的力比多满足的唯一来源，也是生本能的表现。而且，由于生育是对抗死亡的基本方式，失去生殖器可能就意味着保持并延续生命创造力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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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试着用具体的形式将原初焦虑（也就是灭绝的恐惧）视觉化，我们必须记得婴儿在面对内部与外部危险时的无助感。我认为因内在死本能的运作而产生的原初危险情境，被个体感受为压倒性的攻击与迫害。让我们在此关联中首先来考虑某些随着死本能转向（deflect）外界而发生的过程，以及这些过程影响联系于内外情境的焦虑的方式。我们可以假设，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斗争从刚出生时就在运作了，并且增强了受到这种痛苦经验激发的被害焦虑（persecutory anxiety）。似乎这种经验具有一种效果，就是使得外部世界（包括第一个外部客体，也就是母亲的乳房）看起来是有敌意的，自我将破坏冲动转向这个最初的客体，就促使了上述情形的发生。受到乳房挫折（事实上意味着生命受到威胁）的体验，对小婴儿来说，是乳房在报复他对它的破坏冲动，所以令他感到挫折的乳房是在迫害他。另外，他将自己的破坏冲动投射在乳房上，也就是说，将死本能转向外界，通过这些方式，受到攻击的乳房变成了死本能的外部代表。[18]“坏”乳房也被内射，而且这一点（如我们所推断的那样）强化了内部的危险情境，也就是对死本能在内部运作的恐惧。因为通过内化“坏”乳房，之前被转向外界的死本能，与所有随之而来的危险，再度被转向内部；而且自我将对自身破坏冲动的恐惧，依附在这个内化的坏客体上。这些过程可能同时发生，因此不宜将对它们的描述视为一个具有先后发生顺序的说明。现在作一个总结：令婴儿挫折的（坏的）外部乳房，由于投射机制而成为死亡的外部代表；通过内射机制，它增强了原始的内部危险情境，这导致了自我的一部分更迫切地想将内部危险（主要是死本能的活动）转向（投射）到外部世界。个体一直摆荡在对于内部坏客体与外部坏客体的恐惧之间，以及运作于个人内部与转向外部的死本能之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在生命初期）介于投射与内射间相互作用的一个重要层面，外部危险被体验为内部危险，并因此而被强化。从另一方面来说，任何从外部威胁着个体的危险，强化了永久的内部危险情境。这种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外化（externalized），事实上缓解了焦虑。这种内部危险情境的外化，是自我最早的对抗焦虑的防御方式，也是个体发展中最基本且最重要的防御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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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转向外界的死本能活动以及其内部的运作，与同时发生的生本能活动是不可分割的。生本能紧随着死本能被转向外界，并通过力比多依附在外部客体（满足他的好乳房）上，这个客体于是成为生本能的外在代表。此时个体内射这个好客体，并增强了生本能的力量。内化的好乳房被认为是生命的资源，形成自我的重要部分，将其保存起来成为一种必要的需求。因此，内射这个最早被个体所爱的客体，和生本能所引发的所有过程由密不可分的练习。被内化的好乳房与具吞噬性的坏乳房，一起形成了超我核心中好与坏的两个方面，它们代表了自我在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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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被内射的重要的部分客体是父亲的阴茎，它也被赋予了好与坏的品质。这两个危险的客体（坏乳房与坏阴茎）是内部与外部迫害者的原型。那些带有痛苦性质的经验，那些来自内部与外部的挫折，都被感受为迫害，而且主要被归因于外部与内部的迫害性客体。在所有这些经验中，迫害焦虑与攻击彼此增强。婴儿投射出去的攻击冲动，在他建构迫害者形象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基本而重要的角色。这些迫害者的形象增加了他的迫害恐惧，并随之增强了他的攻击冲动与幻想，以应对这些在感觉上是危险的外部与内部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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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的妄想症紊乱，在我看来，其根源是在生命最初几个月所感受到的被害焦虑。妄想症病人被害恐惧的本质，在于感觉有一种带有敌意的作用力或机构处心积虑要加害于他，使他受苦、受伤，并且最终被灭绝。这个迫害的作用力或是机构，可能由一个人或是许多人，甚至是自然力为代表。这种恐怖的攻击有各种数不清的样貌，在每个病人身上都有其独特的形式。但是我相信，妄想症患者被害恐惧的根源，是自我最终被死本能所毁灭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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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将更明确地来讨论罪疚感与焦虑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应该思考弗洛伊德与亚伯拉罕关于焦虑与罪疚感的某些观点。弗洛伊德从两个主要的角度来探讨罪疚感的问题：一方面，他毫无疑问地相信焦虑与罪疚感是互相紧密关联的；另一方面他得到一个结论，即“罪疚感”这个词只适用于与良心的表现有关的范围，而良心是超我发展的结果。我们知道，在弗洛伊德看来，超我的发生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结果，因此，在他看来，对于四五岁以下的儿童来说，“良心”（conscience）与“罪疚感”这两个词并不适用，而且发生在生命最初几年的焦虑与罪疚感是不同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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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亚伯拉罕的说法（1924），罪疚感源于克服较早的肛门施虐阶段中的食人（也就是攻击）冲动。这发生在一个比弗洛伊德所推断的更早阶段，但是他并未在焦虑与罪疚感之间做出区别。费伦齐也没有关注焦虑与罪疚感之间的区别，他认为罪疚感的本质中有某些部分源于肛门期，他的结论是可能存在一种超我的生理预兆（physiological precursor）。他称之为“括约肌道德感”（sphincter-morality）。[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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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琼斯（1929）曾研究过恨、恐惧与罪疚感之间的相互作用。他将罪疚感的发展区分为两个阶段，并且称第一个阶段为罪疚感的“前邪恶期”（pre-nefarious stage）。他把这一阶段与超我发展过程中“施虐的前性器期”（sadistic pre-genital stages）相联结，并且主张罪疚感“总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恨的冲动”；第二个阶段是“真正罪疚感的阶段，它的功能是要保护个体免于外部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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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论文《论躁狂抑郁位置的心理成因》中，我将焦虑分为两种主要形式：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但这两种焦虑决不是截然分明的。带着这种限制，我认为这两种焦虑形式的区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观点来看，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在上文提及的论文中，我得出一个结论：被害焦虑主要和自我的绝灭有关，抑郁焦虑则主要和个体自身的破坏冲动对他所爱的内在与外在客体所造成的伤害有关。抑郁焦虑有许多种内容，例如：好客体受到伤害，它正在受苦，它处在恶化的状态中，它变成了坏客体，它被灭绝了、丢失了，而且永远不会再存在。我还得出结论：抑郁焦虑与罪疚感及其进行修复的倾向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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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首次在上文提及的那篇论文中，介绍我对抑郁位置的概念时，我提出抑郁焦虑与罪疚感的发生伴随着完整客体的内射。我在偏执——分裂位置[21]（这个位置发生在抑郁心理位置之前）的进一步工作，引导我获得这样的结论：虽然在第一个阶段是以破坏冲动与被害焦虑为主，抑郁焦虑与罪疚感已经在婴儿最早的客体关系（也就是在他和母亲乳房之间的关系）中扮演了某些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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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偏执——分裂心理位置期间，即生命最初的3-4个月期间，分裂的过程（包括第一个客体“乳房”的分裂以及对它的感觉的分裂）正是最活跃的时候。恨与被害焦虑依附在使个体挫折的（坏）乳房上，爱与抚慰则依附在满足他的（好）乳房上。然而，即使在这个阶段，这种分裂过程从来就不是完全有效的；因为从生命刚开始时，自我即倾向整合它自己，以及将客体的不同面向加以整合（这种倾向可以被视为生本能的一种表现）。甚至在非常小的婴儿身上，看起来都存在着一些朝向整合的过渡状态，这些状态随着发展的进行而变得更为频繁与持久。在这些过渡状态中，好与坏乳房之间的分裂较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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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整合状态中，某些与部分客体相关的爱与恨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整合。根据我目前的观点，这引发了抑郁焦虑、罪疚感以及修复他所爱且被他所伤害的客体的欲望——首先要修复的是好乳房[22]，也就是说，我现在将抑郁焦虑的发生与对部分客体的关系连结起来。这种修正是我对最早期阶段进一步工作的结果，也是更充分认识婴儿情绪发展本质的结果。我始终认为，抑郁焦虑的基础，是对一个（完整）客体的破坏冲动与爱的感觉之间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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