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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神说”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切地说，出现在晋宋时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公元317年东晋建都建康（今南京），汉族的统治政权偏安江左。门阀世族也被迫南渡。人口大规模流动，黄河流域的汉族向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迁移。汉末战乱期间，世家大族建立的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迅速发展。南渡以后，门阀世族在南方获得了比在北方更为优裕的发展庄园经济的条件，并为南方的更为清丽的自然风景所吸引。由于社会动荡，加上统治阶级内部也经常互相倾轧，很多人抱着浓厚的“出世”思想。“这时候佛教刚传到中国不久，就盛行起来，士大夫阶级整天地清谈佛老，把这看作一件风雅事。他们认为尘世是腐浊，‘出世’才是‘清高’。出世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清谈佛老，另一条是‘纵情山水’（这多少也还是受到佛老二家的影响，佛老都讲清静无为，名山都由他们占住）。”〔7〕。庄园经济也为士大夫阶层纵情山水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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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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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之间的丝竹雅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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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子期与俞伯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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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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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 董源《龙宿郊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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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 董源《潇湘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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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十五讲 文人逃避市朝而作山林隐逸，促进了畅神的自然审美观的形成。这时候欣赏山水自然，不是以社会人事去比赋山水，而是让山水的本来状貌触动空明的心境。欣赏自然美所获得的快乐，不是因为心中预存的思想方式仿佛在山水景物上有某种映射，而是因为山水自然的存在方式与欣赏者澄明的心境有莫大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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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兰亭集序》和《画山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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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山水成为晋宋名士的一种时尚。南朝宋代刘义庆编的《世说新语》说：“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南渡的文人雅士们每逢良辰佳日，就相互邀约，聚会新亭（又称中兴亭，靠近江边），在优美的自然山水之间饮酒赋诗，欣赏风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脍炙人口的散文《兰亭集序》就记述了这种活动。公元353年农历三月三日，他和孙统、孙绰、谢安、支遁等41人，宴集于会稽山阴的兰亭。与会者诗兴大发，当场做了许多诗，王羲之为这些诗作了这篇序，描绘了宴集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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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统、孙绰、谢安、支遁都是当时的名士，《世说新语》以大量篇幅记载了他们的言行，我们且举两例。谢安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他极有雅量，在清谈上也有领袖人群的气度。淝水之战对于东晋来说，是存亡继绝的一件大事。捷报送来时，谢安正在和客人下棋。他看完捷报后，压抑着强烈的激动和喜悦，默默无言，仍然从容下棋。客人问及战况，他淡淡地回答说：“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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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遁喜欢鹤。有人送他两只小鹤，小鹤羽翼丰满后想飞走。支遁怕它们飞走，就剪掉它们的翅膀。鹤飞不起来，有垂头懊丧之意。支遁见了说：“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于是把它们的翅膀养好了，放飞而去。晋人将这种超脱的、自由的精神推己及物，所以能把“胸襟像一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8〕。他们酷爱“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的大自然。孙统“每至一处，赏玩累日”，“名阜盛川，靡不历览”。王羲之经常和这些友人优游山林，兰亭宴集就是其中的一例。《兰亭集序》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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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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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兰亭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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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盛酒的杯子放在流水的上游，任其漂流而下，酒杯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而饮之。这就是“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目骋怀”成为美学著作广为援引的名言。举目四顾，胸怀舒展。宴集参与者极尽视听之娱，感到极大的审美享受。这正是畅神的特点。王羲之在《兰亭》诗中说：“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天下万物，五彩缤纷，杂然并陈，似乎没有什么新鲜之处。然而，如果我们“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这世界”，那么，我们接触的一切就“显露出新的灵魂，新的生命”，这最能代表晋人“纯净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示的宇宙观”。晋人对自然有深切的体验，用孙绰的话来说，是“游览既周，体静心闲”，“凝想幽岩，朗咏长川”。“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9〕。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不仅文章写得极美，而且书法堪称永世的楷模。唐太宗珍重他所书写的《兰亭集序》，临死都不能割舍，叮嘱他的儿子把它放进棺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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