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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能力的一个重要衍生物是感恩的感觉。在与好客体建立关系的过程中，感恩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感恩还是对他人和自己的美好感到欣赏与感激的基础。感恩根植于婴儿最早阶段所升起的情绪和态度，在这个阶段，对婴儿而言，母亲是唯一的客体。我已经提过，这种早期的联结[14]是后来与所爱之人建立关系的基础。虽然这种和母亲的排他关系，在时间和强度上会因人而异，但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它存在于大部分人之中。它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干扰，部分地取决于外部环境。但是，潜藏其中的内在因素，尤其是爱的能力，似乎是天生的。破坏冲动，特别是强烈的嫉羡，可能会在早期阶段干扰和母亲的这种特殊联结。如果强烈嫉羡喂食的乳房，就会妨碍完全的满足，正如我已经描述过的，想要抢夺客体所拥有的东西并毁坏它，这正是嫉羡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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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爱的能力得到充分发展，婴儿才能体验到完全的享受，而正是享受奠定了感恩的基础。弗洛伊德曾将婴儿接受哺乳时的幸福描述成性满足的原型。[15]在我看来，这些经验不只构成了性满足的基础，也是后来所有幸福快乐的基础，使个体与他人融为一体的感觉成为可能。这种一体感意味着被完全理解，而这种理解对每一种幸福的恋爱关系或友谊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最好的状况下，这种理解不需要用言语来表达，这证明它来自于前语言阶段与母亲最早的亲密关系。可以完全享受和乳房最早关系的能力，构成了从各种不同的来源体验到快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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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喂食过程中，频繁体验到未受干扰的享受，那么对好乳房的内射会伴随着相当的安全感。对乳房完全的满足，意味着婴儿觉得已从所爱的客体那里收到一份独特的礼物，他想保留这份礼物，这是感恩的基础。感恩紧密联系着对好形象的信任。这首先包含了接受和吸收所爱原初客体（不只作为食物的来源）的能力，而不受贪婪和嫉羡过多的干扰。因为贪婪的内化会干扰与客体的关系。个体会感到他在控制和耗竭客体，因此是在伤害客体。然而在与内部和外部客体的良好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想要保存它、挽救它的愿望。我在其他相关作品中[16]描述过这一过程，这个过程源自婴儿将力比多投注于第一个外在客体的能力，是对好乳房的信任的基础。一个好的客体就这样被建立起来，[17]他关爱并保护着自体，且被自体关爱和保护着。这是一个人信任自身美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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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经常体验到和完全地接受对乳房的满足，就越是经常感觉到享受和感恩以及相应的想要回报快乐的愿望。这种重复的经验使最深层次的感恩成为可能，并且在修复的能力和所有的升华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通过投射和内射的过程，通过内在财富给予和重新内射，自我获得了丰富和深化。有益的内在客体就这样反复地确立起来，感恩就能够充分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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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与慷慨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内在的财富源于已经吸收好的客体，所以个体可以和别人分享他的礼物。这使得内射一个更加友善的外部世界成为可能，一种富足的感觉随之产生。即使事实上慷慨常常得不到足够的感激，也不一定会削弱给予的能力。与之相比，对那些内在财富和力量的感觉未能完全建立的人，几回慷慨之后，就是对感激和感恩的过度需要，以及被耗尽和被抢夺的迫害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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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喂食的乳房的强烈嫉羡，妨碍了彻底享受的能力，因此渐渐破坏了感恩的发展。嫉羡之所以被列入七宗罪（deadly sins）之中，是因为有一些相关的心理学上的原因。我甚至认为，在无意识的感觉上它是七宗罪中最严重的一宗，因为它毁坏、伤害了好客体，而好客体是生命的来源。这个观点和乔叟（Chaucer）在《教区牧师的故事》（The Parsons Tale）中所描述的观点一致：“可以肯定的是，嫉羡是最坏的罪。因为所有其他的罪，都只是违反一项美德的罪，然而嫉羡却违反了所有的美德和美好。”伤害和摧毁原初客体的感觉，损害了个体对其后来关系的真诚和信任，也使他怀疑自己爱的能力和自己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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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遇到这样一些感恩的表达——与其说这些表达是出于爱的能力，不如说它们主要是出于罪疚感。我认为在最深的层次上区分这种罪疚感和感恩非常重要。这并不意味着最真诚的感恩的感觉中没有任何罪疚感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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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察告诉我，性格的重大改变（仔细观察之下呈现为性格恶化）更有可能发生在这样一些人身上：他们没有安全地建立最初的客体，也不能维持对它的感恩之情。当这些人身上的迫害焦虑因内部或外部的原因而增加时，他们就完全失去了原初的好客体，更确切地说是其替代物，这可能是人，也可能是价值。这种改变的潜在过程，是一种退化到早期的分裂机制和崩解的退行。这是一个程度问题，因此虽然这种崩解最终会强烈地影响性格，但不一定会导致明显的疾病。渴求权力和名望，或需要不惜代价地取悦迫害者，在我看来，都是某个方面的性格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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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些案例中看到，当一个人升起嫉羡的感觉，从最早来源产生的嫉羡的感觉也会被激活。因为这些原初的感觉本质上是无所不能的，这影响到当下体验到的对替代形象的嫉羡，因此既造成了由嫉羡引发的情绪，也导致了意气消沉和罪疚感。似乎这种由平常经验所激活的最早的嫉羡，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常见的，但是这种感觉的程度和强度以及全能破坏感却因人而异。在对嫉羡的分析中，这个因素可能极为重要，因为只有当分析可以向下触及较深的来源时，分析才有可能产生充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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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在每个个体整个一生中，挫折和不幸的环境都会唤起一些嫉羡和怨恨，但是这些情绪的强度和个体应对它们的方式却大相径庭。享受能力和对接收到的美好事物的感恩之情紧密联系在一起。享受的能力人与人之间千差万别，这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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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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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澄清我的论点，似乎需要提及我关于早期自我的一些观点。我相信自我从分娩一开始就存在，虽然是一种原初的形式，而且大部分缺乏凝聚性（coherence）。在最早的阶段，自我就已经执行着一些重要的功能。也许这种早期自我接近于弗洛伊德所主张的自我无意识部分。虽然他并未认定自我从一开始就存在了，但是他赋予有机体一种在我看来只能由自我去执行的功能。内在死之本能所造成的灭绝威胁，以我的观点来看，是初生的焦虑（primordial anxiety）——在这个关键点上我和弗洛伊德的观点不同。[18]服务于生之本能（甚至是经由生之本能召唤而运作）的自我，在某种程度上把那样的威胁转向了外界。弗洛伊德认为对死之本能的基本防御属于有机体，而我却认为这个过程是自我的首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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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还有其他一些基本活动，在我看来，这些活动是因为迫切需要处理生死本能之间挣扎。活动的功能之一是逐渐整合，这源于生之本能，表现为爱的能力。相反的倾向是自我分裂为自体和客体，这一方面是因为出生时自我非常缺乏凝聚性，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构成了一种对抗原初焦虑的防御，因此是一种保存自我的方法。多年来，我一直认为一个特定的分裂过程极其重要，即将乳房分成一个“好”客体和一个“坏”客体的过程。我认为，这是爱恨之间先天的冲突及随之而来的焦虑的一种表达。然而，与这种分裂并存的还有各种分裂过程，只是在最近几年，人们才更清楚地理解了其中一些分裂过程。例如，我发现与贪婪和吞噬内化客体（首先是乳房）同时发生的，是自我在不同程度上碎裂了自体及其客体，以这样的方式舒解破坏冲动和内在的迫害焦虑。这样的过程在强度上有所差异，并且决定了个体的正常性的程度，它是发生在偏执——分裂心理位置（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期间的防御之一，我认为偏执——分裂心理位置在正常情况下贯穿生命最初的三到四个月。[19]我不是说在这期间婴儿无法充分地享受食物、与母亲的关系，以及常见的身体舒适和安好状态。但是无论焦虑何时升起，它主要是偏执性质的，而对抗它的防御以及所使用的机制，主导的都是分裂性质的。在以抑郁心理位置为特征的时期，做一些必要的更改（mutatis mutandis），分裂同样适用于婴儿的情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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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分裂过程，我视它为婴儿相对稳定的先决条件。在前几个月，他明显地将好客体和坏客体分开，因此以一种根本的方式保存了好客体——这也意味着自我的安全感得到增强。同时，只有在具备足够爱的能力和相对强大的自我时，这种原初的分裂才会成功。因此，我的假设是：爱的能力既推动了整合倾向，也促成了爱恨客体之间成功的原初分裂。这一点听起来是矛盾的。但是如我所言，因为整合是以一个根深蒂固的好客体为基础，这个好客体形成了自我的核心，因此一定量的分裂对整合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保存了好客体，后来自我才可以合成它的两个层面。过度的嫉羡（一种破坏冲动的表达）妨碍了好乳房、坏乳房之间的原初分裂，便无法充分地建立好客体。因为后来的好坏分化在各个环节上都受到了干扰，所以就没有为一个充分发展和经过整合的成人人格奠定基础。这种发展的紊乱是由于过度的嫉羡，它在最早的阶段又是源于普遍的偏执和分裂机制。根据我的假设，这些机制形成了精神分裂症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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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早期分裂的过程中，如何区分好客体和理想化客体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我们无法明确地做出这样的区分。在客体的两个方面之间，如果有很深的裂隙，则意味着被分开的不是“好”客体和“坏”客体，而是一个理想化的客体和一个极度坏的客体。如此深层和明确的割裂意味着破坏冲动、嫉羡和迫害焦虑非常强烈，而理想化主要是作为对抗这些情绪的一种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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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好客体是根深蒂固的，这种分裂就从根本上带有一种不同的性质，并且使非常重要的自我整合和客体合成的过程得以进行。因而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恨，这样抑郁心理位置得以修通。结果对一个完整的好客体的认同就更安全地建立起来。这也会带给自我力量，使自我可以保持其身份认同，且保有一种拥有自身的美好的感觉。自我就更不容易毫无区分地认同各式各样的客体（脆弱自我的一个特征）。而且，对一个好客体的充分认同，伴随着自体拥有自身美好的感觉。当出现问题时，自体分裂开来的部分被投射于客体，这种过度的投射式认同导致自体和客体之间产生一种强烈的混淆，于是客体也代表着自体。[20]与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自我的虚弱化，以及客体关系的严重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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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那些破坏冲动和迫害焦虑占主导的婴儿，爱的能力强大的婴儿对理想化的需求更小。过度的理想化意味着迫害感是主要的驱动力量。正如许多年前我在关于小孩子的工作中所发现的，理想化是迫害焦虑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一种对抗它的防御，而理想的乳房则是毁灭性乳房的对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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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好客体相比，理想化的客体在自我中是较少整合的，因为它主要源于迫害焦虑，而很少源于爱的能力。我也发现，理想化源于天生就感觉存在一个极度好的乳房，这种感觉导致婴儿渴望好客体，并且渴望爱它的能力。[21]这似乎是生命本身的一种状况，也就是生之本能的一种表达。因为对好客体的需要是普遍的，所以不能将理想化客体和好客体之间的区别看作是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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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通过将好客体理想化，来处理自己无法拥有一个好客体的无能（这种无能感源于过度嫉羡）。这种最初的理想化是靠不住的，因为体验到的对好客体的嫉羡，势必会扩展到其理想化的层面。对更多客体的理想化和对它们的认同也是一样的，都是不稳定且未加分辨的。在这些未加分辨的认同中，贪婪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想要从每个地方得到最好的东西，妨碍了选择和分辨的能力。这种无能也和在原初客体关系中对好与坏产生混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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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能够带着相当的安全感建立好的客体，即使好客体有缺点，他们也能够留住对它的爱。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理想化是他们爱的关系和友谊的特征。这种关系易于破裂，于是一个爱的客体常常需要换成另一个，因为没有客体可以完全符合期望。先前理想化的人通常被他们感觉是一个迫害者（这显示理想化的起源对应的是迫害感），主体嫉羡和批判的态度被投射到他身上。极其重要的是，在内在世界中运作着相似的过程。以这样的方式，内在世界保留了一些特别危险的客体。这些都导致了关系中的不稳定性。这是自我虚弱的另一个层面，之前我在未加分辨的认同的关系中已经提到过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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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一种安全的母子关系中，也很容易产生与好客体相关的怀疑。这不只是因为婴儿非常依赖母亲，还因为经常出现的焦虑，担心他的贪婪和破坏冲动会支配他——这种焦虑是抑郁位置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在生命的任何阶段，在焦虑的压力下，对好客体的信仰和信任都可能被动摇。但是，怀疑、沮丧和迫害这类状态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决定了自我能否重新整合自己，并安全地恢复其好客体。[22]正如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对存在美好事物的希望和信任，帮助人们度过了重大的逆境，并且有效地抵制了迫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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