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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美学中没有崇高这个范畴。《易经》把各种事物归为阴阳两类，相应地，美的事物也可以分为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即刚性美和柔性美。前者如“骏马西风塞北”，后者如“杏花春雨江南”；前者如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后者如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里的刚性美近似于崇高，柔性美就是我们所说的优美或秀美，一种优雅、秀丽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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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先生在《文艺心理学》中写道：“比如走进一个园子里，你抬头看见一只老鹰站在一株苍劲的古松上，向你瞪着雄赳赳的眼，回头又看见池边旖旎的柳枝上有一只娇滴滴的黄莺，在那儿临风弄舌，这些不同的物体在你心中所引起的情感如何呢？”〔14〕鹰和松同具一种美，莺和柳又同具一种美。你遇到任何美的事物，都可以拿它们做标准来分类。“比如说峻崖，悬瀑，狂风，暴风，沉寂的夜或是无垠的沙漠，垓下哀歌的项羽或是横槊赋诗的曹操”，你可以说这都是“鹰和松”式的美；“比如说清风，皓月，暗香，疏影，青螺似的山光，媚眼似的湖水，葬花的林黛玉或是‘侧帽饮水’的纳兰成德〔15〕”，你可以说这都是“莺和柳”式的美〔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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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美学中，刚性美又称为壮美。宗白华先生在1926—1928年间写的《艺术学》讲稿中有一节专门论述了壮美这个审美范畴。宗先生写道，能够引起壮美情绪的有：“（1）自然的——如烈风、暴雨、迅雷、大海、高山、长空万里、沙漠无垠等等皆属之，吾人对之常觉小己之渺小，而受压迫，几若不堪存在者。（2）人造的——如金字塔，大教堂，孤楼高耸，广厦万间，长城蜿蜒，横桥卧波等等皆属之，吾人对之，则觉恐怖而安全，虽使情绪激昂，但仍守其静观状态，故虽恐慌不免，尚可保守静沉也。（3）属于艺术的——如文学上所描写的英雄烈士节妇，勇的戏剧所扮演的殊异人物，凡情调激昂者皆属之，吾人对之，先觉压迫而终乃开放，反使小己扩大因象征之，而情绪移入也，如观图画之海，光明之月，则物我化合，海阔天空，与之合德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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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先生所理解的壮美存在于自然物，人造物和艺术作品中，但是，他没有提到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壮美。引起壮美的基本原因在于数量和力量。在优美中，内容与形式相互和谐；在壮美中，内容常常超越形式。如高山大漠、恶雷迅电，形式无明显的规定性，甚至将形式冲破无余。壮美对人情感上的影响是，虽恐怖而安全，虽激昂而沉静。面对壮美的对象，我们先感到压迫，和它产生距离，而后使自我提升扩大，向对象移入感情，达到物我化合。宗先生论述壮美的篇幅不长，但是涉及到壮美的存在领域、形成的原因、壮美的特征、效果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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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第十五章《刚性美和柔性美》，是我国系统论述崇高这个审美范畴，对崇高和秀美进行比较研究的最早文献。朱先生分析了朗吉弩斯、博克和康德等西方美学家关于崇高的观点，援引了桐城古文学家姚鼐关于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论述。姚鼐列举的刚性美的对象有：雷霆闪电，长风出谷，崇山峻崖，对于人来说如凭高视远，万众勇猛而战等等；柔性美的对象有：云，霞，烟，清风，幽林曲涧，珠玉之辉，初升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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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所理解的崇高和优美存在于自然界、社会生活和艺术中。这些方面的例证我们在前面援引的朱先生的文字中已经可以见到。在艺术方面，朱先生特别以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的作品为例加以说明。16世纪意大利雕塑家和画家米开朗琪罗在性格上和艺术上是刚性美和柔性美的极端的代表。“你看他的《摩西》！有比他的目光更烈的火焰么？有比他的须髯更硬的钢丝么？你看他的《大卫》！他那副脑里怕藏着比亚力山大〔18〕的更惊心动魄的雄图罢？他那只庞大的右臂迟一会儿怕要拔起喜马拉雅峰去撞碎哪一个星球罢？”〔19〕而15世纪意大利画家达·芬奇恰好是米开朗琪罗的一个反称。他的作品《蒙娜丽莎》是柔性美的象征。“那庄重中寓着妩媚的眼，那轻盈而神秘的笑，那丰润灵活的手，艺术家已经摸索追求了不知几许年代，到达·芬奇才带着血肉表现出来，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成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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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和大卫是远古时代希伯莱民族的英雄和领袖。西方一般认为，优美以希腊文化为源，崇高以希伯莱文化为源。我国学者接受了这种观点，例如，叶朗先生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张世英先生的论文《从朗吉弩斯的〈论崇高〉看屈原的〈离骚〉》（《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都采用了这种说法。《现代美学体系》还引用了《圣经·旧约·创世纪》中的“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来说明神的崇高。朱光潜先生半个世纪之前在《文艺心理学》中也把这句话看做说明崇高的好例。“从黑暗混沌之中猛然现出光来，而这个光又是普照全世界的，这是‘数量的雄伟’。这么一件大事靠上帝说一句话就做成了，这是何等气魄！这是‘精力的雄伟’。”〔21〕朱先生从数量和力量两个方面解释了这句话的崇高内涵。如果往上追溯，那么，朗吉弩斯在《论崇高》第9章中就援引这句话来说明神的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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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十五讲 米开朗琪罗《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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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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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开朗琪罗《大卫》，15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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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十五讲 希伯莱民族是犹太民族的别称，所以，古代犹太文化又称希伯莱文化。希伯莱文化和希腊文化并称“双希文化”，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希伯莱民族对人类文化的第一个重大贡献是《圣经》（即基督教所说的《旧约》）的创作。《圣经》对西方文化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犹太教有几个基本要点：“一、耶和华是世界惟一的上帝（犹太教是一个最早的一神教）；二、希伯莱民族是上帝特别宠爱的骄子（chosen people），巴勒斯坦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土地（promised land）；三、通过犹太民族的祖先如亚伯拉罕，摩西等人，上帝和希伯莱民族定过约（testament），希伯莱民族要永远效忠上帝，上帝也就永远保佑他们，将来还会派遣一位救世主（Messiah，即希腊文的Christ），使他们统治全世界的一切民族。”〔22〕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希伯莱民族是一个颇为特殊的民族。很难找到一个民族像希伯莱人那样，从罗马帝国起，大部分人就离开故土，浪迹天涯，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然而在这样漫长的岁月中，他们竟然没有被世界各民族所同化，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宗教、哲学、语言、文学、传统、历法和习俗，显示出惊人的民族凝聚力。未必有一个民族像希伯莱人那样，长期受到世界性的排斥、驱逐和捕杀，茫茫苍穹之下，竟无希伯莱人立锥之地，他们简直成了人类的弃儿。然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希伯莱人对世界文明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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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蒙娜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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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和希伯莱人不同，他们仿佛是人类的宠儿。在小国寡民的城邦中，希腊人互相熟悉，共同讨论问题。他们酷爱交际和谈话，他们将大部分闲暇时间用于户外，“他们很少享受家庭生活，他们过的是社交生活、宗教生活、艺术生活、特别是阳光生活，他们的阳光是那样晴明……甚至他们的思想也是那样晴明，没有一点雾。”〔23〕。出于对美好人生的眷恋，希腊文化形成优美的审美意识。而希伯莱人在荆棘丛生的磨难中，把美好的幻想寄托在对上帝的信仰中，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是一种对无限的敬畏，因而产生崇高的审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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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优美以希腊文化为源，然而希腊文化中也有崇高的内容。朗吉弩斯所列举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萨福的抒情诗、狄摩西尼的雄辩属于希腊文化，它们因有高深的思想和强烈的情感而显得崇高。而且，“所有民族都一样，无论从历史或逻辑说，崇高、壮美、阳刚之美总走在优美、阴柔之美的前面，古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印度的大石门，中国的青铜饕餮，玛雅的图腾柱……，黑格尔称之为象征艺术的种种，都以其粗犷、巨大、艰难、宏伟，而给人强烈的刺激和崇高的感受。”〔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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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崇高和优美，可以看到它们明显的区别。首先，优美的对象使人亲近，崇高的对象使人有点疏远。优美的对象为什么使我们亲近呢？因为它立即叫我们觉得愉快，“它的形态恰合我们感官脾胃，它好比一位亲热的朋友，每逢见面，它就眉开眼笑地赶上来，我们也就眉开眼笑地迎上去，彼此毫不迟疑地、毫无畏忌地握手道情款”。而崇高的对象则不然。“它仿佛挟巨大的力量倾山倒海地来临，我们常于有意无意之中觉得自己渺小，觉得它不可了解，不可抵挡，不敢贸然尽量地接收它，于是对它不免带着几分退让回避的态度。”〔25〕我们在这里说的是，对崇高的对象有点疏远，而不是完全疏远；带着几分退让回避，而不是完全退让回避，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霎间的抗拒”。面对崇高对象巨大的体积或者巨大的气魄，我们不觉有一种“抗拒”，仿佛不能抵挡它们，然而这种抗拒是霎时的，它马上使我们想起，外物的体积和力量不能压倒我们内心的自由，反而激起我们振作起来。由此，产生出崇高和优美的第二种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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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的对象使我们感到愉快，这种感觉是单纯的，始终如一的；崇高的对象使我们感到带有痛感的愉快，这种感觉是复杂的，变化的。观赏崇高的对象，我们先惊后喜，或者说第一步是惊，第二步是喜。“第一步因物的伟大而有意无意地见出自己的渺小，第二步因物的伟大而有意无意地幻觉到自己的伟大。”第一步的心情带有几分痛感，第二步的心情是欣喜，并且由于霎时痛感的反衬，这种欣喜变得更加浓郁。我们在看高山大海时可以体会到这种道理。“山的巍峨，海的浩荡，在看第一眼时，都要给我们若干震惊。但是不须臾间，我们的心灵便完全为山海的印象占领住，于是仿佛自觉也有一种巍峨浩荡的气概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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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对象之所以使我们觉得优美，一是由于筋力的节省，二是由于欢爱的表现。前者是生理的，后者是精神的。朱光潜先生在《文艺心理学》中介绍了有关优美的这两种理论。人在稍息时比在立正时优美，因为稍息时手足放在自然的位置，无须费力。由于同样的原因，头偏向某一方显得特别优美，雕塑家常模仿这种姿势。橡树不如柳树优美，因为橡树的枝子平直伸出，好比人平举两手一样，显得十分费力。而柳树的枝条下垂，仿佛像人的胳膊在安闲无事时的姿势。关于优美的另一种理论认为，优美的事物是欢爱的表现。它仿佛向我们微笑，表示对我们的亲爱，它不抗拒我们而亲近我们，我们也向它表示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