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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兰妮·克莱因最后的文章《关于孤独感》（1963）中，她注意到心理疾患的孤独，这是精神分裂症病人痛苦的另一个层面，她曾经在《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中论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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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论心理健康（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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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妮·克莱因于1960年9月22日逝世于伦敦，正当这篇文章付梓时，在文末有一篇短小的讣告。梅兰妮·克莱因在不久之前写下这篇文章。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她对这个主题做了概要综述，这篇文章却缺少她惯有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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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关于《俄瑞斯忒斯》的一些思考（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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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克莱因过世后出版的一篇早期尚未修正的书稿。她的其他两篇关于文学作品的论文是在新观念的影响下写成的：《艺术作品及创作冲动中反映出的婴儿期焦虑情境》（1929）详述了她对早期焦虑的新看法，而《论认同》（1955）阐释了她关于投射性认同的新观念。在这里，她的目标是不同的。她着手讨论《俄瑞斯忒斯》中人物的象征性角色，但是由于这篇文章是未经修订的，留下一种令人困惑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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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关于孤独感（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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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最后的这篇文章中，梅兰妮·克莱因开启了一个新的主题：内在的孤独感受——她认为这是人类情境的一部分。她将这个主题与她的发展理论相联系，描述了在正常的发展过程中，偏执的不安全感和整合过程如何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孤独。她也描述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的孤独，之前她在《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1946）一文中描述过精神病患者所遭受的痛苦，这里她做了补充，她还讨论了减轻孤独感的因素和接受孤独的需要。在这篇文章的整体气氛中，有一种死之将近的征兆，尽管并未在任何地方明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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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记得，梅兰妮·克莱因在过世前并未将这篇文章付梓，现在的版本是在她逝世后稍加编辑出版的。推测是因为她也不觉得已经准备好，确实，如果经过更进一步的加工，这篇文章会大有增益：这篇文章在某些地方似乎是不完整的，其中的思考也并未完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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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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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梅兰妮·克莱因为其《精神分析论文（1921-1945）》(Contributions to Psycho-Analysis1921-1945）一书收集作品时，并未收录这五篇短文，虽然它们同属于这个时期。她是忘记了还是觉得不合适，就不得而知了。第一篇《早期分析中词语的重要性》（1927）是对儿童分析中一个技术观点的简短阐释。第二篇《关于前沟通的短论》（Note on the Preceding Communication），是对道格拉斯·布莱恩（Douglas Bryan）刊于1928年《国际精神分析学刊》第九期上的《一个有法医学意义的梦》一文的评论。梅兰妮·克莱因讨论了梦中的联合父母意象，她在前一年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一文首次描述了“联合父母意象”。第三篇是给《国际精神分析学刊》第十五期的四行报告，说明她在《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一文中的发现。第四篇是评论玛丽·查德维克的《女性周期》。最有趣的是最后一篇《对一些心理学问题的解释》，这一篇出现在《科学和道德》中，这本书是一本小册子，由活丁顿（C.H.Waddington）编辑，包括当代若干知名人物的论文。梅兰妮·克莱因简短地描述了超我的形成和发展，没用什么专业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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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附录二 恩斯特·琼斯对梅兰妮·克莱因作品之前版本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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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论文（1921-1945）》简介（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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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我首次邀请梅兰妮·克莱因开设一门讲座课程，接着她定居伦敦，我知道我正在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注入极宝贵的新鲜血液。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简单的行为会带来怎样的骚动。[1]直到当时和之后不久，我们的学会都是和谐合作的典范。有一段时间，克莱因女士吸引了很多忠实的听众并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我愿意相信，借着我的一点帮助——我施加的影响明显对她有利，她也许很快就能赢得拥护者和忠实的追随者。然而，不久就开始有指责的声音，认为她言辞激烈的观点“走得太远”了。而我却认为她只是走得太快了。倒不是说起初在她这些观点和工作方法中很容易找到激进的新事物，而是她对问题的探究异常严谨且一贯不顾后果。这最初令学会中一些成员不安，后来逐渐发展成强烈的反对。而其他拥护她工作的成员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狂热，难以接受这些反对意见。逐渐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他们之间吵闹争执，而学会里那些更冷静的成员原本对科学进行更安静的探索，很容易受到吵闹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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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会的分裂将在其他所有精神分析学会中重演。现在我毫不怀疑这一点。而因为没有同事直接接触过克莱因女士的工作，她一定预料到大多数人会提出反对的批评。在英国的这场风暴，因为维也纳同事的到来而愈演愈烈，这些同事基本上不可能在他们的家乡生活了。他们加入了反方批评阵营，认为克莱因女士的结论和弗洛伊德的观点不仅有分歧，而且互不相容。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极其夸张。并不是说它在任何事件中都应该是决定性的考量因素，如果经验证明她的结论更接近真相呢？我对弗洛伊德天赋的钦佩之情不比任何人少，但有几次我都毫不犹豫地提出理由，认为他的某些推论并不完美。然而，我们已经习惯性地认为，并且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的许多分析师，例如阿德勒（Adler）、荣格（Jung）、史塔克（Stekel）和兰克（Rank），都是受到主观动机的影响——一种内在阻抗的合理化，而不是由于更深刻的洞察。因此，对很多人来说，将克莱因女士归入此类分析家，似乎还算合乎情理，当然也更容易。然而，如果精神分析还要继续成为一门科学的学科，显而易见，既然弗洛伊德势如破竹的推动力已不复存在，对他的突破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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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看，这场风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对克莱因女士工作的反对意见会逐渐消失吗？或者她已经掀起了一场愈演愈烈的壮阔波澜？她的作品——展现在这本书中，也展现在她之前的重要作品《儿童精神分析》中——自然能说明一切。然而对我而言，利用这个机会总结其中一些最突出的成果，并且对它们做出我个人的评论，这也许并无不当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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