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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说，自我通过压抑——阻抗的界限，将自己从本我中分化出来。我发现分裂是初始的防御之一，并且是先于压抑的，我假设压抑大约在生命的第二年开始运作。正常而言，没有完全的分裂，也没有完全的压抑。因此，自我的意识和无意识部分，并非由一个僵化的界限分割开来。正如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在谈到心灵的不同区域时，这些区域都是渐变然后融入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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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分裂制造了一个非常僵化的界限，这就意味着发展没有正常地进行，结果是死本能居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当生本能占优势，整合和合成就可以成功地进展。分裂的本质决定了压抑的本质，[11]如果分裂过程没有过度，意识和无意识就仍然保持可以彼此渗透的状态。然而，当自我所执行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无组织的时候，就不能充分地缓和焦虑；而在大一点的孩子和成人身上，压抑是避开焦虑和缓和焦虑更为有效的方式。在压抑中，更加高度组织化的自我更有效地将自己分裂开来，以对抗无意识的思考、冲动和恐怖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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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的结论是以弗洛伊德的发现为基础（他关于两种本能及它们对心灵不同部分的影响的发现），但是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补充意见却有很多不同看法。我现在要在这些不同看法的基础上写下本文的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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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能还记得，弗洛伊德对力比多的强调远大于对攻击行为的强调。虽然早在他发现生本能和死本能之前，他就已经从性虐的形式中看到性欲的破坏成分的重要性，但他并未充分重视攻击行为对情绪生活的影响。因此，可能他从未彻底地完成对两种本能的发现，并且似乎不愿将此发现扩展到整个心理功能。然而，正如我早先指出的，他将这个发现运用于临床材料，且程度比我们所意识到的更深。然而，如果要给弗洛伊德的两种本能的概念下一个终极的结论，那就是：生本能和死本能的互动支配着全部心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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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提出，超我的形成先于俄狄浦斯情结，是由对原初客体的内射发起的。超我维持它与自我其他部分的连接，是通过已经内化了同一个好客体的不同层面。这个内化的过程对自我的组织化也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我认为，自我从生命的开始就需要并且有能力分裂并且整合它自己。整合在抑郁心理位置逐渐达到高峰，它取决于生本能的优势，并且意味着死本能的运作在某种程度上为自我所接受。我将自我的构造视为一个实体，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方面的交替所决定的：一方面是分裂与压抑，另一方面是与客体有关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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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持续地从本我那里丰富自己。我早就说过，在我看来，自我被生本能召唤而运作，并通过生本能得到发展，达成这一点的方式是通过其最早的客体关系。生本能和死本能所投射的乳房，是第一个通过内射而被内化的客体。以这样的方式，两种本能找到它们可以附着的客体，然后通过投射和再内射，自我得到丰富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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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越能整合其破坏冲动，并合成其客体的不同层面，它就变得越丰富。虽然自体和各种冲动的被分裂的部分，因为会唤起焦虑，造成痛苦，因而遭到拒绝，但它们同样也包含着人格和无意识生命中有价值的方面，将它们分裂开来，就会使人格和无意识生命变得贫乏。虽然自体和内化客体被拒绝的部分会造成不稳定性，但它们也是艺术作品中和不同智力活动中灵感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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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最早客体关系和超我发展的设想，符合我的假说：自我（至少）从出生起就开始运作，生本能和死本能的力量无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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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儿童精神分析》，第126-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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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在《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1946）中提出，我们从后来的自我那里得知的一些功能——特别是处理焦虑的能力，在生命伊始就已经在运作了。死本能在有机体内运作而引发的焦虑，会被感觉为对灭绝（死亡）的恐惧，以迫害的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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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本书《关于焦虑和罪疚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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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琼·里维埃（Joan Riviere,1952）提到“弗洛伊德坚决拒绝无意识中恐惧死亡的可能性”；她继续做出结论？“人类婴儿的无助与依赖，加上他们的幻想生活，意味着：对死亡的恐惧甚至就是他们经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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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此处我与弗洛伊德持不同观点。弗洛伊德所理解的转向似乎只是：本来导向自体的死本能，被转变为攻击客体的过程。在我看来，转向这一特殊机制中包含两个过程：一部分死本能投射到客体之中，客体从而变成一个受害者；而保留在自我中的那部分死本能，导致对受害客体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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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中，我说：“对破坏冲动的恐惧似乎立即附着在一个客体上——甚至被经验为害怕一个无法控制的、拥有压倒性力量的客体。原初焦虑的其他来源是出生焦虑（分离焦虑）和身体的需求的挫折，这些经验也是从一开始就被感觉为是由客体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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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早期的一些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观点是如何发展出来的，更详细的描述可以参见《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儿童精神分析》(1932)（特别是第八章）、《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1945）和《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1952，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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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考例子见本书《关于焦虑和罪疚的理论》(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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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阐释这个特殊观点的临床素材，见《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4).《克莱因文集Ⅰ》，第273-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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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例如，我在本书的注释中提到：“与内化客体（首先是部分客体）的攻击有关的焦虑，在我看来是疑病症的基础。”在我的《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提出了这一假设（第144页、第264页、第273页）。同样，在《智力抑制理论》（The Theory of Intellectual Inhibition,1931）中，我指出？“一个人害怕自己的粪便，将它视为一个迫害者，最终是源自他施虐的幻想。这些害怕产生了一种恐惧，恐惧在他身体里面有很多迫害者，也恐惧被下毒，正如疑病恐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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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见我的论文《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在该处我写道：“分裂机制构成了压抑的基础（如弗洛伊德的概念所指的那样），但是与导致崩解状态的最初分裂形式相反，压抑通常不会导致自体的崩解。因为在这个阶段，心理的意识与无意识部分有更好的整合；而且，由于在压抑的作用下，分裂主要影响的是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分隔。自体的这两个部分都不会遭遇先前阶段会产生的碎裂程度。然而，在生命开始的最初的几个月中，婴儿诉诸分裂过程的程度，强烈地影响了在稍后阶段中压抑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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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第十二章 成人世界及其婴儿期根源（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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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神分析的观点考察人们在社会环境中的行为时，有必要去研究个体如何从婴儿期发展至成熟。一个团体，或小或大，都是由处于彼此关系中的个体构成的，因此对人格的理解是理解社会生活的基础。对个体发展的探究将精神分析一阶段一阶段地带回婴儿期。因此，我将首先详述婴儿的基本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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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困难的种种迹象——暴怒状态、对周遭环境缺乏兴趣、没有能力忍受挫折以及对悲伤快速短暂的表达——除了对身体因素的描述之外，这些迹象在先前没有任何解释。因为在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之前，人们一般倾向于将童年视为一段完美的快乐时期，儿童显示出的各种困扰也没有被认真对待。弗洛伊德的发现逐渐帮助我们理解了儿童情绪的复杂性，并揭示出儿童会经历严重的冲突，这使我们对婴儿心理及其与成人心理过程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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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幼儿精神分析中发展出的游戏技术，以及我的工作带来的其他技术上的进步，使我能够对婴儿非常早期的阶段和无意识较深层面得出新的结论。这种回顾性的见解，是以弗洛伊德的一个重大发现为基础的，即移情情境。也就是说，在精神分析中，病人在和精神分析师的关系中，重新演出较早的（我要补充说，甚至是非常早期的）情境和情绪。因此，即使是成人，与精神分析师的关系有时也带着非常孩子气的特征，例如：过度依赖、需要被引导还有毫无道理的不信任。从这些表现中推演出过去，是精神分析师的一种技术。我们知道弗洛伊德首先发现了成人之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并且将它追溯到童年时期。我很幸运能分析非常小的儿童，对他们的心理生活获得更进一步的洞察，而这又将我引向对婴儿的心理生活理解。通过细致地观察游戏技术中的移情，对于心理生活（在儿童和后来的成人身上）如何受到最早期的情绪和无意识幻想的影响，我得到了更深入的理解。我将从这个角度，尽量少用专业术语，来描述我对婴儿的情绪生活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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