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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参见《论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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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弗洛伊德、琼斯和亚伯拉罕在这个主题上做出了最基础的贡献。参见：例如，弗洛伊德《性格与肛门性欲》（Character and Anal Erotism,1908）、琼斯《强迫性神经症中的恨和肛门性欲》（Hate and Anal-Erotism in the Obsessional Neuroses,1913）、《肛门性欲的性格特性》（Anal-Erotic Character Traits,1918），以及亚伯拉罕《论肛门性格理论》（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the Anal Character,1921）、??《口腔性欲对于性格形成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Oral Erotism on Character Formation,1924）、《力比多发展性器层面的性格形成》（Character Formation on the Genital Level of Libido Development,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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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第十一章 关于心理机能的发展（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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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篇文章是对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的贡献。我试图根据精神分析实践发展中得出的一些结论，进一步拓展弗洛伊德在这个主题上的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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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用“本我”、“自我”和“超我”等词汇来系统阐释心理结构，这已经成为所有精神分析思考的基础。他明确指出：自体的这些部分并非清晰地彼此分开，本我是所有心理功能的基础。自我从本我中发展而来，但是它发生在哪个阶段，弗洛伊德并没有给出一致的说法。自我终其一生都向下深入本我，因此受到无意识过程的持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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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所发现的生本能和死本能，以及从出生那一刻就开始运作的生死本能的对立和融合，对于心理的理解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观察婴儿持续挣扎的心理过程中——在破坏和拯救自己、攻击客体和保留客体这些无法压抑的冲动之间的挣扎——我认识到这些彼此挣扎的原始力量正在运作着。这使我对弗洛伊德的生死本能概念在临床上的重要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写《儿童精神分析》[1]时，我已经得出结论：在两种本能之间挣扎的影响下，自我的主要功能之一——掌控焦虑，从生命最初就已经开始运作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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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假设，有机体通过将死本能于内在运作所产生的危险转向外界来保护它自己，免受危险，无法转向的部分则被力比多所束缚。他在《超越快乐原则》（1922）一书中将生死本能的运作看作是一些生物学过程。但是人们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弗洛伊德在他的一些作品中，将他的临床考虑建立在这两种本能的概念上，例如在《受虐狂的经济问题》（The Economic Problem of Masochism,1924）一文中。请让我回忆那篇文章的最后几个句子。他说，“因此道德受虐就成为一个典型的证据，证明存在本能的融合。它的危险在于：道德受虐源于死本能，是从死本能作为破坏本能被转向外在的部分中逃离出来的那个部分。然而另一方面，由于道德受虐有一种情欲成分，如果没有力比多的满足，即使他自己是破坏的主体，也无法进行。”（S.E.19，第170页）在《精神分析新论》（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1933）中，他以更强烈的措辞阐释了他在心理方面的新发现。他说：“这种假设为我们打开了研究的远景，终有一天，这些研究对理解病理过程会有重大意义。因为融合也可能再分开，我们可以预期，这类去融合（defusion）将会极为严重地影响心理功能。但是这些概念依然太新，还没有人尝试在我们的工作中运用它。”（S.E.22，第105页）弗洛伊德认为两种本能的融合和去融合是攻击性冲动和力比多冲动之间的心理冲突的基础。对于他的这个观点，我的看法是，令死本能转向的是自我，而不是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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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认为，在无意识中不存在对死亡的恐惧，但是这似乎与他发现的内在运作的死本能所产生的危险不符。在我看来，自我对抗的这种原始焦虑就是死本能引发的威胁。我在《关于焦虑和罪疚的理论》（The Theory of Anxiety and Guilt,1948)[3]一文中指出，我不同意弗洛伊德下面的观点：“无意识中似乎不包含任何可以用来构建‘生命灭绝’这个概念的东西”，因此，“死亡恐惧应该视为阉割恐惧的同义词”。在《儿童良知的早期发展》（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onscience in the Child,1933）中，我提到弗洛伊德的两种本能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在生命的开始，攻击本能或死本能和力比多或生本能（爱欲）对立，并且为之所束缚。我说：“我认为被这种攻击本能摧毁的危险，在自我中造成了过度的紧张，被自我感觉为一种焦虑，所以在自我发展的初期，就面临了调动力比多以对抗其死本能的任务。”我做出结论：被死本能破坏摧毁的危险因而在自我中造成了原始的焦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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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投射机制无法运作，婴儿就会处于被自己的破坏冲动淹没的危险中。在出生时，自我受到生本能的召唤而行动，部分是为了执行这种功能。投射的原发过程，是将死本能转向外在的方法。[5]投射也将力比多贯注到第一客体。另一个原初过程是内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生本能服务的。它与死之本能对抗，因为它使得自我纳入给予生命的东西（首先是食物），因此将内部运作的死本能束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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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命的开始，两种本能便附着在客体之上，首先是母亲的乳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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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假设是，内射母亲喂食的乳房，为所有内化的过程奠定了基础。我认为我的假设也许能阐释与两种本能的运作相关的自我的发展。根据何者占主导——是破坏冲动还是爱的感觉，乳房（奶瓶可以象征性地代表它）时而被感觉为好的，时而是坏的。对乳房的力比多贯注加上满足的经验，在婴儿心中建立起原初的好客体；而将破坏冲动投射到乳房上，则建立了原初的坏客体。这两个方面都受到内射，这样已被投射的生死本能，再次在自我之中运作。掌控被害焦虑的需要，推动了乳房和母亲在内部和外部的分裂，分裂为一个有帮助的、爱的客体和一个可怕的、恨的客体。这些是后来所有内化客体的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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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自我的强度（反映了两种本能之间融合的状态）是体制决定的。如果在融合中由生本能主导，意味着爱的能力占优势，自我是相对强壮的，比较能够忍受死本能所引起的焦虑，并且去反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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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力量可以维持和增加到何种程度，部分地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母亲对婴儿的态度。然而即使是生本能和爱的能力居于主导时，破坏冲动仍然向外转向，创造出迫害客体和危险客体，而这些迫害客体和危险客体又再次被内射。此外，内射和投射的原初过程使得自我和客体的关系持续改变——根据婴儿的潜意识幻想和情绪，在婴儿实际经验的影响下，在内在和外在客体、好坏客体之间不断更迭变化。两种本能的永久活动导致了这些更迭变化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构成了自我在两方面发展的基础——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和内部世界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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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化的好客体于是形成自我的核心，自我围绕这个核心扩展和发展。因为当自我受到内化的好客体支持时，通过用力比多束缚内在运作的死本能的某些部分，它更能够掌控焦虑，保存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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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中所描述的，由于自我分裂了它自己，结果自我的一部分开始“凌驾”于其他部分。他明确指出，这个执行许多功能的分裂部分就是超我。他还说，超我包含被内射的父母的特定方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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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这些观点。而我的不同意见是：作为超我基础的内射过程在出生时就开始了。超我出现于俄狄浦斯情结开始前的几个月，[7]我将俄狄浦斯情结和抑郁心理位置开始的时间，定在生命第一年的四到六个月。因此，对好乳房和坏乳房的早期内射是超我的基础，且影响了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对超我的形成的这种设想，与弗洛伊德明确的表述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认为：认同父母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果，而且这些认同只有在俄狄浦斯情结被成功地克服后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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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自我的分裂导致超我形成。分裂是自我冲突的结果，而自我冲突又是生死本能的对立所致。[8]通过投射以及它所导致的好客体和坏客体的内射，自我的冲突得到加强。自我受到内化的好客体支持，也通过认同好客体而得到强化。它将死本能的一部分投射到它自己被分裂开来的一部分中——这一部分因此对立于自我的其余部分，形成了超我的基础。伴随着死本能这一部分的转向，与之融合的那部分生本能也随之转向。随着这些转向，好客体和坏客体的某些部分也从自我中被分裂出来，进入超我之中。超我于是获得保护性和威胁性双重品质。随着整合过程的进行——这一过程从一开始就存在于自我和超我之中，死本能就在某种程度上被超我束缚。在束缚的过程中，死本能也影响了超我之中所包含的好客体的一些方面。结果超我的活动范围就从约束憎恨和破坏冲动、保护好客体和自我批判，一直到威胁、抑制性抱怨和迫害。超我与好客体紧紧连在一起，甚至努力保存好客体。它非常接近实际的好母亲，它哺喂并且照顾孩子。但是，由于超我也在死本能的影响之下，它也部分地代表了使孩子受挫折的母亲，它的禁令和谴责便唤起了焦虑。当发展顺利时，在一定程度上，超我主要被感觉为是有帮助的，不会起到过于严厉的良心的作用。孩子有一种天生的需要——我假定即使很小的婴儿也是如此——就是要被保护，同时也要受某些禁令约束，这些禁令相当于对破坏冲动的控制。在《嫉羡与感恩》一文中我已经提出，婴儿对一个永远存在、永不耗竭的乳房的愿望，包含着这样一种渴望，就是乳房应该驱除或控制婴儿的破坏冲动，这样就可以保护他的好客体，并使他免于被害焦虑。这种功能属于超我。然而，一旦婴儿的破坏冲动和焦虑被唤起，超我就被感觉是严格而专横的。于是，就像弗洛伊德形容的那样，自我“必须服侍三个严厉的主人”：本我、超我和外在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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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岁出头时，我开始了一项新的冒险——用游戏技术分析3岁以上的儿童。我遇到的出乎意料的现象之一是一种非常早且未开化（savage）的超我。我还发现，小孩子以一种幻想的方式内射父母，首先是母亲及其乳房。我得出这一结论是通过观察他们的一些内在客体的恐怖特征。这些极端危险的客体，在婴儿早期造成了自我内部的冲突和焦虑；但是在急性焦虑的压力下，它们和其他恐怖的形象一起被分裂出来——但分裂的方式不同于形成超我的分裂方式——并被降低到无意识的更深层次。这两种分裂方式的不同在于（这一点也许能够用来解释分裂过程发生的许多模糊的方式）：在恐怖形象的分裂中，去融合似乎是占优势的，而超我的形成则是在两种本能融合的主导下进行的。因此，超我正常地建立，和自我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和自我分享着同一好客体的不同方面。这就使自我有可能或多或少地整合和接受超我。与之相反，极坏的形象不会被自我以这样的方式接受，而且不断被自我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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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小婴儿来说，而且我假设越小的婴儿越是如此，在被分裂出来的形象和那些不那么恐怖也更为自我所容忍的形象之间，其界限是易变的。分裂通常只是短暂或部分地成功。当分裂失败时，婴儿的被害焦虑非常强烈。这种状况在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特别显著。这个阶段以偏执——分裂心理位置为特征，这个位置我认为在生命最初的3到4个月达到高峰。在非常小的婴儿的心中，好乳房和吞噬性的坏乳房非常快速地交替出现，可能被感觉为是同时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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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的形象被分裂出来，形成无意识的一部分，这也紧紧联系着理想化形象的分裂。理想化的形象被发展出来，来保护自我对抗恐怖的形象。在这些过程中，生本能再度出现，并且显示自己的威力。在自体的每一个层次中，都可以发现迫害客体和理想化客体、好客体和坏客体之间的对比。而这种对比是生本能和死本能的一种表达，并且形成潜意识幻想生活的基础。在早期自我尽力避开的那些被憎恨的和威胁性的客体中，也包括那些被感觉为受到伤害和被杀死的客体，这些客体从而转变为危险的迫害者。随着自我的强化以及它的整合与合成能力的提高，抑郁心理位置的阶段就到来了。在这个阶段，受伤害的客体不再主要被感觉为是一个迫害者，而是被感觉为一个被爱的客体，个体还能经验到对它的罪疚感和想要修复的内驱力。[9]这种和被爱的受伤客体之间的关系，形成超我中一个重要元素。根据我的假说，抑郁心理位置在接近第一年年中达到高峰，从那时起，如果被害焦虑不甚过度，而爱的能力足够强大，自我会越来越觉察到它的精神现实，越来越感到是它自己的破坏冲动造成其客体的毁坏。因此之前被感觉为坏的受伤客体，在儿童的心中有了改善，更加接近于真实的父母，自我也逐渐发展出处理其外在世界这个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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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内在因素而言，这些基本过程的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整合和自我的强化，都有赖于生本能在两种本能的互动中占据优势。但是分裂过程仍然持续着。在整个婴儿期神经症阶段（这是表达也是修通早期精神病性焦虑的方式），生死本能之间的对立，以焦虑的形式被婴儿强烈地感觉到，这些焦虑来自迫害客体，自我试图通过分裂，后来通过压抑来应付这些迫害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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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潜伏期的开始，超我组织化的部分（尽管通常都非常严厉）更多地从其无意识的部分被分离出来。在这个时期，儿童处理其严格的超我是通过将它投射到环境中去（换句话说，就是将它外化）并且尝试与那些权威者达成妥协。然而，尽管在大一点的儿童和在成人中，这些焦虑都得到缓和，改变了形式，并被更强大的防御所抵挡，因此在分析中比小孩子的焦虑更不容易被触及。但是，当我们穿透无意识的更深层次，还是发现危险和迫害的形象仍然与理想化的形象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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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的“原初分裂过程”的概念，我最近提出这样的假设：好客体与坏客体、爱与恨之间的分离，应该在最早的婴儿期发生。这对正常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当这样的分离不过于严重，却足以分辨好与坏时，在我看来，这就形成了稳定和心理健康的一个基本要素。这意味着自我足够强大，不至于被焦虑所淹没，也表示和分裂并行的是正在进行的某些整合（虽然是以一种初级的形式）。只有当生本能在融合中胜过死本能时，这些整合才有可能进行。这样最终才可以更好地达成客体的整合与合成。然而，我认为即使在这样有利的状况下，当内在和外在压力非常大时，还是可以感觉到无意识的深层中的恐怖的形象。整体来说稳定的人（这意味着他们已经稳固地建立了他们的好客体，并且因此高度认同它）可以抵制较深层无意识对他们的自我的侵入，并且重新获得稳定。在神经症患者中，更多的是在精神病患者中，对抗这种来自无意识深层的危险的挣扎，在某种程度上，是持续不断的，也是他们不稳定性或疾病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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