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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论证美是典型，而典型是事物的常态，蔡仪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再引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来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在这里很显然的，这位美人的形态颜色，一切都是最标准的，也就是概括了‘臣里’、‘楚国’、天下的女人最普遍的东西了。由此可知她的美就是在于她是典型的。”〔28〕东家之子最充分地体现了女人的常态，所以是最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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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说有两个要点，一是主张在客观事物本身中寻找美，而不是在先验的理式和人心中寻找美。现实事物的美是美感的根源，也是艺术美的根源。研究美学的正确途径是从现实事物去考察美，去把握美的本质。二是典型是在个别之中显现着一般，其中一般性是根本的、决定性的，个别性是次要的、从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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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先生主张美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它不在于事物的自然属性，而在于事物的社会属性。这就是李泽厚先生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说。蔡仪先生也强调了美的客观存在，然而否认了美依存于人类社会的根本性质。李泽厚先生和蔡仪先生的分歧就在美的社会性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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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事物的社会性呢？就是它的社会职能，它在人类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作用和关系。这种社会性是客观存在的，它依存于人类社会，却不依存于人的主观意识，它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而不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古松、梅花与老鼠、苍蝇为什么有美有不美呢？这是由它们的社会性、由它们和人类生活的关系所决定的。李泽厚先生还举过国旗美的例子。他认为国旗的美在于它的社会性，即它代表了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至于一块红布、几颗黄星本身并没有什么美的。这个例子遭到很多人的批评，因为国旗的美也体现在红布、黄星的形式美上，即国旗的自然属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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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朱光潜先生的主客观统一说，我们先看他常举的一个例子。一朵红花，只要是视力正常的人，都会说花是红的，时代、民族、文化修养的差别不能影响一个人对“花是红的”的认识。但是，对于花的美，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同一个人，今天认为这朵花美，明天可能就认为它不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花是红的”是科学的认识，“花是美的”是审美的认识，这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科学认识的对象是自然物，“红”只是自然物的一个属性，完全是客观的。审美认识的对象已经不纯是自然物，而是夹着人的主观成分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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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明科学认识的对象和审美创造的对象的区别，朱先生把它们分别称做物甲和物乙。物甲就是物本身，它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物乙是自然物的客观条件加上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而产生的，它是物的形象。物甲和物乙的区别就是“物”和“物的形象”的区别。物甲具有某些条件产生物的形象（物乙）。然而，物乙之所以产生，却不单靠物甲的客观条件，还须加上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所以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同一物甲在不同人的主观条件之下可以产生不同的物乙。俗语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被情人称做为西施的这位女子是物甲，她要成为物的形象（物乙），除了自身的客观条件外，还要有欣赏者的主观条件（情人眼睛）。而在其他人的眼中，她未必是西施。朱先生的结论是：物、物甲是自然形态的，只是美的条件；物乙、物的形象是意识形态的，才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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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引用宋朝诗人苏轼的《琴诗》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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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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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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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琴声就在指头上的是主观唯心主义，说琴声就在琴上的是机械唯物主义。说要有琴声，就既要有琴（客观条件），又要有弹琴的手指（主观条件），总而言之，要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是苏轼的看法，也是朱先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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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是一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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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先生所说的“花是红的”和“花是美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判断。“花红”是认识判断，花的“红”不取决于人而存在，甚至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就存在；“花美”是价值判断，花的“美”不能离开人而存在，离开人花就无所谓美丑。这样，美就是一种价值。价值指事物对人的意义。朱先生早就指出美是价值，不过，“审美价值”的术语在我国广泛流行开来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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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美学学派对审美价值做出不同的论证，有的认为它是主客观的统一，有的则主张它是客观的。下面我们讲的是后一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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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作为价值，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事物的自然属性和外部形式；第二个层次是事物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内容，这种社会属性和社会内容由事物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占据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决定。例如黄金，天然的光泽和色彩是它的自然属性，作为货币的等价物和财富的象征则是它的社会属性。黄金作为一种带有特殊自然属性的金属，在人出现之前就存在，在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也没有变化。但是黄金的美不仅取决于它的自然属性，而且取决于它在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地位。随着黄金中表现的社会关系的改变，自然属性没有变化的黄金也改变着自己的审美价值。黄金在很多场合下是富有、豪华和贵重的标志，能够引起人们的审美欣赏。但有时候，它却会引起人们的审美反感，比如佩戴过多的黄金饰品，就显得俗气。看来，美的奥秘应该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实践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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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先生在《武则天》中指出，唐朝人喜欢的女性比较丰满，“方额广颐”正是唐朝所尚好的美人型。然而，唐朝以前的魏晋人却以纤瘦为美。这从他们的壁画和雕塑中可以看出。那么，魏晋人和唐朝人的审美观点是怎样形成的呢？这种审美观和他们的社会生活有着什么必然联系呢？魏晋时代政治十分混乱，人民生活极其痛苦，连绵不断的战争动乱造成一片荒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占据统治地位的门阀士族阶层，是依据军阀势力的上层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有种种世代沿袭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士族与地主阶级中的庶族之间固然界限分明，就是士族与士族之间也是等级森严。统治阶级内部经常火并，显赫一时的家族往往顷刻沦为阶下囚。“人无百岁寿，常怀千古忧。”对生命短促、人生坎坷的叹喟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面对悲伤苦难、不可捉摸的人生，玄谈成了一些人逃避现实的防空洞和附庸风雅的装饰品。所谓玄谈，就是高谈老庄玄奥的哲理（关于玄谈，请参见第三讲）。由于佛教的传播，玄谈之风在思想界里更加盛行。受到尊敬和膜拜的不再是“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而是“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记载士族阶层逸闻轶事的《世说新语》所津津乐道的，“并不都是功臣名将们的赫赫战功或忠臣义士的烈烈操守，相反，更多的倒是手执拂麈，口吐玄言，扪虱而谈，辩才无碍”〔29〕。魏晋的壁画和雕塑所表现的长脸细颈、瘦削病弱的身躯，看破红尘、飘然欲仙的风度，智慧思辨、高深莫测的笑容，完全体现了清谈名士的审美观，而他们的审美观又恰恰是魏晋社会生活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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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魏晋相比，唐朝的壁画和雕塑风格大变。人物形象由骨瘦支离变得雍容大方，“丰满圆润的女使替代了瘦削超脱的士夫”〔30〕，甚至连马的形象也由精瘦变得肥腴。这种变化同唐朝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唐朝是封建社会的强盛时期，政治局面相对稳定。初唐时期实行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政策，门阀士族开始走下坡路，中下层地主阶级日益得势。经济上出现繁荣景象，“公私仓廪皆丰实”。在这种社会氛围和心理情绪影响下，壁画和雕塑以生活安定殷实的统治阶级人物为标本，自然是体肥脸胖。所以，“艺术趣味和审美理想的转变，并非艺术本身所能决定，决定它们的归根到底仍然是现实生活”〔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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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讲了古人和今人对美的本质问题的探索，这些探索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美的理解。不过，我们寻到美了吗？我们说，美就在我们身边，而它的无限丰富的内容却不断地有待我们去发现，对美的寻求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然而，我们寻求美、欣赏美不必从抽象概念出发，而要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鲜活的事例出发。有一首宋诗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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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日寻春不见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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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鞋踏遍陇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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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笑拈梅花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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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在枝头已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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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抽象的定义和概念出发来寻求美，那就是“尽日寻春不见春”。如果从现实生活出发，你就会看到“春在枝头已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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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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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西方对宇宙美的欣赏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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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自在之美”和“自为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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