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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婴儿期的抑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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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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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生第一年的4-6个月之间，婴儿智力与情绪发展中的某些变化变得显著了，他与外在世界、其他人及事物的关系越来越分化，他的满足与兴趣的范围也扩大了，表达情绪以及和他人沟通的能力提高了，这些可以被观察到的改变都是自我逐渐发展的佐证。整合、意识、智力、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以及自我的一些其他功能都在持续稳定地发展。同时婴儿的性组织也在发展，虽然口腔冲动与欲望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尿道、肛门与性器倾向的强度也有所增强。于是，力比多与攻击性的许多不同来源汇集在一起，为婴儿的情感生活赋予了独特的风貌，并且使各种新的焦虑情境凸显出来。幻想的范围扩大了，变得更加精细且更为分化，与此相对应的是，在防御的本质上也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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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这些发展都反映在婴儿与母亲的关系中（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在与父亲及他人的关系中）。和母亲整个人的关系（这一关系是在乳房仍然是主要客体时逐渐发展出来的）被更完整地建立起来；而且，当婴儿能知觉并且内射母亲整个人（或者换句话说，被视为一个“完整的客体”）的时候，对她的认同也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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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某种程度的整合是自我有能力将母亲与父亲整个人内射的前提，但是在整合与合成这条路线上进一步的发展，是在抑郁位置出现时才开始的。客体的不同方面（所爱的与所恨的、好的与坏的）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现在这些客体都是完整的人。合成的过程在内、外在客体关系的整个领域上运作，它们构成了内在客体（早期的超我）和外在客体的对立面。但是，自我也会被驱使去减少外在与内在世界之间的差异，或更确切地说，是外在形象与内在形象之间的差异。与这些合成的过程同时发生的，是自我的整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结果是自我的裂解部分之间达到更大的凝聚。这些整合与合成的过程导致了爱恨之间的冲突达到顶点，随之而来的抑郁焦虑和罪疚感不仅产生了量变，而且还发生了质变。现在所体验到的矛盾情感主要是朝向一个完整的客体，爱与恨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好”乳房与“坏”乳房、“好”母亲与“坏”母亲无法像早期阶段那样被远远地分开。虽然破坏冲动的力量被减弱了，但是他觉得这些冲动会对他所爱的客体（现在被感知为一个人）构成很大的危险。贪婪以及应付它的防御在这个阶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害怕无法挽回地失去他所爱的那个不可缺少的客体，这样的焦虑往往导致贪婪的增加。然而贪婪被感觉到是无法控制且具破坏性的，会危害他所爱的外在与内在客体，于是自我更加抑制本能的欲望，这样一来可能会导致婴儿在享受与接受食物时的严重困难，[17]以及日后在建立感情与性爱关系时的严重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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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整合与合成的步骤导致了更好的自我功能，可以面对越来越严酷的精神现实。内化的母亲在感觉上是受伤的、受苦的，处于被灭绝或是已经被灭绝且永久丧失的危险之中，而与之有关的焦虑，就导致了对受伤客体更强烈的认同。此认同同时增加了进行修复的冲动，以及自我抑制攻击冲动的企图。自我也一再地使用躁狂防御，如同我们所见的那样，自我为了对抗被害焦虑，使用了否认、理想化、分裂及控制内在与外在客体等防御方式。当抑郁位置发生时，这些全能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被维持着，不过它们现在主要是被用来对抗抑郁焦虑。随着整合与合成的脚步，这些防御方式也有改变，也就是说变得不那么极端，而且比较能配合成长中的自我能力来面对精神现实。由于这一形式与目标上的改变，这些早期的防御方法现在就构成了躁狂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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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在面对众多的焦虑情境时，会倾向于否认它们，而当焦虑达到最高时，自我甚至会完全否认它爱这个客体的事实，结果造成了对爱的持续压制以及背离最初的客体，且被害焦虑增加，也就是退行到偏执——分裂位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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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控制内在与外在客体的各种尝试（在偏执——分裂位置时，这个方法主要被用来应付被害焦虑）也发生了变化，当抑郁焦虑升高时，自我想控制内在与外在客体，主要是为了防止挫折、避免攻击，以及随之而来的所爱客体面临的危险——也就是说，用来抵抗抑郁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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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客体与自我使用分裂机制的方式也有不同，虽然先前所用的分裂方法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持续着，现在的自我则将完整的客体分为未受伤的活客体和受伤危殆的客体（也许是垂死或已经死亡的）；因此，分裂主要成为应付抑郁焦虑的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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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自我发展的若干重要进展发生了，这不仅使得自我能够演化出更适当的防御来应付焦虑，而且最终导致了焦虑真正的降低。面对精神现实的持续经验（隐含于抑郁位置的修通当中）提高了婴儿对外在世界的了解，因此其父母形象——最初被扭曲为理想化与恐怖化的形象——逐渐接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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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本章稍早所讨论的，当婴儿内射了比较令他安心的外在现实，他的内在世界也会得到改善，而这一点又通过投射而有助于改善他所感觉到的外在世界图像，于是当婴儿一再地重新内射更现实与更令他安心的外在世界，并在某种程度上也于内在建立了完整与未受伤的客体时，超我的组织方面也发生了根本的发展。不过，当好客体与坏客体彼此靠近在一起时（坏的方面被好的方面所缓解），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自我对超我循序渐进的同化发生了。（见本章末，批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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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阶段，修复受伤客体的冲动开始充分运作，正如我们稍早知道的，这种倾向与罪疚感是密不可分的。当婴儿感觉到他的破坏冲动与幻想是指向所爱客体的整个人时，便引发了强烈的罪疚感，伴随着想将受伤的所爱客体修复、保存或复苏的迫切冲动。在我看来，这些情绪等同于哀悼的状态，而运作的防御则等同于自我企图克服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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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修复的倾向基本上是来自生本能，靠的是力比多的幻想与欲望，这一倾向参与了所有的升华，并且从这一阶段开始，一直是远离与降低抑郁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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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在早期阶段里，心理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都被自我用来防御焦虑，修复倾向（首先以全能的方式运作）也变成了一种重要的防御。婴儿的感觉（幻想）可以被描述如下：“我的母亲不见了，她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她在受苦，她死了。不，这不可能，因为我可以救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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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婴儿逐渐获得对客体与自己的修复力量的信心，全能感减少了。[19]他感觉到所有的发展进程与新的成就都为周围的人带来了喜悦，而且通过这个方式表达了他的爱，反向平衡了或抵消了他的攻击冲动所造成的伤害，并且对受伤的所爱客体进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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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正常发展的基石被奠定了下来：婴儿与他人的关系开始发展，与内在和外在客体有关的被害焦虑减轻了，好的内在客体更稳固地建立起来，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安全感，这些都强化并丰富了自我的内涵。这个更加强壮且协调的自我（虽然它仍然使用相当多的躁狂防御），一再地将客体与自体的裂解部分聚集在一起，并且加以合成。逐渐地，分裂与合成的过程被用在彼此区隔较不远的层面，对现实的感知增加了，客体显现出较合乎现实的样貌，所有这些发展都导致了对外在现实及内在现实的不断适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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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婴儿对挫折的态度方面，也有相应的改变。如我们所知，在最早期，母亲（她的乳房）坏的迫害性的方面在孩子心中，代表了一切挫折他的邪恶东西（外在的与内存的皆然）。当婴儿对其客体关系的现实感以及对客体的信任感增加时，他变得更有能力辨别来自外在的挫折与幻想的内在危险之间的不同。因此，恨与攻击就更加紧密地联系于源自外在因素的真实挫折或伤害。对于处理其攻击性，这是朝向更合乎现实与客观方法的一步。这样的方法引起较少的罪疚感，而且从根本上让孩子以自我能接受的方式，升华并体验自己的攻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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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种对待挫折更合乎现实的态度（意味着和内在及外在客体有关的被害焦虑已经减弱了），让婴儿在挫折和经验不再运作时，具有更大的能力来重建与母亲和他人的良好关系。换句话说，对现实的不断适应（和内射及投射运作的改变息息相关），带来了和内在与外在世界之间更安全的关系，导致矛盾与攻击性的减弱，从而使修复的冲动得以完全运作。通过这些方式，发生于抑郁位置的哀悼过程逐渐被修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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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婴儿到达约3-6个月的关键阶段，面临抑郁状态中固有的冲突、罪疚感与哀伤时，他处理焦虑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较早期发展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决定于在生命最初的3-4个月期间，他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并建立其自我核心的好客体。如果这个过程是成功的（而这意味着没有过度的被害焦虑与分裂过程，而且一种整合已经发生了），被害焦虑与分裂机制就会逐渐减弱，自我便能够内射并建立完整的客体，顺利度过抑郁位置。但是，如果自我无法处理在这个阶段所引发的许多焦虑情境（这种失败由外在经验与基本的内在因素共同决定），那么婴儿将可能会从抑郁位置强烈退行到较早期的偏执——分裂位置，这也会阻碍内射完整客体的过程，并且强烈影响第一年与整个童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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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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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的婴儿期抑郁位置的假说，是根据早期生命阶段的基本精神分析概念，即原初的内射及在婴儿期占优势的口腔力比多和食人冲动。这些是弗洛伊德和亚伯拉罕的发现，对于了解心理疾病的原因有很大的贡献。通过发展这些概念，并且将它们联结到对婴儿的了解上（当它浮现在儿童的分析时），我了解到早期过程与经验的复杂性，以及它们对婴儿情感生活的影响，而这一点必定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心理障碍的原因。我的结论之一是：在婴儿期的抑郁心理位置和哀悼与抑郁现象之间，有特别密切的联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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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继续了弗洛伊德在抑郁症方面的工作，指出正常与不正常哀悼之间的一个根本差异（见本章末，批注三）。在正常哀悼中，个体能够成功地在他的自我中建立失去的所爱之人，但是在抑郁及不正常哀悼中，这个过程是不成功的。亚伯拉罕也描述了某些决定成败的根本因素，如果食人冲动过于强烈，内射失去的所爱客体就会失败，从而导致疾病；在正常哀悼中也是一样，个体被驱使将失去的所爱之人在自我中重新复原，只是这个过程是成功的，不只是如同弗洛伊德所说的，依附于失去之所爱客体的力比多贯注被撤回并且再投注，而且在此过程中，失去的客体会在内部被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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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论文《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中，我发表了如下看法：“我的经验引导我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正常哀悼的特征是个体于内部建立起失去的所爱客体，但是他并非第一次这么做，而是通过哀悼的工作，重新复原该客体及所有他感到失去的他所爱的内在客体。”只要发生哀伤，就会干扰安全地拥有所爱的内在客体的感觉，因为它会重新唤起早期对于受伤与被破坏的客体的焦虑（关于碎裂的内在世界），罪疚感与被害焦虑（婴儿期抑郁位置）被大量地再度激活。将被哀悼的外在爱的客体成功地重新复原，而且其内射通过哀悼的过程而得以强化，意味着所爱的内在客体被复原、失而复得。因此，在哀悼过程中特别显现的现实感，不只是更新与外在世界联结的方式，而且将瓦解的内在世界重新建立起来。所以哀悼涉及了重复婴儿在抑郁位置所体验到的情境，由于处在害怕失去所爱母亲的压力之下，婴儿努力地建构与整合内在世界，将好客体安稳地建立于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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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经验看来，失去所爱的客体（因为死亡或其他原因）究竟是否会导致躁郁症，或是能够安然度过，其中的基本决定因素之一是在生命第一年中，抑郁位置被成功修通，以及内射的所爱客体被安稳地建立于内部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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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心理位置与婴儿力比多组织中的一些根本改变关系密切，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大约第一年的中间），婴儿进入了直接与反向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在此我仅限定在最广的概述上来说明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22]这些早期阶段的特征在于，部分客体在婴儿的心理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他与完整客体的关系正在建立当中。而且，虽然性器欲望正要开始活跃，口腔力比多仍是处于主导位置的。强烈的口腔欲望，因为受到与母亲关系的挫折经验而升高，继而从母亲的乳房转移到父亲的阴茎[23]。男婴与女婴之性器欲望与口腔欲望结合，于是与父亲的阴茎发生了具有口腔与性器性质的关系，性器欲望同样指向母亲。婴儿对父亲阴茎的欲望和对母亲的嫉妒密切相关，因为他觉得母亲接收了她所渴望的客体，这些两性皆有的情绪与愿望，导致了反向与直接的俄狄浦斯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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