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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瑞斯忒斯假扮为一名旅行的商人，和他的朋友皮拉德斯（Pylades）一起进入皇宫。为了不被认出来，他告诉克吕泰墨斯特拉：俄瑞斯忒斯已经死了。克吕泰墨斯特拉表现出哀悼的神情。然而，她并没有完全相信，这显示在她派人去找埃癸斯托斯，并传迅要他和他的持矛士兵一起来。女仆的首领压下了这个讯息。埃癸斯托斯独自前来，没有带武器。于是俄瑞斯忒斯杀了他。一名仆人向克吕泰墨斯特拉通报了埃癸斯托斯的死讯，她觉得自己也深陷险境，于是取来战斧。俄瑞斯忒斯真的威胁要杀她。但是克吕泰墨斯特拉并没有和他打斗，反而苦苦哀求他饶自己性命。她还警告他，厄里倪厄斯（the Erinnyes）[1]会惩罚他。俄瑞斯忒斯不顾她的警告，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厄里倪厄斯便立刻出现在他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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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三部《复仇女神》（Eumenides）开场时，数年过去了。期间俄瑞斯忒斯一直被厄里倪厄斯追捕，远离他的家乡和父亲的王位。他试图抵达特尔斐城，[2]希望在那里能够被赦免。阿波罗建议他去恳求代表着正义和智慧的雅典娜（Athena）。雅典娜为此安排了一场审判，并找来雅典最有智慧的一群人。在这场审判中，阿波罗、俄瑞斯忒斯和厄里倪厄斯提出证据。赞成和反对俄瑞斯忒斯的票数是相等的，而拥有决定票的雅典娜支持赦免俄瑞斯忒斯。在进行过程中，厄里倪厄斯一直固执地坚持俄瑞斯忒斯必须受到惩罚，复仇女神们并不打算放弃她们的猎物。然而，雅典娜承诺会与她们分享她在雅典的权力，她们也依然永远是法律和秩序的守护者，并将因此受到尊荣和爱戴。她的承诺和论点在厄里倪厄斯中引起了变化，她们变成了仁慈的“欧墨尼德斯”（the Eumenides）。她们同意俄瑞斯忒斯被赦免。于是，俄瑞斯忒斯回到家乡，成为父亲王位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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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尝试讨论《俄瑞斯忒斯》中那些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事情之前，我希望重述我对早期发展的一些发现。在对幼儿的分析中，我发现一种残忍的、迫害的超我，它与所爱的甚至理想化的父母的关系共存。回溯一下，我发现在生命最初的三个月，破坏冲动、投射和分裂达到巅峰，可怕的、迫害的形象是婴儿情绪生活的一部分。最初她们代表着母亲可怕的一面，用所有的邪恶威胁着婴儿，他处于对原初客体感到怨恨和愤怒的状态中。虽然这些形象被对母亲的爱所反制，但它们依然是极大焦虑的原因。[3]从一开始，内射和投射都在运作着，它们是第一个基本客体（母亲的乳房和母亲）被内化的基础，不管是内化她可怕的一面还是她好的一面。这种内化是超我的基础。我试图说明，即使是和母亲具有爱的关系的孩子，也会在无意识中产生被她吞噬、撕裂和摧毁的恐惧。[4]这些焦虑虽然已被逐渐发展的现实感所修正，但是在整个童年早期仍或多或少地持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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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性质的被害焦虑是偏执——分裂心理位置的一部分，也是出生后几个月的特征。它包括一定程度的分裂退缩，也含有强烈的破坏冲动（因为投射而创造了破坏客体），以及将母亲形象分裂为一个非常坏的部分和一个理想化的好的部分。还有许多其他分裂过程，例如碎裂以及将可怕的形象驱逐至无意识深层的强烈冲动。[5]在这个阶段达到顶点的诸多机制中，有一种是否认所有可怕的情境，这与理想化有密切关系。从最早的阶段开始，这些过程会被重复的挫折经验增强，而挫折是永远无法完全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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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形象不能完全地被分裂开来，这是婴儿焦虑情境的一部分。另外，对恨和破坏冲动的投射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取得成功，而且对所爱的母亲和所恨的母亲也不能完全分裂开来。因此，婴儿无法完全逃离罪疚感，尽管在早期阶段，这些罪疚感是转瞬即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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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过程都和婴儿形成象征（symbol formation）的内驱力有关，也构成他潜意识幻想生活的一部分。受焦虑、挫折的影响，加上他没有足够的能力表达对所爱客体的情绪，他被驱使着将情绪和焦虑转移到周围的客体上，首先是转移到他自己身体的部分上，也转移到母亲身体的部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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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从出生所经验到的冲突是源于生本能和死本能之间的挣扎，而生死本能的挣扎又表现在爱的冲动和破坏冲动之间的冲突中。它们两者都有多重形式和许多衍生物。因此，怨恨增加被剥夺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任何婴儿的生命中都从不缺席。母亲的喂养能力是嫉羡的一个来源，而对这种能力的嫉羡是破坏冲动的一个强烈刺激。嫉羡固有的目标就是毁坏和摧毁母亲的创造力，而母亲的创造力同时也是婴儿所依赖的，这种依赖又增强了憎恨和嫉羡。一旦与父亲的关系介入，婴儿就对父亲的潜能和力量感到欣赏，这再度导致嫉羡。逆转早期情境和战胜父母的潜意识幻想，是小婴儿情绪生活的要素。来自口腔、尿道和肛门的施虐冲动，在这些针对父母的敌意感觉中获得了表达，跟着又产生更大的被害感和被他们报复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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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幼儿频繁的梦魇和恐惧症，源自对破坏性父母的惧怕，这样的父母经由内化，形成残酷超我的基础。一个惊人的事实是：尽管父母对孩子有爱和情感，孩子还是会产生威胁性的内化形象。我曾指出，我发现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儿童将自身的憎恨投射到父母身上，对受制于父母力量的愤恨又增加了这样的投射。这种观点似乎一度和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相矛盾。他认为，超我主要来自内射惩罚性和约束性的父母。弗洛伊德后来同意了我的观点：孩子投射到父母身上的憎恨和攻击，在超我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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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过程中，我更清楚地看到，内化父母的迫害性层面的必然结果是对他们的理想化。从一开始，在生本能的影响下，婴儿也内射了一个好客体，而焦虑的压力导致了将这个客体理想化的倾向。这会影响到超我的发展。我们在这里想到弗洛伊德（1928）的观点，在他的文章《幽默》中，他提到父母的友善态度会进入孩子的超我中。（S.E.21，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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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害焦虑仍占据支配地位，早期的罪疚感和抑郁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经验为迫害。逐渐地，随着自我强度的增加，与完整的客体的关系出现更大的整合与进步，被害焦虑就失去其力量，而由抑郁焦虑主导。更大的整合意味着：恨在某种程度上为爱所缓和，爱的能力增强，所恨的、恐怖的客体与所爱的客体之间的分裂减少了。之前飘忽不定的罪疚感（与无法阻止破坏冲动伤害所爱的客体的感觉有关）增加且变得更加深刻。我将这个阶段描述为抑郁心理位置，我对儿童和成人的精神分析经验也证实了我的发现：经历抑郁心理位置会导致非常痛苦的感觉。在这里，我不能讨论更强大的自我发展出来的处理抑郁和罪疚感的多重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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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阶段，超我被感觉为良心。它禁止谋杀和破坏的倾向，联系着孩子对真实父母的引导和约束的需要。超我是人性中无所不在的道德律法的基础。然而即使在正常的成人身上，在强烈的内部和外部压力下，分裂的冲动和分裂的危险性、迫害性形象，也会短暂地再度出现并影响超我。这些焦虑就被经验为近似婴儿的恐惧，虽然是以一种不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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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神经症越是强烈，他就越无法转换到抑郁心理位置。抑郁心理位置的修通也因被害焦虑和抑郁焦虑之间的摇摆不定而受到阻碍。在整个早期的发展过程中，随时都有可能退行至偏执——分裂阶段，然而，如果有较强大的自我和较强的忍受痛楚的能力，对其精神现实就会有更多的洞察，就能够修通抑郁心理位置。如我所指出的，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这个阶段没有被害焦虑，事实上，尽管抑郁的感觉居于主导地位，被害焦虑也是抑郁心理位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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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楚、抑郁和罪疚感的经验（与对客体更大的爱有关）引发了想要修复的冲动。这也就降低了和客体有关的被害焦虑，使客体变得更加值得信赖。这些改变都以充满希望的状态展现，与超我的严厉程度降低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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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抑郁心理位置得以成功修通（不只是在婴儿期的高潮时期，也在整个童年时期和成人时期），那么超我就会被主要感觉为引导并约束破坏冲动的力量，而它的某些严厉性会减弱。当超我不过于严厉，个体会从它的影响获得支持和帮助，因为它强化了爱的冲动，并加深了朝向修复的倾向。当孩子表现出更多的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倾向，与环境的关系日益改善时，对应这种内在过程的便是来自父母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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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俄瑞斯忒斯》和我要对其中的心理生活得出的结论之前，我想先处理一下希腊文中“傲慢”（hubris）的概念。吉尔伯特·默拉利对它的定义是：“所以生物都犯的典型罪过，在诗中称为‘傲慢’，通常被翻译为‘自大’（insolence)或‘骄傲’（pride)……傲慢是想要攫取更多、突破界限、破坏秩序；紧跟着它的是重建这些的正义（Dike）及公正。傲慢要接受正义的裁决，骄傲招致衰落，罪恶受到惩戒，这种规律是希腊悲剧特色的哲学抒情诗句共同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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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傲慢之所以显得如此罪恶的原因在于，它是基于某些对他人和自体都感到有危险的情绪。这些情绪中最重要的一种是贪婪，它首先是在与母亲的关系中被经验到，伴随着被母亲惩罚的预期，因为母亲遭到他的剥削。贪婪联系着“摩瑞亚”（moria）的概念，这在吉尔伯特·默拉利所撰写的引言中有详细的说明。摩瑞亚代表众神分配给每个人的份额，当摩瑞亚超出限度时，众神的惩罚就会随之而来。对这种惩罚的恐惧可以追溯到一个事实，即贪婪和嫉羡的经验首先是针对母亲，在感觉上母亲被这些情绪所伤害，经由投射，母亲在孩子的心中转变成一个贪婪和愤恨的形象。因此她成为恐惧的对象，是处罚的来源，也是众神的原型。任何摩瑞亚的超出限度，在感觉上都与对他人拥有物的嫉羡密切相关。结果是：经由投射唤起被害焦虑——害怕他人会嫉羡和摧毁自己的成就和拥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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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有言，很少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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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怀嫉羡地去爱一个走运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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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的毒药深入人心，加倍了生命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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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痛苦；他既要照料自己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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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觉得别人的喜悦像一个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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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过所有人、憎恨、想要摧毁并羞辱他人的渴望，以及因为他们被嫉羡而在对他们的破坏中产生愉悦，这些情绪都在与父母及兄弟姐妹的关系中首先被经验到，形成傲慢的部分。每个孩子不时都有某种嫉羡，想要拥有别人的属性和能力，首先是母亲的，然后是父亲的。嫉羡最初是导向母亲的乳房和她能产生的食物，实际上是针对她的创造力。强烈的嫉羡的一种影响，是想要逆转情境，使父母无助、婴儿化，从这种逆转中汲取施虐的快乐。当婴儿觉得被这些敌意冲动所主导，并在他的心中摧毁母亲的美好和爱，他就不仅感到被她所迫害，也体验到罪疚感及好客体的丧失。为什么这些潜意识幻想对情绪生活有这样的影响？原因之一是它们是以全能的方式被体验到的。换言之，在婴儿心中，它们已经产生了效果，或可能会产生效果，他要为所有降临在父母身上的麻烦和疾病负责。这就导致一种持续的对丧失的恐惧，结果又增加被害焦虑，并引起了因傲慢而受到惩罚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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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如果在竞争和野心（傲慢的成分）中，嫉羡和破坏性居于主导，这些成分就会变成罪疚感的深层原因。这种罪疚感可能会被否认掩盖，但是在否认的背后，源自超我的斥责仍然在运作着。我认为我所描述的这些过程（根据希腊人的观念），是傲慢被感觉为应该受到严厉禁止和惩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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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害怕胜过他人和对他人能力的破坏会使人家变得嫉羡和危险，这种焦虑在后来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有些人用抑制他们自身的天赋来处理这种焦虑。弗洛伊德（1916）描述过一类人，他们无法忍受成功，因为成功会唤醒罪疚感，而他特别把这种罪疚感与俄狄浦斯情结联系起来。在我看来，这种人原本是想使母亲的孕育力相形见绌，并摧毁母亲的孕育力。这些感觉中的一些被转移给父亲和兄弟姐妹，后来又转移给其他人，于是又恐惧这些人的嫉羡和憎恨。罪疚感在这里导致对才能和潜力的强烈抑制。克吕泰墨斯特拉有一个总结这种恐惧的相关陈述：“谁害怕嫉羡，就是害怕变得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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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要用一些来自儿童分析的例子来证实我的结论。在游戏中，一个孩子让一列小火车跑得比一列较大的火车更快，或者让小火车攻击较大火车，通过这种方式他表达出与父亲的竞争，结果通常是被害感和罪疚感。在《儿童分析的故事》（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中，我描述有一段时间，每次会谈都是用男孩所谓的一场“灾难”（即将所有的玩具都推倒）作为结束。在象征上，这对孩子而言，意味着他的力量足以摧毁自己的世界。在很多会谈中，通常会有一个幸存者——他自己，而“灾难”的结果是一种孤独、焦虑和渴求他的好客体回来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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