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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关联分析把公寓带进和我的关系中，黑狗和我的黑猫有关，他把黑猫形容为“她”。病人从未喜欢过X，他是他的一个老同学。他形容他是个圆滑虚伪的人。X也常常借钱，虽然他后来也会把钱还上，但他的态度是自认有权利要求这种好处。不过，X后来在他的专业上表现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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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认识到“他朋友的朋友”是他自己的一个方面。我解释的要点是：他越来越能认识到他人格中一个不招人待见，甚至令人恐惧的部分。“狗——猫”（分析师）面临的危险是会被碾（也就是受伤）。X要求他一起散步，这象征着朝向整合的一步。在这个阶段，通过关联到尽管X有缺点，但后来在他的专业上表现得很好，一个充满希望的要素进入了梦中。在梦中他更接近自己的一面，不再像先前的材料那样，充满了破坏和嫉羡，这也是进步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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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关心“狗——猫”的安全，表达了他希望能保护分析师，免受他自身的敌意和贪婪倾向的伤害，这种倾向由X代表。这导致已经部分愈合的分裂暂时扩大了。然而，当X（他自己被拒绝的部分）“走远”了，显示他并没有完全消失，整合的过程只是暂时受到干扰。那个时候病人的情绪处于典型的抑郁状态，对分析师的罪疚感和保护她的愿望非常明显。在这一背景下，对整合感到恐惧是因为觉得分析师必须被保护，以远离被病人压抑的贪婪和危险冲动。我确定他仍旧把其人格的一部分分裂开来，但是贪婪和破坏冲动的压抑已经变得更加显著。因此，解释必须同时处理分裂和压抑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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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男病人也在他分析的后期带来一个梦，这个梦想显示了更进一步的整合。他梦到他有一个行为不良的兄弟，犯了一桩严重的罪行。这个兄弟受到一家人的接待，却抢劫这家人并杀了他们。这件事深深地困扰着病人，但是他又觉得必须忠于他的兄弟并拯救他。他们一起逃走，并且发现他们在一艘船上。这里让病人联想到雨果（Victor Hugo）的《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并提到沙威（Javert），他一生都在迫害一个无辜的人，甚至跟踪这人到他躲藏的巴黎下水道里。但是，沙威最后自杀了，因为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的一生都浪费在错误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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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接着继续讲述这个梦。他和他的兄弟被一名警察逮捕，警察和善地看着他，所以病人希望自己最后不会被处决。他似乎把他的兄弟交给了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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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很快意识到：这个行为不良的兄弟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他最近用“行为不良”来表达他自己行为中一些很小的问题。我们应该记得，在前一个梦中，他曾提到一个他无法处理的不良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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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到的迈向整合的一步，表现在病人为行为不良的兄弟负责，与他在“同一艘船上”。我的解释是：谋杀并抢劫那些和善地接待他的人的罪行，是他攻击分析师的潜意识幻想，这还涉及他经常表达的焦虑，担心他想从我这里得到越多越好的贪婪愿望会伤害我。我将这一点与他和母亲关系中早期罪疚感联系起来。和善的警察代表不会严厉控诉他的分析师，会帮助他摆脱自己坏的部分。此外，我还指出在整合过程中，分裂（自体的和客体的分裂）的使用再次出现。这一点显示在分析师作为双重角色的形象上：既是和善的警察，也是迫害者沙威（在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病人的“坏”也投射在他身上。虽然病人理解他对自己人格中“行为不良”的部分负有责任，但是他仍旧在分裂他的自体。“无辜”的人代表着他，而他遭追捕所进入的下水道，意味着他的肛门和口腔破坏性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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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再现不仅是因为被害焦虑，也是因为抑郁焦虑，因为病人觉得他无法带着自己坏的部分面对分析师（当她以一种和善的角色出现时），而不伤害她。这就是为什么他诉诸联合警察来对抗他自己坏的部分的原因之一，在当时他就希望灭绝这些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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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早期曾经接受“某些个体在发展上的差异是因为体制因素”的观点。例如，他在《性格和肛门性欲》（Character and Anal Erotism,1908）一文中所表达的观点，认为强烈的肛门性欲在许多人身上是体质性的。[47]亚伯拉罕在口腔冲动的强度中发现一个天生的要素，他将口腔冲动和躁郁疾患的病因联系起来。他说：“……真正体质的和与生俱来的，是对口腔性欲的一种过度强调，同样在某些特定的家庭，肛门性欲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优势因素。”[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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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前已经提到，在与原初客体（即母亲的乳房）的关系中，贪婪、怨恨和被害焦虑有一种体质基础。在这个讨论中，我有所补充：嫉羡作为口腔和肛门施虐冲动的一种强力表达，也是体质性的。在我看来，这些体质因素在强度上的差异，和弗洛伊德提出在生死本能的融合中，其中一个本能的优势有关。我相信，其中一个本能的优势和自我的强弱有关。我经常提到自我的强度与自我必须处理的焦虑（作为一种体制因素）之间的联系。忍受焦虑、紧张和挫折有困难，是自我（从出生后生命开始）相对虚弱的一种表达——自我与它所体验到的强烈破坏冲动和迫害感相比较的一种虚弱。这些加诸虚弱自我的强烈焦虑，导致诸如否认、分裂和全能感这些防御的过度使用。这些防御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最早期发展的特征。我的补充与我的理论是一致的：一个体质上强壮的自我，不会轻易变成嫉羡的牺牲品，并且更能有效地实施好和坏之间的分裂，而我认为这样的分裂是建立好客体的前提。于是，自我比较不会受那些导致碎裂的分裂过程（带有明显的偏执——分裂特征）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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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从开始就影响发展的因素，是婴儿所经历过的各种不同的外在经验。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婴儿早期焦虑的发展。在难产和喂食经验不足的婴儿中，这些焦虑会特别严重。然而，我所积累的观察使我确信，这些外在经验所造成的冲击，与天生破坏冲动在体质上的强度及继之而来的偏执焦虑，有比例上的关系。很多婴儿并没有很不利的经验，然而却有严重的喂食困难和睡眠困难，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严重焦虑的各种迹象，这是外在环境无法充分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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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众所周知的是，有些婴儿面临严重的被剥夺和不利的环境，然而并没有发展出过多的焦虑，他们的偏执和嫉羡特性并没有占优势。这一点通常是由他们后来的经历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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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工作中，我曾有过很多机会，将性格形成的源头追溯到先天因素的各种变异。关于出生前的影响因素，我们还有更多需要学习的地方，然而再多关于这些的知识，也不会减损天赋要素在决定自我强度与本能冲动的强度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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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天生因素的存在，指出了神经分析治疗的限制。虽然我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但我的经验告诉我，我们可以在一些案例中造成根本的、正向的改变，即使其体质基础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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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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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对喂食的乳房的嫉羡，作为增加对原初客体攻击强度的一个因素，一直是我分析工作的一部分。然而，只是在不久前，我才特别强调嫉羡的毁坏和破坏性质。它妨碍了与好的外在和内在客体建立一种安全的关系，逐步侵蚀了感恩的感觉，并且以各种方式模糊了好坏之间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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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描述的所有案例中，病人与作为内在客体的分析师之间的关系有着根本的重要性。我发现一般而言这都是真实的。当对嫉羡及其后果的焦虑达到顶点，病人在不同的程度上感觉受到分析师的迫害，这时分析师作为内在嫉妒和嫉羡的客体，干扰了他的工作、生活和活动。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好客体就在感觉上丧失了，而与之相伴的内部安全感也丧失了。我的观察显示，在生命的任何阶段，当与好客体的关系被严重干扰（嫉羡在这种紊乱中扮演着突出的角色），不只是内部的安全感和平静受到妨碍，性格也开始恶化。内在迫害客体的优势增强了破坏冲动。然而，如果好客体被稳固地建立起来，对它的认同就会强化爱、建设性冲动和感恩的能力。这与我在本文开始提出的假设是一致的：如果好客体是根深蒂固的，那么暂时的干扰就可以被承受，也就建立了心理健康、性格形成和成功自我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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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其他相关文章中描述过最早被内化的迫害客体（报复性的，吞噬性的、歹毒的乳房）的重要性。现在我要假设：婴儿嫉羡的投射，使他的原初和后来的内在被害焦虑有特别的表现。这种“嫉羡的超我”被感觉是要干扰或废止所有修复和创造的企图，它也被感觉对个体的感恩提出了持续和过分的要求。因为迫害感加入了罪疚感之中，迫害的内在客体是个体自身嫉羡和破坏冲动的结果，这些嫉羡和破坏冲动原初地毁坏了好客体。借着增加对自体的贬低而满足了惩罚的需要，导向一种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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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精神分析的终极目标是整合病人的人格。弗洛伊德说：自我应存在于本我所在处（where id was,ego shall be）。这个结论就指向这个方向。分裂过程发生于发展的最早阶段。如果分裂过程过度，就形成了严重偏执和分裂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基础。在正常的发展中，在以抑郁心理位置为特征的时期，这些分裂和偏执的趋向（偏执——分裂心理位置）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整合会成功地发展。在那个阶段实现了迈向整合的重要一步，就为自我进行压抑的能力做好了准备。我相信，压抑在生命的第二年起着越来越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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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婴儿的情绪生活》中提出，如果在早期阶段，分裂过程不是太强烈，孩子就可以通过压抑来处理情绪上的困难。因此，心智的意识和无意识部分会得到巩固。在最早期阶段，分裂和其他防御机制总是凌驾一切。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与焦虑》（Inhibition,Symptoms and Anxiety）中已经提出可能有早于压抑的防御方式。在本文中，我并未探讨压抑对正常发展的重要意义，因为我主要研究的是原初嫉羡的影响及其与分裂过程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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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技术，我已经试图说明，通过一次又一次地分析和嫉羡及破坏冲突有关的焦虑和防御，便可以在整合上取得进步。我一向都信服弗洛伊德的发现：“修通”是分析程序的一项主要任务，而我处理分裂过程并追溯其根源的经验，使我更坚信这一点。我们正在分析的困难越深层、越复杂，我们遭遇的阻抗就会越大，因此有必要给予足够空间来“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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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对原初客体的嫉羡，尤其有这个必要。病人也许可以意识到他们对他人的嫉羡、嫉妒和竞争的态度，甚至还有想要伤害他人的愿望，但是只有当分析师坚持在移情中分析这些敌意，使病人在其最早的关系中重新经验它们，才能使自体中的分裂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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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经验显示，对这些根本的冲动、潜意识幻想和情绪的分析失败，部分原因是痛苦和抑郁焦虑变得明显了。对某些人而言，这超过了他们对真相的欲望，最终也超过了他们想要被帮助的欲望。我相信，如果病人要接受并吸收分析师关于这些心智早期层面的解释，那么他的合作必须基于一个坚定的决心——想要发现关于自己的真相。因为如果这些解释够深入，就会动员自体的一部分，这一部分被感觉为自我的敌人或是所爱客体的敌人，因此已被分裂和废止。我发现，通过解释对原初客体的憎恨和嫉羡所唤起的焦虑，和被分析师迫害的感觉（因为分析师的工作激起了那些情绪），比我们解释其他任何素材都更加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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