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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先生在1949年发表的《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一文中说明了这种观点。他写道：“西洋人站在固定地点，由固定角度透视深空，他的视线失落于无穷，驰于无极。”而中国人“向往无穷的心，须能有所安顿，归返自我，成一回旋的节奏”〔2〕。中国人的空间意识是遥望着一个目标而萦回委曲，绸缪往复。中国诗人对宇宙的俯仰观照由来已久。汉苏武诗：“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曹丕诗：“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曹植诗：“俯降千仞，仰登天阻。”王羲之《兰亭》诗：“仰视碧天际，俯瞰绿水滨。”“中国人于有限中见到无限，又于无限中回归有限。他的意趣不是一往不返，而是回旋往复的。”〔3〕同是观照宇宙的美，中国人和西方人竟有那样的不同，根子在于宇宙意识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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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矛者》的美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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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艺术中，雕塑很发达。希腊雕塑家波利克里托的《持矛者》是希腊雕塑的代表作。这是一位“气宇轩昂的持矛青年”。他被塑成正在行走中，瞬间的停顿和潜在的运动相结合。左手握矛，左肩因此绷紧并微微耸起。左腿没有负重而臀部自然放松。右手随意悬挂，右肩下垂，右腿反撑全身重量，臀部提起。一边是收缩的躯干，另一边是伸展的躯干，这种对称给身体一种动态的平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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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矛者》被艺术家誉为“法规”，也就是艺术的范本。波利克里托总结了自己从事雕塑创作的经验，写成一部著作，名字也叫《法规》。什么是波利克里托所说的法规呢？这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数的比例。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上卷（1963年初版）中把波利克里托说成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门徒，即使这种说法有商榷的余地，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波利克里托的理论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比例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流传下来的《法规》残篇和有关“法规”雕像的情况最早见之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记载。波利克里托有一句名言：“（艺术作品的）成就产生于许多数的关系，而且，任何一个细枝末节都会破坏它。”“持矛者”身体的各个部位、各个部位和整体的关系，都符合一定的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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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矛者》不仅体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数的比例，而且体现了对毕达哥拉斯学派数的美学的本质的理解。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不完全等同于现代科学关于数的抽象概念。他们的数是事物的生成原则和组织原则，他们对比例的强调不是机械的、刻板的公式。他们特别看重比例关系中的动态的韵律感。波利克里托和其他希腊雕塑家接受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这种观点，他们对数的比例做辩证的理解，即不从纯数量关系上来理解这种比例，而是把数看做为一种实体，一种生命力量。他们的数从活的人体中自然地产生出来，就像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从宇宙天体中产生出来一样。这样理解的数不是静态的对称，而是动态的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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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陵兵马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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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雕塑 持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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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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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周昉《簪花仕女图》（局部），表现了唐朝人对女性丰满圆润的审美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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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十五讲 在这一点上，希腊雕塑和同样遵循数的比例的埃及雕塑表现出明显的区别。埃及雕塑家从固定的模式出发，把人体分为24部分。雕塑家们根据分工各自创作若干部分，然后组装成完整的人像。按这种程序创作出来的作品明显缺少生气，雕像往往手是张开的，腿是叉开的。和埃及雕塑家不同，希腊雕塑家关于人体比例的概念来自对人体的直接观察。波利克里托在创作时从一个中心出发，把人体看做为一个整体，然后安排人体的各个部分，确定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由于有了这种人体测量学的视点，希腊雕像使多侧面、多层次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尽收眼底。它的这种特点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和雕塑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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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雕塑体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数的比例，而毕达哥拉斯学派又把数看成明确的几何形体。我们在上面讲到，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一是点，二是线，三是面，四是体，由体形成各种形体。此外，体还产生出组成万物的四种元素：水、火、土、气。古希腊人对水、火、土、气的理解和我们现代人不同，在他们那里，土是六面体（立方体），火是四面体（锥体），气是八面体，水是二十四面体。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要成员是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特别是几何学家和音乐家。他们擅长在空间几何关系、数的结构关系上把握世界。这形成了希腊雕塑、希腊美学乃至希腊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造型性或形体性。希腊每一种文化领域无不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这种造型性。连数学和天文学这样的学科，在希腊人那里也具有明显的形体性。希腊数学几乎总是几何学，尤其是立体几何学。我们甚至可以把柏拉图的著名对话《理想国》设想成一座雕塑群像。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城邦国家。理想国有三种阶层：统治者、卫士和生产者。他们组成这样的雕塑群像：中间卓然而立的是理想国的统治者，分立两侧的是威严的辅助者——武士和谦卑的被统治者——工农业生产者。现代德国哲学家施宾格勒在他的名著《西方的没落》中指出，每一种独立的文化都有它的基本象征物。对于希腊文化来说，这就是“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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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也产生了中西艺术的区别。“从绘画和雕塑的关系而论，中西就有不同。希腊的绘画，立体感强，注重凸出形体，讲究明暗，好像把雕塑搬到画上去。而中国则是绘画意匠占主要地位，以线纹为主，雕塑却有了画意。”〔5〕希腊画似雕塑，中国雕塑似画。“西洋人物画脱胎于希腊的雕刻，以全身肢体之立体的描摹为主要。中国人物画则一方着重眸子的传神，另一方则在衣褶的飘洒流动中，以各式线纹的描法表现各种性格与生命姿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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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数的和谐中寻求美，这种观点对西方美学、特别是对希腊罗马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希腊罗马美学具有数学性。希腊思维中数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更为遥远的年代，荷马史诗中所使用的数字就具有审美意义。《伊利亚特》描写希腊各城邦和特洛伊的战争。《奥德赛》描写俄底修斯在特洛伊战争后返乡的故事。荷马在史诗中运用数字不是随意的。他最常用的数字是3，《伊利亚特》使用了67次，《奥德赛》使用了56次。10也是荷马喜欢使用的数字。特洛伊战争延续了10年，俄底修斯在外漂泊了10年。荷马暗示，世界是按某些数字组织起来的，数字成为世界审美结构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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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十五讲 [:1701597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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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和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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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数的和谐中寻求美，那么，比他们稍晚的另一位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则把美和效用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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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生于雅典，雅典被称为“希腊智慧的首府”、“全希腊的学校”。这里的商品经济发达，民主政治健全，文化艺术辉煌。雅典诞生了一批著名的政治家、戏剧家、历史学家、雕塑家和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而且智慧尤为超群。希腊北部城镇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的预言宣称没有人比他更智慧。苏格拉底没有写过任何著作，他的言行由他的弟子记载下来。除了一两次打仗外，他也没有离开过雅典。他整天奔忙于街头、市场和广场，找各种各样的人谈话和辩论，探索和论证真理。有时为了思考一个问题，他会有些怪异地、直挺挺地在一个地方站着不动，从清早站到傍晚，甚至站着过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