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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过偏执焦虑和抑郁焦虑以及他们的影响之后——尽管我担心这种处理方式过于简单化——我想要考虑一下我曾描述的这些过程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我已经谈到对外部世界的内射，也指出这个过程会持续终生。每当我们欣赏、爱慕什么人，或憎恨、鄙视什么人时，我们也把他们身上的某些东西纳入我们自己之中，我们内心最深层的态度就是由这类经验形成的。一种情况是它丰富了我们，成为我们珍贵记忆的基础。另一种情况是我们有时会觉得外在世界被毁坏，内在世界也因此而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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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只是简单提及婴儿从一开始就要经历的实际经验的重要性，这些经验包括有利的和不利的——首先是来自父母，后来是来自其他人。在整个一生中，外在经验都至关重要。然而，很多外在经验还是取决于孩子解释和吸收这些外在影响的方式，甚至婴儿也是如此。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破坏冲动、被害焦虑和抑郁焦虑的运作有多强烈。以同样的方式，我们成人的经验也受到自己基本态度的影响。这些态度或是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不幸，或者当我们受到怀疑和自怜过度支配时，这些态度甚至会将轻微的失望转变成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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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关于童年期的发现增进了我们对教养问题的理解，但是这些发现经常被误解。虽然纪律过于严明的教养的确会增强孩子的压抑倾向，但是我们也必须记得，对孩子而言，也许过度纵容和太多约束一样可能造成伤害。所谓“充分的自我表达”对父母和孩子双方都可能非常有害。在过去，孩子往往是父母纪律严明态度的受害者，而现在父母则变成其子女的受害者。有个老笑话，说有个人从来没有尝过鸡胸肉，因为当他还是孩子时，他的父母吃鸡胸肉，而当他长大后，他又把鸡胸肉给孩子们吃，自己不吃。当应对我们的孩子时，必须要在太多和太少纪律之间维持平衡，对某些较小的行为不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态度，但如果这些行为逐渐发展成持续的缺乏考虑，就有必要对孩子表示不赞成，并提出要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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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过度纵容也一定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当孩子可以利用父母的态度时，他也为剥削父母而体验到一种罪疚感，并且感觉需要某种约束，来带给自己安全感。这也使他能够感到对父母的尊重。而这种尊重对于和父母形成良好关系，和对他人发展出尊重都至关重要。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如果父母过度纵容孩子未受约束的自我表达，那么不论他们有多想屈从于孩子的要求，都会感觉到某些愤恨。这些愤恨会进入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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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描述过，有些婴儿对任何挫折都反应强烈（没有一点不可避免的挫折，就不可能有教养），他们易于痛苦地愤恨环境中的任何失败和缺陷，并且易于低估他接受的美好。于是，他会将怨恨非常强烈地投射到他身边的人身上。同样的态度在成人身上也并不鲜见。有些人可以忍受挫折，没有太大的愤恨，并且在一次失望之后，可以很快重新获得平衡，而有些人则倾向于将全部责难都归诸外在世界。如果我们对这两类个体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敌意投射的有害后果。因为投射的怨恨，会在他人身上激起敌意的反馈的感觉。我们之中很少有人能容忍别人指责我们在某些方面是有罪的一方，即使这样的指责不是用言语表达的。事实上，这常常令我们讨厌这类人，我们似乎更像是他们的敌人。结果，他们会带着更多的被害感和怀疑来看待我们，而关系也变得越来越令人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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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过度怀疑的一种方式，是试着安抚那些假想的或真正的敌人，不过这很少成功。当然，有些人可能被逢迎和讨好收买，特别是如果他们自己的迫害感使得他们需要被讨好，但是这种关系很容易破裂，进而转变成相互的敌意。顺便一提，政治领袖身上的这种态度的更迭变化也许会造成国际事务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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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害焦虑不那么强烈时，投射主要是将好的感觉归诸他人，它因此成为共情的基础，而来自外在世界的回应会非常不同。我们都知道有些人人缘好，因为我们会有这样的印象——他们对我们有一些信任，而这会在我们身上引起友善的感觉。我不是指那些用不诚挚的方法让自己受欢迎的人，相反，我相信那些真诚的、对自己的信念怀着勇气的人，从长远来看，才是受到尊敬和爱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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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态度的影响会持续一生。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与早期人物的关系持续不断地再现，婴儿时期或童年早期未解决的问题也会被再次激活，尽管是以一种修正后的形式。例如，对下属或上司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与弟弟妹妹或父母的关系。如果我们遇到一个友善的、给予帮助的长者，那么我们与所爱的父母或祖父母的关系会无意识地复苏。而一个高高在上且令人不快的长者，则会重新引发孩子对父母的叛逆态度。这些人不一定要在外貌上、心理上甚至年龄上和原来的人物相似，在他们的态度上有一些相同就足够了。当某人完全处在早期情境和关系的影响下时，他对人和事的判断就必定会受到干扰。正常状况下，客观的判断会限制和矫正这种早期情境的复苏。也就是说，我们都会受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但是在正常生活中，我们并不被它们所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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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和奉献的能力（首先是对母亲）以很多方式发展成对感觉为好的、有价值的不同事业的奉献。这意味着婴儿在过去因为感觉到爱和被爱而体验到的享受，在后来的生命中，不仅转移到了与他人的关系上（这非常重要），也转移到他的工作和所有他觉得值得奋斗的事情上。这也意味着一种人格的丰富和享受工作的能力，从而开启了各种满足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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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树立更高目标的奋斗中，也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进行修复的早期愿望增加了爱的能力。我已经说过，在我们的升华中（这些升华源于孩子最早的兴趣），建设性的活动获得了更多的推动力。因为孩子无意识地感到，用这种方式，他修复了曾被他伤害过的所爱之人。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无法识别这种推动力，但是它从来都没有失去力量。我们中没有人能完全摆脱罪疚感，这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也有非常有价值的层面，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尽自己所能进行修复和创造的愿望从未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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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形式的社会服务都得益于这种内驱力。在极端情况下，罪疚感会驱使人们为了一项事业或同伴完全牺牲自己，甚至可能导致狂热的信仰。然而，我们知道有些人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拯救他人，这样的行为不一定是由于上面的原因。在这些情况下，与其说是罪疚感在运作，不如说是爱与慷慨的能力，以及对身陷险境的同伴的认同在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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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强调了认同父母及随后认同他人对婴儿发展的重要性。我现在想强调，在延伸至成人期的成功认同中，有一个特殊的方面。当嫉羡和竞争不是太厉害时，替代性地享受他人的快乐是可能的。在童年期，替代地享受父母快乐的能力，抵消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敌对和竞争。在成人生活中，父母可以分享孩子童年时期的快乐，并且避免干扰他们，因为他们能够认同自己的孩子，能够不带嫉羡地看着孩子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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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渐渐变老，年轻的快乐变得越来越不可及，这种态度就变得特别重要。如果对过去满足的感恩并未消散，那么老年人就可以享受他们还能触及的任何事物。而且，怀着这样一种能带来心境平和的态度，他们就可以认同年轻人。例如，有人寻找年轻的天才，帮助他们发展。他的作用可能是老师或评论家，而在过去的时代则可能是艺术和文化资助者。他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他可以认同他人。在某种意义上，他在重复自己的生命，有时甚至是在替代性地实现他自己生命中那些未曾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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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阶段，认同的能力都可能使欣赏他人的性格和成就变成一种幸福。如果我们不能允许自己去欣赏他人的成就和品质（而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忍受自己永远赶不上他们的想法），那么我们就被剥夺了极大的幸福和丰富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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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没有机会认识到伟大是存在的，而且会继续存在，那么在我们的眼中，世界就会是一个非常贫瘠的地方。而当有这种欣赏时，它就会激发我们身上的某些东西，间接地增加我们对自己的信念。这是源自婴儿时期的认同变成我们人格重要部分的许多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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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另一个人的成就的能力，是推动成功的团队合作的因素之一。如果嫉羡不是太厉害，在与能力有时远远凌驾于我们之上的人一起工作时，我们仍能获得快乐和自豪，因为我们认同团队中这些杰出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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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认同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当弗洛伊德发现超我时，他视超我为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源于父母对孩子的影响，这种影响变成了孩子基本态度的一部分。我与小孩子的工作告诉我，甚至从婴儿期开始，母亲以及很快出现在孩子周围的其他人，也都会被纳入自体之中，而这就是各种认同的基础，不论这些认同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我在上面列举了一些对孩子和对成人都有帮助的认同。但是，早期环境的重要影响也会有一种效果，即成人对孩子态度的不利方面，有害于儿童的发展，因为它们在他身上引发了憎恨、叛逆或过度的屈从。同时，他又内化了这种敌意和愤怒的成人态度。由于这类经验，过度严格的父母，或是缺乏理解和关爱的父母，就会通过认同而影响到孩子性格的形成，也可能导致他在后来的人生中重复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因此，一个父亲有时候会用他父亲对待他的错误的方法来对待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童年时期对冤屈的叛逆经验，可能导致做每件事都要和父母所做的不同的对立反应。而这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例如我先前提到的过度宠溺孩子。我们从童年的经验获得学习，因此对自己的孩子以及家庭成员以外的人更加理解和宽容，这是成熟和成功发展的标志。但是宽容并不意味着对他人的错误视而不见。它意味着看出那些错误，却不失去和别人合作的能力，甚至还能经验到对其中一些错误的喜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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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孩子的发展中，我特别强调贪婪的重要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贪婪在性格形成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它如何影响成人的态度。作为社交生活中一个极具破坏性的要素，贪婪是可以轻易被观察到的。贪婪的人想要的越来越多，甚至不惜以其他所有人为代价，他们无法真的对别人体贴和慷慨，这里我指的不仅是物质的拥有，也包括地位和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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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贪婪的人很容易有野心。只要我们观察人类的行为，野心的作用就会显现出来——从有益的和干扰的两个方面显现出来。毋庸置疑，野心推动成就，但是如果它变成主要的驱动力量，就会危及与他人的合作。野心勃勃的人，不管多么成功，他们也从不满足，就像个贪婪的婴儿永远不会满足一样。我们都熟知一种公众人物的形象，他们渴望更多的成功，似乎永远不会满足自己所达到的成就。这种态度（嫉羡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一个特征，就是不能允许别人充分地崭露锋芒。只有不挑战这个野心家至上权力的人，才可以被允许扮演从属的角色。我们还发现，这种人不能也不愿意激励和鼓励后辈，因为这些人中的一些可能会成为他们的后继者。在明显的巨大成功中他们仍然缺乏满足，理由之一是，他们的兴趣没有集中在他们所工作的领域，而是在他们个人的声望。这样的描述隐含着贪婪和嫉羡之间的联系。竞争者不仅被看作抢夺和剥夺他地位和财富的人，也被看作是那些珍贵品质的拥有者，这些品质激起了嫉羡和毁坏它们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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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贪婪和嫉羡没有过度时，即使一个有野心（雄心）的人，也会在帮助别人做出贡献中得到满足。在此，我们看到了构成成功领导力基础的一种态度。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在幼儿期就可以观察到这种态度：一个年长的孩子可能会为年幼弟妹的成就感到骄傲，并且尽力帮助他们。有些孩子甚至会对整个家庭生活产生一种整合的效果，他们主要通过自己的友善和帮助改善家庭氛围。我见过有些母亲非常没有耐心，也无法忍受困难，但是通过这种孩子的影响，得到了改善。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学校生活中，有时候只是一两个孩子，却通过某种道德领导力对其他所有人的态度有一种有益的影响。这种道德领导力的基础是和其他孩子的友善、合作的关系，而不是企图让其他孩子觉得低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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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领导力方面。如果领导者——这也适用于一个群体中的任何成员——怀疑自己是被恨的对象，那么他的所有的反社会态度都会因为这种感觉而增加。我们发现有一种人不能忍受批评，因为批评会立刻触及他的被害焦虑，所以他们不仅要忍受痛苦的折磨，而且在和他人的关系上也会有很多困难，甚至危及他正在努力的事业，不管他从事的是哪一行业。他会表现出一种无能——无法改正错误，无法向他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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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从婴儿期根源的角度来看我们成人的世界，我们就会获得一种深刻的洞识：我们的心理、我们的习惯以及我们的观点是如何逐步建立起来的——从最早期的婴儿幻想和情绪，一直到发展到最复杂最世故的成人表现。还可以从中得出一个结论：任何曾经存在于无意识中的东西，都不会完全失去其在人格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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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还要讨论儿童发展更进一步的层面，也就是性格的形成。我已经给过一些例子，说明破坏冲动、嫉羡、贪婪及由此产生的被害焦虑，如何干扰了孩子的情绪平衡和社会关系。我也曾提到反向发展的一些有益的方面，并试图说明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我还试图传达内在因素和环境影响之间互动的重要性，在详细探讨这种互动之后，我们对儿童性格的发展有了更深的了解。在一个成功分析的过程中，病人的性格经历了有利的改变，这始终都是精神分析工作最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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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发展的结果，是性格的健全与强大。这样的品质对个体的自立和他与外在世界的关系都有长远的影响。一个真正诚恳真挚的性格对他人的影响是很容易观察到的，甚至那些并不拥有同样品质的人，也会被他们所感化，忍不住对正直和真诚感到尊敬，因为这些品质会在他们身上唤醒一个画面，这是他们自己可能成为的样子，甚至是依然可以成为的样子。这样的人格使他们对芸芸众生怀抱希望，也对美好有更多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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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讨论性格的重要性为这篇文章作结。因为在我看来，性格是所有人类成就的基础。好的性格对他人的影响，为健康的社会发展打下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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