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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体关系是由力比多与攻击性、爱与恨所塑造，受到两方面的渗透：一方面是被害焦虑，另一方面是被害焦虑的必然结果——来自将客体理想化的自大全能的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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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射、投射与婴儿的幻想生活及情绪是密切相关的，它们运作的结果是形成内化的好客体与坏客体，这些客体开启了超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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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我越来越能够承受焦虑，防御的方法也有相应的改变。这使现实感提高了，满足、兴趣与客体关系的范围不断扩大，破坏冲动与被害焦虑的力量也减弱了，抑郁焦虑增强并在此阶段达到顶峰。我将在下一章节对此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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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婴儿期的抑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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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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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生第一年的4-6个月之间，婴儿智力与情绪发展中的某些变化变得显著了，他与外在世界、其他人及事物的关系越来越分化，他的满足与兴趣的范围也扩大了，表达情绪以及和他人沟通的能力提高了，这些可以被观察到的改变都是自我逐渐发展的佐证。整合、意识、智力、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以及自我的一些其他功能都在持续稳定地发展。同时婴儿的性组织也在发展，虽然口腔冲动与欲望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尿道、肛门与性器倾向的强度也有所增强。于是，力比多与攻击性的许多不同来源汇集在一起，为婴儿的情感生活赋予了独特的风貌，并且使各种新的焦虑情境凸显出来。幻想的范围扩大了，变得更加精细且更为分化，与此相对应的是，在防御的本质上也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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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这些发展都反映在婴儿与母亲的关系中（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在与父亲及他人的关系中）。和母亲整个人的关系（这一关系是在乳房仍然是主要客体时逐渐发展出来的）被更完整地建立起来；而且，当婴儿能知觉并且内射母亲整个人（或者换句话说，被视为一个“完整的客体”）的时候，对她的认同也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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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某种程度的整合是自我有能力将母亲与父亲整个人内射的前提，但是在整合与合成这条路线上进一步的发展，是在抑郁位置出现时才开始的。客体的不同方面（所爱的与所恨的、好的与坏的）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现在这些客体都是完整的人。合成的过程在内、外在客体关系的整个领域上运作，它们构成了内在客体（早期的超我）和外在客体的对立面。但是，自我也会被驱使去减少外在与内在世界之间的差异，或更确切地说，是外在形象与内在形象之间的差异。与这些合成的过程同时发生的，是自我的整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结果是自我的裂解部分之间达到更大的凝聚。这些整合与合成的过程导致了爱恨之间的冲突达到顶点，随之而来的抑郁焦虑和罪疚感不仅产生了量变，而且还发生了质变。现在所体验到的矛盾情感主要是朝向一个完整的客体，爱与恨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好”乳房与“坏”乳房、“好”母亲与“坏”母亲无法像早期阶段那样被远远地分开。虽然破坏冲动的力量被减弱了，但是他觉得这些冲动会对他所爱的客体（现在被感知为一个人）构成很大的危险。贪婪以及应付它的防御在这个阶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害怕无法挽回地失去他所爱的那个不可缺少的客体，这样的焦虑往往导致贪婪的增加。然而贪婪被感觉到是无法控制且具破坏性的，会危害他所爱的外在与内在客体，于是自我更加抑制本能的欲望，这样一来可能会导致婴儿在享受与接受食物时的严重困难，[17]以及日后在建立感情与性爱关系时的严重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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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整合与合成的步骤导致了更好的自我功能，可以面对越来越严酷的精神现实。内化的母亲在感觉上是受伤的、受苦的，处于被灭绝或是已经被灭绝且永久丧失的危险之中，而与之有关的焦虑，就导致了对受伤客体更强烈的认同。此认同同时增加了进行修复的冲动，以及自我抑制攻击冲动的企图。自我也一再地使用躁狂防御，如同我们所见的那样，自我为了对抗被害焦虑，使用了否认、理想化、分裂及控制内在与外在客体等防御方式。当抑郁位置发生时，这些全能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被维持着，不过它们现在主要是被用来对抗抑郁焦虑。随着整合与合成的脚步，这些防御方式也有改变，也就是说变得不那么极端，而且比较能配合成长中的自我能力来面对精神现实。由于这一形式与目标上的改变，这些早期的防御方法现在就构成了躁狂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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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在面对众多的焦虑情境时，会倾向于否认它们，而当焦虑达到最高时，自我甚至会完全否认它爱这个客体的事实，结果造成了对爱的持续压制以及背离最初的客体，且被害焦虑增加，也就是退行到偏执——分裂位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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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控制内在与外在客体的各种尝试（在偏执——分裂位置时，这个方法主要被用来应付被害焦虑）也发生了变化，当抑郁焦虑升高时，自我想控制内在与外在客体，主要是为了防止挫折、避免攻击，以及随之而来的所爱客体面临的危险——也就是说，用来抵抗抑郁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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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客体与自我使用分裂机制的方式也有不同，虽然先前所用的分裂方法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持续着，现在的自我则将完整的客体分为未受伤的活客体和受伤危殆的客体（也许是垂死或已经死亡的）；因此，分裂主要成为应付抑郁焦虑的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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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自我发展的若干重要进展发生了，这不仅使得自我能够演化出更适当的防御来应付焦虑，而且最终导致了焦虑真正的降低。面对精神现实的持续经验（隐含于抑郁位置的修通当中）提高了婴儿对外在世界的了解，因此其父母形象——最初被扭曲为理想化与恐怖化的形象——逐渐接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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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本章稍早所讨论的，当婴儿内射了比较令他安心的外在现实，他的内在世界也会得到改善，而这一点又通过投射而有助于改善他所感觉到的外在世界图像，于是当婴儿一再地重新内射更现实与更令他安心的外在世界，并在某种程度上也于内在建立了完整与未受伤的客体时，超我的组织方面也发生了根本的发展。不过，当好客体与坏客体彼此靠近在一起时（坏的方面被好的方面所缓解），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自我对超我循序渐进的同化发生了。（见本章末，批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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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阶段，修复受伤客体的冲动开始充分运作，正如我们稍早知道的，这种倾向与罪疚感是密不可分的。当婴儿感觉到他的破坏冲动与幻想是指向所爱客体的整个人时，便引发了强烈的罪疚感，伴随着想将受伤的所爱客体修复、保存或复苏的迫切冲动。在我看来，这些情绪等同于哀悼的状态，而运作的防御则等同于自我企图克服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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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修复的倾向基本上是来自生本能，靠的是力比多的幻想与欲望，这一倾向参与了所有的升华，并且从这一阶段开始，一直是远离与降低抑郁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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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在早期阶段里，心理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都被自我用来防御焦虑，修复倾向（首先以全能的方式运作）也变成了一种重要的防御。婴儿的感觉（幻想）可以被描述如下：“我的母亲不见了，她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她在受苦，她死了。不，这不可能，因为我可以救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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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婴儿逐渐获得对客体与自己的修复力量的信心，全能感减少了。[19]他感觉到所有的发展进程与新的成就都为周围的人带来了喜悦，而且通过这个方式表达了他的爱，反向平衡了或抵消了他的攻击冲动所造成的伤害，并且对受伤的所爱客体进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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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正常发展的基石被奠定了下来：婴儿与他人的关系开始发展，与内在和外在客体有关的被害焦虑减轻了，好的内在客体更稳固地建立起来，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安全感，这些都强化并丰富了自我的内涵。这个更加强壮且协调的自我（虽然它仍然使用相当多的躁狂防御），一再地将客体与自体的裂解部分聚集在一起，并且加以合成。逐渐地，分裂与合成的过程被用在彼此区隔较不远的层面，对现实的感知增加了，客体显现出较合乎现实的样貌，所有这些发展都导致了对外在现实及内在现实的不断适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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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婴儿对挫折的态度方面，也有相应的改变。如我们所知，在最早期，母亲（她的乳房）坏的迫害性的方面在孩子心中，代表了一切挫折他的邪恶东西（外在的与内存的皆然）。当婴儿对其客体关系的现实感以及对客体的信任感增加时，他变得更有能力辨别来自外在的挫折与幻想的内在危险之间的不同。因此，恨与攻击就更加紧密地联系于源自外在因素的真实挫折或伤害。对于处理其攻击性，这是朝向更合乎现实与客观方法的一步。这样的方法引起较少的罪疚感，而且从根本上让孩子以自我能接受的方式，升华并体验自己的攻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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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种对待挫折更合乎现实的态度（意味着和内在及外在客体有关的被害焦虑已经减弱了），让婴儿在挫折和经验不再运作时，具有更大的能力来重建与母亲和他人的良好关系。换句话说，对现实的不断适应（和内射及投射运作的改变息息相关），带来了和内在与外在世界之间更安全的关系，导致矛盾与攻击性的减弱，从而使修复的冲动得以完全运作。通过这些方式，发生于抑郁位置的哀悼过程逐渐被修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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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婴儿到达约3-6个月的关键阶段，面临抑郁状态中固有的冲突、罪疚感与哀伤时，他处理焦虑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较早期发展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决定于在生命最初的3-4个月期间，他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并建立其自我核心的好客体。如果这个过程是成功的（而这意味着没有过度的被害焦虑与分裂过程，而且一种整合已经发生了），被害焦虑与分裂机制就会逐渐减弱，自我便能够内射并建立完整的客体，顺利度过抑郁位置。但是，如果自我无法处理在这个阶段所引发的许多焦虑情境（这种失败由外在经验与基本的内在因素共同决定），那么婴儿将可能会从抑郁位置强烈退行到较早期的偏执——分裂位置，这也会阻碍内射完整客体的过程，并且强烈影响第一年与整个童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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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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