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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已经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分析的结束必定会激发痛苦的感觉，并且再度唤醒早期的焦虑，形成哀悼的状态。当分析结束所代表的失落已经发生时，病人仍然必须自己进行他所担负的那部分哀悼工作。我想这一点解释了以下事实：在分析结束之后经常会获得更多的进展，如果我们应用我所提出的标准，便可以更容易地预测这一点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少。因为只有在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已经大部分被缓解之后，病人才有可能靠自己进行最后一部分的哀悼工作，这再一次隐含了一种现实检验。此外，当我们决定可以结束分析的时候，我认为在数个月之前让病人知道结束的确切日期是非常有帮助的。这种做法可以帮助他在仍接受分析的期间，修通并减少不可避免的分离的痛苦，并且为他将要进入的过程——独自完成哀悼的工作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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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在本文中清楚地表明：我提出的标准，其前提是分析曾经追溯到发展的早期阶段，到达心理的深层，并且已经修通了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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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将我带向一个与技术有关的结论，在分析过程中，分析师经常看起来如同一个被理想化的任务。理想化被当作对抗被害焦虑及其后果的防御，而且是这种防御的必然结果。如果分析师容许过度的理想化持续存在，也就是说如果他主要依赖于正向的移情关系（positive transference），他可能真的获得某些进展。不过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任何一个成功的心理治疗。只有通过分析负向的移情关系，而不只是分析正向的移情关系，焦虑才有可能在根本上获得减轻。在治疗过程中，精神分析师在移情的情境中代表了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和那些在早期发展过程中被内射的形象是相互呼应的［克莱因，1929；斯特雷奇（Strachey），1934］。因此，有时候这些人物形象被内射为迫害者，有时候则被当作理想的形象。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形象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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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在分析过程中被体验到并最终得以减轻，分析师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更大的整合，同时在超我的各个方面之间也获得了更好的整合。换句话说，最早期的恐怖形象在病人的心中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人们可能会说他们基本上是改善了。只有在迫害形象与理想化形象之间的严重分裂得到减轻，攻击以及力比多的冲动已经彼此靠近；只有当恨已经被爱化解时，好的客体（不同于理想化客体）才能够在病人心中被稳固地建立起来。整合能力方面的进展，证明了源自早期幼儿期的分裂过程已经减弱了，而且自我的深度整合已经发生了。当这些正向的特质被充分地建立时，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分析的结束并不是过早的，尽管它会再度唤起急性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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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第四章 移情的起源（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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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癔症案例分析的片段》（Fragment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1905）用以下方式定义了移情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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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移情？它们是在分析进行中，被唤起并被意识到的冲动与幻想的新版本或是新摹本（facsimile），但是它们具有以下特殊性——代表了它们的属性：它们用医生这个人替换了某位较早时候的人，换句话说，一套完整系列的心理经验被重新唤起了，它不被视为属于过去的经验，而是被套用在当下的这个医生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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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情以各种形式存在于生命的进程中，并且影响着所有的人际关系，不过此处我只关注在精神分析中移情的各种表现。精神分析程序的特殊之处在于：当通往病人无意识之路开始展开时，他的过往（在其意识与无意识的层面）逐渐被重新唤起，因此他想要转移其早期经验、客体关系与情绪的迫切感再次得到增强，并且聚焦在精神分析师身上。这意味着病人通过利用和早年情境中一样的机制与防御，来处理被重新激活的冲突与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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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进入无意识越深，能够将分析往回追溯得越早，我们对移情的了解也将会越多。因此，简短地介绍我关于发展最早阶段的结论，与本文的主题是切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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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焦虑形式，其本质是迫害性的，内在死本能的运作（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是朝向有机体本身）引发了被灭绝的恐惧，这也是被害焦虑的最初成因。而且，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此处我不关心出生前的过程），对客体的破坏冲动激发了害怕遭受报复的恐惧。这些内源性的被害感由于那些外在的痛苦经验而被加强了；因为从生命开始，挫折与难受的体验激起了婴儿“正遭受到敌对力量（forces）的攻击”的感觉。因此，婴儿在出生时所体验到的感觉，以及调适自己适应全新环境的困难，引发了被害焦虑。出生后接受到的舒适与照料（特别是第一次哺乳的经验），在感觉上是来自好的力量。谈到“力量”，我使用了相当成人化的词语，以代表那些被婴儿模糊地感觉为客体（不论是好是坏）的东西。婴儿将满足与爱的感觉指向“好”乳房，并将破坏冲动与被害感指向令他感到挫折的对象，也就是“坏”乳房。分裂的过程在这个阶段正是最活跃的时候，爱与恨就如同乳房的好与坏的两面，是被远远地互相分开的。婴儿相对的安全感的基础是将好的客体转变为理想的客体，作为一种保护以免受到危险客体与迫害客体的伤害。这些过程，也就是分裂、否认、全能与理想化，活跃于生命最初的3-4个月时，即“偏执——分裂位置”（1946）。通过这些方式，在最早的阶段，被害焦虑及其必然结果——理想化，根本地影响着客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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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婴儿的情绪与焦虑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原始投射与内射过程，开创了客体关系：通过投射，将力比多与攻击性转向母亲的乳房，建立了客体关系的基础；通过将客体（主要是乳房）内射，形成与内在客体的关系。我使用“客体关系”这个词，是根据我的主张：婴儿从一出生开始就和母亲有一种关系存在（虽然主要的焦点在母亲的乳房上），这种关系蕴含着客体关系的基本元素，也就是爱、恨、幻想、焦虑与防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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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将乳房内射是超我形成的开始，而且这个过程会延续好几年。我们有根据地做出如下假设：从第一次哺乳经验开始，婴儿就内射了乳房的不同层面，于是超我的核心是母亲的乳房，不论是好是坏。由于内射与投射同时运作，与外在和内在客体的关系是彼此互动的。很快在孩子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父亲，也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为婴儿内在世界中的重要部分了。婴儿情感生活的特点是，在爱与恨、外在与内在情境、对现实的感知及其有关的幻想之间快速地摆荡。而且，被害焦虑与理想化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二者皆涉及内在与外在客体），被理想化的客体是迫害体（最坏的客体）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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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逐渐成长的整合与综合能力，即使是在最早的这几个月中，也越来越能达到一种状态：爱与恨，以及客体相应的好坏两面，都持续被合成。这引发了第二种焦虑形式（抑郁焦虑），因为婴儿现在感觉到他对坏乳房（母亲）的攻击冲动与欲望也会危及好乳房（母亲）。在出生4-6个月之间，这些情绪被进一步增强，因为在这个阶段，婴儿越来越能够将母亲作为一个人来知觉与内射。抑郁焦虑更加强烈，由于婴儿感觉到他的贪婪与无法控制的攻击已经破坏或是正在破坏一个完整的客体。此外，由于其情绪的合成逐渐增长，他现在感觉到这些破坏冲动是朝向一个所爱之人。类似的过程也同样发生在他和父亲及其他家人的关系上。这些焦虑与对应的防御构成了抑郁位置，这个位置在第一年的中期发生，其本质是与所爱的内在及外在客体的丧失与破坏有关的焦虑与罪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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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阶段，与抑郁位置密不可分的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到来。焦虑与罪疚感强力地加速俄狄浦斯情结的开始。由于焦虑与罪疚感提高了将坏的人物形象外化（投射），将好的人物形象内化（内射）的需要，以便将欲望、爱、罪疚感与修复倾向依附在某些客体上，而将恨、焦虑依附在其他客体上，在外在世界中寻找内在人物形象的代表。然而，婴儿主要的需要不只是寻找新的客体，还有朝向新目标的冲动：离开乳房朝向阴茎，即从口腔欲望（oral desires）转向性器欲望（genital desires）。这个发展的促成因素有许多：力比多的前进冲动、与日俱增的自我整合、身体与心理的技能，以及适应外部世界的持续进展。这些发展与象征形成的过程密不可分，而象征形成使得婴儿能够从甲客体转移到乙客体，不只是兴趣而已，还有情绪与幻想，焦虑与罪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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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描述的这个过程与另一种支配心理生活的基本现象有关，我相信最早的焦虑处境所造成的压力，是导致强迫性重复（repetition compulsion）的因素之一，稍后我将再回来讨论这个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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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关于婴儿最早期阶段的结论，我延续了弗洛伊德的发现，不过在某些地方发生了一些分歧，其中之一和我现在讨论的主题相关。我指的是我的主张：客体关系的运作始于婴儿诞生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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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一直持这个观点：在婴儿阶段，自体性欲与自恋和最早的客体关系（外在的与内化的）是同时并存的。我要再次简短说明我的假设：自体性欲与自恋包括了对内化好客体的爱以及关系，这个好客体在幻想中形成了被爱的身体与自我的一部分。在自体情欲的满足于自恋状态中，发生了朝向这个内化客体的退缩；同时，从出生时开始，和众多客体（主要是母亲的乳房）的关系就是存在的。这个假设与弗洛伊德对于自体情欲和自恋阶段的概念是相冲突的，他认为客体关系不存在于这些阶段。不过弗洛伊德与我的观点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如乍看之下那么不同，因为弗洛伊德对这个议题的说法并不一致，在不同的情况下，他明显地或隐约地表达了一些意见，他认为和客体（母亲的乳房）的关系先于自体情欲与自恋。只要引用一项参考数据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两篇百科全书式文章的第一篇中，弗洛伊德（1922）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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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具有口腔成分的本能通过依附在对食物欲望的饱足上找到了满足，其客体是母亲的乳房。它随即又脱离依附，变得独立，而且同时变为处于自体情欲的状态中，也就是说，它在孩子自己的身体中找到了一个客体。”（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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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所用的“客体”一词，与此处我对这个词的使用有些不同。他谈的是本能趋向的客体，而我的意思是除此之外，有一个客体关系涉及婴儿的情绪、幻想、焦虑与防御。虽然如此，弗洛伊德在上文提及的文字中，清楚地说道：“对客体（母亲的乳房）的力比多依附，发生在自体情欲和自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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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立论基础上，我想要再提醒大家关于弗洛伊德对于早期认同的发现。在《自我与本我》[2]一书里，谈到了被放弃的客体贯注，他说：“……在孩童期的第一个认同，其效果将具有一般性与永久性。这将我们带回自我理想的根源……”弗洛伊德在此界定了最早而且最重要的认同，这个认同隐藏在自我理想的后面，如同对父亲或双亲的认同，并且将这些认同置于（如他所表达的）“每个人的史前时期”。这些论述近似于我所描述的最早被内射的客体，因为根据定义，认同是内射的结果。从我刚才讨论的陈述，以及上面节录的一段文字，可以推论弗洛伊德虽然没有进一步发展这条思路，他的确曾假设：在最早的婴儿期，客体与内射过程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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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自体情欲与自恋的议题上，我们发现了弗洛伊德观点的不一致之处。我想，这类见于多处论点的不一致，清楚地显示了在这些特定议题上，弗洛伊德未曾得到最终的结论。在焦虑理论方面，他任何客体贯注都更早的时候。这个主张似乎暗示着内射甚至比客体关系更早发生。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第八章）中，对此有明确的表示。他认识到对他来说，关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仍有许多是未知或是模糊不清的，这一点在他提到女孩生命的第一年是“灰暗的年龄而且朦胧不明……”（1931）时，也得到了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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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安娜·弗洛伊德对于弗洛伊德在这方面论述的观点如何看待，但是谈到自体情欲与自恋的问题时，她似乎只将弗洛伊德的如下结论纳入考虑：自体情欲和自恋的阶段发生在客体关系之前，而不容许其他可能性，例如那些我在上文提及、隐含在某些弗洛伊德论述中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安娜·弗洛伊德与我对于早期婴儿发展阶段的观点的分歧，远大于弗洛伊德（整体来看）与我的观点之间的分歧的原因之一。我如此声明，是因为我相信厘清安娜·弗洛伊德与我所代表的精神分析思想学派之间差异的程度与本质，是最为基本且重要的事情。这种厘清是必要的，不仅是在精神分析训练的兴趣方面，也是因为它有助于开启精神分析师之间丰富的讨论，从而对早期婴儿阶段的基本问题获得更多更广泛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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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在客体关系发生之前有一个阶段，并且延续了几个月，这个假设隐含的意思是：除了依附在婴儿自身的力比多之外，那些冲动、幻想的焦虑、防御，如果不存在于婴儿身上，那么就没有和一个客体发生关联，也就是说，它们是凭空运作的。对儿童的分析让我了解到：每一种本能冲动、焦虑情境、心理过程都牵涉到（外在或内在的）客体。换句话说，客体关系是情感生活最核心的部分，而且爱与恨、幻想、焦虑与防御，也是在生命一开始就展开运作，并和客体关系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这个洞察使我对许多现象有了新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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