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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参见：《儿童精神分析》，第126-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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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受虐狂的经济问题》（The Economic Problem in Masochism,1924）。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首次将新的本能分类应用在临床问题上。“道德受虐狂因而变成了本能融合存在的典型例证之一。”（S.E.19,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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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同上，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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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见：《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在1946年，我获得了这样的结论：这种原初的焦虑情境在精神分裂疾病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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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S.E.19,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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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参见：伊萨克斯（Issacs）1962年的文章中给出的例子：男孩说他母亲的乳房曾经咬过他，女孩认为母亲的鞋子会吃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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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抑制、症状与焦虑》（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S.E.20，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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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对于和阉割恐惧相互作用的焦虑来源的详细讨论，见我的论文《从早期焦虑看俄狄浦斯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 in the Light of Early Anxieties，克莱因文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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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在《儿童精神分析》（第124页及其后）中，我提出婴儿最早的喂食困难是被害恐惧的表现。（我指的是喂食困难，是即使母亲奶水充足且没有外部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依然无法形成令人满意的喂食情境）。我的结论是：当这些被害恐惧过度的时候，便会导致对力比多欲望的深远抑制。又见于我的文章《婴儿的情感生活》（The Emotional Life of Inf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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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关于焦虑与罪疚感之间联系的重要参考，包含在下面的文字中：“在此，也许我们可以高兴地指出，罪疚感充其量不过是焦虑的一种地形学变体”（《文明及其缺憾》，S.E.21,第135页）。另一方面，弗洛伊德明确地区分了焦虑与罪疚感，在讨论罪疚感的发展时，他提到“罪疚感”这个术语的使用和早期“坏良心”的表现有关，并说道：“这种心理状态被称为‘坏良心’，但实际上它不该被如此称呼。因为在这个阶段，罪疚感明显只是一种对爱的丧失的恐惧，是一种‘社会性’焦虑。对幼童来说，它不可能是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在很多成人身上，它也不过是改变到以下程度而已：父亲或双亲的位置被更大的人类社会所取代——一个重大的改变只发生在权威经由超我的建立而被内化的时候，良心的现象于是达到了更高的阶段。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才能谈论良心或罪疚感。”（S.E.21,第124-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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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费伦齐，《性癖好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of Sexual Habits,1925，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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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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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虽然如此，我们必须记住：即使在这个阶段，母亲的脸、双手以及她整个身体的“在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逐渐建构起来的母子关系中，在这个关系里的母亲是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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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躁狂防御的概念及其在心理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在我的两篇文章《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与《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中有较为详细的讨论，这两篇文章皆出自《克莱因文集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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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马尼-基尔在他的论文《朝向共同的目标——精神分析对伦理学的贡献》（Towards a Common Aim-a Psycho-Analytical Contribution to Ethics）中，将被害与抑郁两种焦虑的区别，应用在对于一般伦理学的态度上，更特别应用在对于政治信念的态度上，在他的著作《精神分析与政治》（Psycho-Analysis and Politics）中拓展了这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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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抑制、症状与焦虑》（S.E.20,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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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抑制、症状与焦虑》（S.E.20,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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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弗洛伊德提到这种源自于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的两种焦虑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与某些神经症的焦虑有关。“危险是可知的，但是与它有关的焦虑却过度强烈，超过了适当的程度——分析表明，未知的本能危险会依附在一个可知而且真实的危险上。”（同上，第165-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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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同上，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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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抑制、症状与焦虑》，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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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精神分析新论》(1932),S.E.22,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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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指出：“如果一个正常人被置于严酷的内、外在压力中，或者如果他生病了，或在某些方面失败了，我们可以在他身上观察到其最深层的焦虑处境的完整而直接的运作。然而，由于每一个健康的人都有可能罹患一种神经症，理所当然地，他永不可能放弃他旧有的焦虑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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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参见：宝拉·海曼（1952）的文章，她在其中讨论到这一理论偏见，即偏重于探讨力比多以及它对理论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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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对焦虑的着重强调，在我早期出版的著作中就已经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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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参见：里维埃（1952）的论文附带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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