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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和奉献的能力(首先是对母亲)以很多方式发展成对感觉为好的、有价值的不同事业的奉献。这意味着婴儿在过去因为感觉到爱和被爱而体验到的享受,在后来的生命中,不仅转移到了与他人的关系上(这非常重要),也转移到他的工作和所有他觉得值得奋斗的事情上。这也意味着一种人格的丰富和享受工作的能力,从而开启了各种满足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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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树立更高目标的奋斗中,也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进行修复的早期愿望增加了爱的能力。我已经说过,在我们的升华中(这些升华源于孩子最早的兴趣),建设性的活动获得了更多的推动力。因为孩子无意识地感到,用这种方式,他修复了曾被他伤害过的所爱之人。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无法识别这种推动力,但是它从来都没有失去力量。我们中没有人能完全摆脱罪疚感,这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也有非常有价值的层面,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尽自己所能进行修复和创造的愿望从未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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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形式的社会服务都得益于这种内驱力。在极端情况下,罪疚感会驱使人们为了一项事业或同伴完全牺牲自己,甚至可能导致狂热的信仰。然而,我们知道有些人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拯救他人,这样的行为不一定是由于上面的原因。在这些情况下,与其说是罪疚感在运作,不如说是爱与慷慨的能力,以及对身陷险境的同伴的认同在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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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强调了认同父母及随后认同他人对婴儿发展的重要性。我现在想强调,在延伸至成人期的成功认同中,有一个特殊的方面。当嫉羡和竞争不是太厉害时,替代性地享受他人的快乐是可能的。在童年期,替代地享受父母快乐的能力,抵消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敌对和竞争。在成人生活中,父母可以分享孩子童年时期的快乐,并且避免干扰他们,因为他们能够认同自己的孩子,能够不带嫉羡地看着孩子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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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渐渐变老,年轻的快乐变得越来越不可及,这种态度就变得特别重要。如果对过去满足的感恩并未消散,那么老年人就可以享受他们还能触及的任何事物。而且,怀着这样一种能带来心境平和的态度,他们就可以认同年轻人。例如,有人寻找年轻的天才,帮助他们发展。他的作用可能是老师或评论家,而在过去的时代则可能是艺术和文化资助者。他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他可以认同他人。在某种意义上,他在重复自己的生命,有时甚至是在替代性地实现他自己生命中那些未曾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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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阶段,认同的能力都可能使欣赏他人的性格和成就变成一种幸福。如果我们不能允许自己去欣赏他人的成就和品质(而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忍受自己永远赶不上他们的想法),那么我们就被剥夺了极大的幸福和丰富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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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没有机会认识到伟大是存在的,而且会继续存在,那么在我们的眼中,世界就会是一个非常贫瘠的地方。而当有这种欣赏时,它就会激发我们身上的某些东西,间接地增加我们对自己的信念。这是源自婴儿时期的认同变成我们人格重要部分的许多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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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另一个人的成就的能力,是推动成功的团队合作的因素之一。如果嫉羡不是太厉害,在与能力有时远远凌驾于我们之上的人一起工作时,我们仍能获得快乐和自豪,因为我们认同团队中这些杰出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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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认同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当弗洛伊德发现超我时,他视超我为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源于父母对孩子的影响,这种影响变成了孩子基本态度的一部分。我与小孩子的工作告诉我,甚至从婴儿期开始,母亲以及很快出现在孩子周围的其他人,也都会被纳入自体之中,而这就是各种认同的基础,不论这些认同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我在上面列举了一些对孩子和对成人都有帮助的认同。但是,早期环境的重要影响也会有一种效果,即成人对孩子态度的不利方面,有害于儿童的发展,因为它们在他身上引发了憎恨、叛逆或过度的屈从。同时,他又内化了这种敌意和愤怒的成人态度。由于这类经验,过度严格的父母,或是缺乏理解和关爱的父母,就会通过认同而影响到孩子性格的形成,也可能导致他在后来的人生中重复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因此,一个父亲有时候会用他父亲对待他的错误的方法来对待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童年时期对冤屈的叛逆经验,可能导致做每件事都要和父母所做的不同的对立反应。而这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例如我先前提到的过度宠溺孩子。我们从童年的经验获得学习,因此对自己的孩子以及家庭成员以外的人更加理解和宽容,这是成熟和成功发展的标志。但是宽容并不意味着对他人的错误视而不见。它意味着看出那些错误,却不失去和别人合作的能力,甚至还能经验到对其中一些错误的喜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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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孩子的发展中,我特别强调贪婪的重要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贪婪在性格形成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它如何影响成人的态度。作为社交生活中一个极具破坏性的要素,贪婪是可以轻易被观察到的。贪婪的人想要的越来越多,甚至不惜以其他所有人为代价,他们无法真的对别人体贴和慷慨,这里我指的不仅是物质的拥有,也包括地位和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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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贪婪的人很容易有野心。只要我们观察人类的行为,野心的作用就会显现出来——从有益的和干扰的两个方面显现出来。毋庸置疑,野心推动成就,但是如果它变成主要的驱动力量,就会危及与他人的合作。野心勃勃的人,不管多么成功,他们也从不满足,就像个贪婪的婴儿永远不会满足一样。我们都熟知一种公众人物的形象,他们渴望更多的成功,似乎永远不会满足自己所达到的成就。这种态度(嫉羡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一个特征,就是不能允许别人充分地崭露锋芒。只有不挑战这个野心家至上权力的人,才可以被允许扮演从属的角色。我们还发现,这种人不能也不愿意激励和鼓励后辈,因为这些人中的一些可能会成为他们的后继者。在明显的巨大成功中他们仍然缺乏满足,理由之一是,他们的兴趣没有集中在他们所工作的领域,而是在他们个人的声望。这样的描述隐含着贪婪和嫉羡之间的联系。竞争者不仅被看作抢夺和剥夺他地位和财富的人,也被看作是那些珍贵品质的拥有者,这些品质激起了嫉羡和毁坏它们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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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贪婪和嫉羡没有过度时,即使一个有野心(雄心)的人,也会在帮助别人做出贡献中得到满足。在此,我们看到了构成成功领导力基础的一种态度。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在幼儿期就可以观察到这种态度:一个年长的孩子可能会为年幼弟妹的成就感到骄傲,并且尽力帮助他们。有些孩子甚至会对整个家庭生活产生一种整合的效果,他们主要通过自己的友善和帮助改善家庭氛围。我见过有些母亲非常没有耐心,也无法忍受困难,但是通过这种孩子的影响,得到了改善。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学校生活中,有时候只是一两个孩子,却通过某种道德领导力对其他所有人的态度有一种有益的影响。这种道德领导力的基础是和其他孩子的友善、合作的关系,而不是企图让其他孩子觉得低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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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领导力方面。如果领导者——这也适用于一个群体中的任何成员——怀疑自己是被恨的对象,那么他的所有的反社会态度都会因为这种感觉而增加。我们发现有一种人不能忍受批评,因为批评会立刻触及他的被害焦虑,所以他们不仅要忍受痛苦的折磨,而且在和他人的关系上也会有很多困难,甚至危及他正在努力的事业,不管他从事的是哪一行业。他会表现出一种无能——无法改正错误,无法向他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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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从婴儿期根源的角度来看我们成人的世界,我们就会获得一种深刻的洞识:我们的心理、我们的习惯以及我们的观点是如何逐步建立起来的——从最早期的婴儿幻想和情绪,一直到发展到最复杂最世故的成人表现。还可以从中得出一个结论:任何曾经存在于无意识中的东西,都不会完全失去其在人格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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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还要讨论儿童发展更进一步的层面,也就是性格的形成。我已经给过一些例子,说明破坏冲动、嫉羡、贪婪及由此产生的被害焦虑,如何干扰了孩子的情绪平衡和社会关系。我也曾提到反向发展的一些有益的方面,并试图说明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我还试图传达内在因素和环境影响之间互动的重要性,在详细探讨这种互动之后,我们对儿童性格的发展有了更深的了解。在一个成功分析的过程中,病人的性格经历了有利的改变,这始终都是精神分析工作最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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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发展的结果,是性格的健全与强大。这样的品质对个体的自立和他与外在世界的关系都有长远的影响。一个真正诚恳真挚的性格对他人的影响是很容易观察到的,甚至那些并不拥有同样品质的人,也会被他们所感化,忍不住对正直和真诚感到尊敬,因为这些品质会在他们身上唤醒一个画面,这是他们自己可能成为的样子,甚至是依然可以成为的样子。这样的人格使他们对芸芸众生怀抱希望,也对美好有更多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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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讨论性格的重要性为这篇文章作结。因为在我看来,性格是所有人类成就的基础。好的性格对他人的影响,为健康的社会发展打下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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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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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与一位人类学家讨论我对性格发展的观点时,他反对性格发展具有一个普遍根基的假设。他引用自己的经验:他在田野工作中遇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性格评价方式。例如,他曾经在一个群体中工作,在那里,欺骗他人被视为是值得欣赏的。在回答我的一些问题时,他还描述在该群体中,对敌人显露慈悲被视为是一个弱点。我询问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显露慈悲,他回答说,如果一个人躲在一个女人背后,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被她的裙子所覆盖,他的生命就会被饶恕。在回答更进一步的问题时,他告诉我,如果敌人设法进入男人的帐篷,他就不会被杀,在圣堂之内也同样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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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帐篷、女人的裙子和圣堂都象征着保护性的好母亲。人类学家同意我的观点,也接受了我的解释:母亲的保护会扩展至一名被憎恨的群体成员——躲在女人裙子后面的男人;禁止在自己帐篷里杀人的禁令与好客原则有关。关于最后一点我的结论是:好客从根本上与家庭生活有关——儿童彼此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儿童和母亲的关系。正如我先前所提出的,因为帐篷代表着保护家庭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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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引用这个例子是要说明:表面上完全不同的文化之间可能有联系,并指出这些联系可以从与原初好客体(母亲)的关系中找到,而不论被接受、甚至被欣赏的性格扭曲的形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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