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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很快就报道了这些研究发现。《纽约时报》的音乐评论人阿历克斯·罗斯认为，他们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表明莫扎特是一位比贝多芬更伟大的音乐家。但是，一些写手很快就开始夸大这个结果，宣称只需聆听几分钟莫扎特的古典音乐，就能给智商带来长期且巨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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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观点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们传播的故事已经完全脱离了之前的研究结果。此时，还没有一个研究验证过莫扎特的音乐对婴儿的智商所产生的影响。但是，一些记者根本不愿意让这些事实影响到一个好的新闻头条，便宣称婴儿聆听莫扎特的音乐后会变得更聪明。这些报道并不是敷衍了事的新闻业的唯一例证。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大约有40%的媒体都报道了莫扎特对婴儿智商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新闻媒体对“莫扎特效应”的持续夸大，甚至影响到了社会政策。在1998年，佐治亚州支持向孕育了新生婴儿的母亲免费发送古典音乐的CD；佛罗里达州则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政府资助的护理中心每天都要播放古典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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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所谓的莫扎特效应已经变成了一种都市传奇，相当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聆听莫扎特的音乐能提升他们各方面的智力，并且认为这样的积极影响是长期持续的，即便是婴儿都能从中获益。而人类走入21世纪后，形势发生了大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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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查布利斯收集了各种试图复制劳舍尔的初始实验的研究结果，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莫扎特效应即使真的存在，其影响也比人们一开始想的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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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即便莫扎特效应存在，那么也不是因为D大调奏鸣曲功能独特，而是因为古典音乐基本都能引发快乐的感受。在一次研究里，研究人员将莫扎特音乐带来的影响与那些更为悲伤的音乐（阿尔比诺尼的《G小调柔板》）相比，结果再一次发现，莫扎特的古典音乐的确要比其他的音乐有更明显的效果。但是，当研究团队对这些音乐给聆听者带来什么感受进行了一组对照实验后，所谓的莫扎特效应突然消失了。在另一场实验里，心理学家将聆听莫扎特音乐与聆听斯蒂芬·金的短篇故事《最后的阶梯》做比较。当参与者表示自己更喜欢莫扎特的音乐的时候，他们在其后的智力测试比单纯的听音乐表现要好，但是，当他们表示和音乐相比他们更喜欢斯蒂芬·金的故事时，他们在其后的智力测试中表现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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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所谓的莫扎特效应的看法不过是一种心灵神话。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找到足够让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婴儿聆听莫扎特的音乐会对智商起到长期且有价值的影响。要是说任何类型的音乐都无法提升孩子的智商，这是否公允呢？事实上并非如此，给人带来好处的音乐的确存在，但这不限于莫扎特，我们应该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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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已经表明，那些从小参加音乐课程的孩子要比他们的同学更聪明。但是，我们很难理清其中的因果关系。这有可能是孩子上的音乐课让他们变得更聪明，也有可能他们是天生聪明，或是有条件的学生本身就更喜欢上音乐课。几年前，心理学家格伦·舍伦贝格就决定进行一项实验，研究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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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伦贝格一开始在当地一份报纸上做广告，宣称要为六岁左右的孩子在周末提供免费的艺术培训。超过140名孩子的父母报了名。接着，每个孩子都被随机分在四个小组中，其中三个小组的孩子在长达数月里，都是在多伦多皇家音乐学院里接受培训的，而第四小组的孩子则作为一个实验对照组，他们在音乐课程结束后就没有接受更多的培训。在参加培训的孩子当中，三分之一学习电子琴，另外三分之一进行声学训练，剩下三分之一则参加戏剧课程。在他们接受这些课程训练前后，所有的孩子都完成了一份标准的智商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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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表明，那些接受了电子琴与声学训练的孩子在智商方面有了明显的提升，而接受戏剧课程培训的孩子与实验对照组的孩子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舍伦贝格认为，学习音乐需要孩子掌握几种重要的技能，从而提升他们的自律性与思考能力，这其中就包括专注力、不断练习以及记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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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使用哪一种解释，如果你想要提升后代的智力，是时候将莫扎特的音乐CD放在一边，让你的孩子更广泛地去接触各种音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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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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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父母会觉得为自己的孩子起名，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名字将伴随孩子漫长的一生。研究表明，父母们在给孩子起名时谨慎认真是正确的，因为名字会对他们的人生产生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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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在我之前的一本书《怪诞心理学》里，我就讲述了人们选择在哪里居住与他们的名字有很大关联，比如很多住在佛罗里达州的人叫弗洛伦斯，住在佐治亚州的人叫乔治，住在肯塔基州的人叫肯尼思，住在弗吉尼亚州的人叫维吉尔等，而且叫这些名字的人居住在这些地方的比例相较其他名字的人要高出许多。同时，在选择婚姻伴侣方面，相较偶遇的缘分，那些共同分享家庭姓氏某个字母的夫妻比例更多一些。人们的政治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他们名字的影响。研究人员在对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研究后发现，那些姓氏上以字母“B”开头的人更愿意把票投给布什，而那些姓氏以字母“G”开头的人则更愿意把票投给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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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之后，我进行了一次额外的实验，这次实验揭示了姓氏在其他方面对你的人生产生的影响。我与《每日电讯报》科学版面编辑罗杰·海菲尔德合作，试图研究那些姓氏首字母排在字母表前面的人，是否要比那些姓氏首字母排在字母表后面的人更成功。换言之，是否名叫阿博特斯（Abbotts）与亚当希思（Adamses）的人要比那些名叫杨格斯（Youngs）与约克斯（Yorks）的人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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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者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2006年，美国经济学家利兰·安纳夫与里艾特·亚里夫分析了那些在美国著名大学从事经济领域研究的学者的姓氏。结果表明，那些姓氏首字母排在字母表前面的学者，更容易在最受好评的部门里任职，成为计量经济学会的成员，并且最终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将这一重要的研究发现发表在《经济展望期刊》上，文章表示“字母歧视”可能与学术期刊以姓氏字母的先后来排列论文有关，这意味着那些姓氏首字母排在字母表前面的人，要比其他人更显眼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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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好奇的是，相同的效应是否也发生在经济领域之外？毕竟，无论是在学籍管理、工作面试还是考场上，那些姓氏首字母排在字母表前面的人都习惯性地被安排在先。我们也习惯性地将获胜者排在前面，将失败者放在后面。这些生活中的小细节是否会累积成一种长期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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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参与实验的人都要写出自己的性别、年龄与姓氏，然后评估自己在人生各方面取得成功的程度。研究结果显示，那些姓氏首字母排在字母表前列的人，自我评分要比排在字母表后面的人要高。这种情况在事业方面更加显著，表明了“字母歧视”在职场里同样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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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奇怪的效应呢？实验数据中显示的某种模式能为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线索。姓氏效应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增强，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即这并不是孩童成长时期的经历所导致的，而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慢慢累积下来的。看来，经常看到自己的名字因为姓氏首字母的缘故而排在名单前列或底部，这会对人们看待自身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样的研究结果会让那些姓氏首字母排在字母表后面的人感到悲伤吗？而我就姓怀斯曼（Wiseman），有很多次名字被排在名单后列的经历。虽然名字效应在理论上让人担心，但在现实情况下影响却非常小，这多少让我有点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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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父母为孩子挑了一连串的名字，并不停征求亲戚朋友的意见，但不少人心里还是一团乱麻。到底选一个传统的名字还是更现代的名字呢？让孩子与某位名人同名，这是好的选择吗？给孩子起一个顺口的名字，还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对于这些困惑，或许心理学能给你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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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许多研究工作已经表明，要是人们的名字与某些积极的因素存在联系，会让他们在人生中表现得更好一些。比方说，老师更倾向于给那些名字有趣的孩子打高分（比如罗斯）等。很多名字会让人联想到不快事物的大学生，会承受不同程度的社会孤立，而那些姓氏具有消极含义的人[比如Short（小的）、Little（卑微）、Bent（弯曲的）]更容易产生低人一等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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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爱丁堡国际科学研究中心进行合作，想发现21世纪有哪些特别成功与具有吸引力的名字。这项研究通过网络在线调查的方式进行，有超过6000名网民参与，他们分别说明英国有哪些名字最成功、最具吸引力。调查结果出现了许多强烈的共同倾向。带有皇家味道的传统名字（比如詹姆斯与伊丽莎白）普遍被视为成功且具有智慧的。女性最吸引人的名字一般都是发音听起来比较柔和的，以“ee”音结尾的（比如露西与苏菲）。最性感的男性名字则是简短且带有一些短促的发音（比如杰克与莱恩）。而研究同时表明，让人感到最不成功的男女名字分别是布莱恩与丽莎，而乔治与安则被视为最不具有吸引力的男女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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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时也是一个关乎姓氏首字母的问题。正如《怪诞心理学》一书里提到的，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坦菲尔德认为，一个人名字的首字母可能关乎生死。在对加州死亡名单里数以百万计的名字进行分析之后，他们发现，那些名字首字母有积极内涵（比如A.C.E与J.O.Y）的人，都要比其他人多活四年半左右，而那些名字里首字母包含消极内涵（比如P.I.G、B.U.M与D.I.E等）的人，则比一般人少活三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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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尼尔森与约瑟夫·西蒙斯在2007年进行的一项全新研究表明，这些影响并不局限于少数名字首字母恰好具有积极或是消极内涵的人。根据他们的研究工作，即便由首字母引申出来的积极或是消极的联想，都足以对当事人的人生带来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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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情况下，单个字母可能与成功或是失败有联系。也许，这方面最为著名且最重要的，就数考试的打分了。在绝大多数考试里，考得好的人都会得A或是B，成绩排名倒数的学生一般都会得C或是D。尼尔森与西蒙斯好奇的是，若是学生名字的首字母或尾字母与A或是B一样，是否会无意识地驱使他们在考试中有更好的表现？而那些名字首字母是C或D的学生，是否就缺少动力去取得好成绩呢？为了查出这一大胆的假设是否成立，尼尔森与西蒙斯分析了一所美国著名大学过去15年来学生的平均成绩。研究结果让人吃惊，那些名字以A或B开头的学生的平均成绩确实高于以C或D开头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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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这个研究成果的鼓励，尼尔森与西蒙斯决定将研究重心转向这种效应是否会影响人们的生活。他们认为，如果那些名字以A或B开头的学生考试时成绩要比名字以C或D开头的学生好，那么前者可能更容易进入更好的大学深造，从而拥有更成功的事业。为了验证这个假设，他们需要发现一个可搜寻且容量庞大的数据库，里面要包含学生名字的首字母以及他们日后进入的大学。在经过一番艰苦的搜索之后，他们最终找到了最完美的资源——美国律师协会的网络在线数据库。研究团队设置了一个电脑程序，能够对170所列入榜单的法学院学生的首字母进行搜索，同时还借助美国《新闻世界报道》提供的排名信息，对包含40多万名律师的数据库进行搜寻。尼尔森与西蒙斯终于找到了他们想要的答案。随着大学的排名不断下降，这些学校里毕业的学生名字首字母包含A或B的比例也在下降。他们在研究报告的结尾处写道：“看来，相较于那些名字为切斯特（Chester）与德怀特（Dwight）的学生，诸如阿德莱（Adlai）与比尔（Bill）等名字的学生进入一流法学院的概率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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