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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篇文章里，我已经清楚阐释了我的主张：死本能（破坏性冲动）是引发焦虑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我对于导致焦虑与罪疚感的过程所进行的说明中，也暗示了破坏冲动所朝向的原初客体也是力比多贯注的客体；而且，正是攻击性与力比多的相互作用（基本上，既是两种本能的两极对立，也是两者的融合）引发了焦虑与罪疚感。这种相互作用的另外一个层面是力比多对破坏冲动的缓和作用。力比多与攻击性两者互动的最佳状态，意味着死本能的永恒活动而产生的焦虑，虽然从不止息，却受到生本能力量的对抗，并且确保其不造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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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明及其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S.E.21,第132-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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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上引文中第138页。在同一本书中（第130页），弗洛伊德接受了我的假设［发表在我1928年的文章《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Early Stages of the Oedipus Conflict）以及1930年的《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在某种程度上，超我的严厉源于儿童的攻击性被投射到超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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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心理障碍来看力比多发展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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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心理障碍来看力比多发展简论》，第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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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上，第495-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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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我的论文《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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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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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儿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一书的第八、九章中，我从各个角度更加完整地阐释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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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自我与本我》（The Ego and the Id,1923,S.E.19,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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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参见：《儿童精神分析》，第126-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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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受虐狂的经济问题》（The Economic Problem in Masochism,1924）。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首次将新的本能分类应用在临床问题上。“道德受虐狂因而变成了本能融合存在的典型例证之一。”（S.E.19,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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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同上，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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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见：《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在1946年，我获得了这样的结论：这种原初的焦虑情境在精神分裂疾病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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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S.E.19,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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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参见：伊萨克斯（Issacs）1962年的文章中给出的例子：男孩说他母亲的乳房曾经咬过他，女孩认为母亲的鞋子会吃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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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抑制、症状与焦虑》（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S.E.20，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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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对于和阉割恐惧相互作用的焦虑来源的详细讨论，见我的论文《从早期焦虑看俄狄浦斯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 in the Light of Early Anxieties，克莱因文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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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在《儿童精神分析》（第124页及其后）中，我提出婴儿最早的喂食困难是被害恐惧的表现。（我指的是喂食困难，是即使母亲奶水充足且没有外部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依然无法形成令人满意的喂食情境）。我的结论是：当这些被害恐惧过度的时候，便会导致对力比多欲望的深远抑制。又见于我的文章《婴儿的情感生活》（The Emotional Life of Inf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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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关于焦虑与罪疚感之间联系的重要参考，包含在下面的文字中：“在此，也许我们可以高兴地指出，罪疚感充其量不过是焦虑的一种地形学变体”（《文明及其缺憾》，S.E.21,第135页）。另一方面，弗洛伊德明确地区分了焦虑与罪疚感，在讨论罪疚感的发展时，他提到“罪疚感”这个术语的使用和早期“坏良心”的表现有关，并说道：“这种心理状态被称为‘坏良心’，但实际上它不该被如此称呼。因为在这个阶段，罪疚感明显只是一种对爱的丧失的恐惧，是一种‘社会性’焦虑。对幼童来说，它不可能是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在很多成人身上，它也不过是改变到以下程度而已：父亲或双亲的位置被更大的人类社会所取代——一个重大的改变只发生在权威经由超我的建立而被内化的时候，良心的现象于是达到了更高的阶段。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才能谈论良心或罪疚感。”（S.E.21,第124-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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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费伦齐，《性癖好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of Sexual Habits,1925，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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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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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虽然如此，我们必须记住：即使在这个阶段，母亲的脸、双手以及她整个身体的“在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逐渐建构起来的母子关系中，在这个关系里的母亲是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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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躁狂防御的概念及其在心理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在我的两篇文章《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与《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中有较为详细的讨论，这两篇文章皆出自《克莱因文集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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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马尼-基尔在他的论文《朝向共同的目标——精神分析对伦理学的贡献》（Towards a Common Aim-a Psycho-Analytical Contribution to Ethics）中，将被害与抑郁两种焦虑的区别，应用在对于一般伦理学的态度上，更特别应用在对于政治信念的态度上，在他的著作《精神分析与政治》（Psycho-Analysis and Politics）中拓展了这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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