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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晚年开始研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在19世纪的俄罗斯作家中，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西方学界所看重，他们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文学界。我们在第九讲中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以艺术家、心理学家和道德家的眼光观察世界，他深刻描绘的社会的种种悲剧令人震颤。他的很多作品思考人生哲理，挖掘人性内涵，透过形象传达出深刻的人生意义。列夫·托尔斯泰出身于名门贵族，他一直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列夫·托尔斯泰中的“列夫”，在俄语里是“狮子”的意思。宗白华先生说：“托尔斯泰的脑额之下一双狮子眼睛，透射进世界上每一片形相，和人心里每一个角落。”〔5〕他否定本阶级富裕而有教养的生活，晚年弃绝拥有巨大庄园的家庭而出走，途中患肺炎，10天后在一个车站逝世。托尔斯泰出走时，一定思考着生命意蕴的问题。正如韦伯所指出的那样，托尔斯泰的“沉思所针对的全部问题，日益沉重地围绕着死亡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现象这一疑问。他以为回答是肯定的，而文明人则以为否”。“既然死亡没有意义，这样的文明生活也就没了意义，因为正是文明的生活，通过它的无意义的‘进步性’，宣告了死亡的无意义。”〔6〕韦伯所说的是终极关怀、终极价值的问题。所谓终极关怀，就是对存在的意义、对生和死的问题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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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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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卢梭《梦》，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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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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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高更《我们从哪里采？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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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十五讲 李泽厚先生把生命的意蕴问题表述为“人会如何活下去，为什么活，活得怎么样”。也有人借用《红楼梦》中的说法来表示对“瞬间与永恒”的思考。妙玉见到宝玉时问：你从何处来？黛玉葬花词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这是何处去的问题。从何处来是生，到何处去是死。这些都是对人生的哲学拷问〔7〕。19世纪法国画家高更的一幅画就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命名。画面自左向右描绘了人生的三部曲：过去（诞生），现在（生活）和未来（死亡）。高更说这幅画表现了他在种种可怕的环境中所体验过的悲伤之情。这正是对生命意蕴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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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宇宙、社会和器物中的生命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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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命意蕴和人生艺术化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若干方面来看。首先对生命意蕴的理解，“使现实的人生启示着深一层的意义和美”（宗白华先生语），因而显得更有情趣。在《艺术与中国社会》一文中，宗白华先生虽然没有使用“生命意蕴”的术语，但是他实际上把生命意蕴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宇宙中的生命意蕴。“中国人在天地的动静，四时的节律，昼夜的来复，生长老死的绵延，感到宇宙是生生而具条理的。”〔8〕这段话我们在第二讲中已经援引过。这“生生而具条理”是天地运行的大道。这也是宇宙的人情化，人赋予宇宙温暖的、巨大的情感。中国古代认为人身是小天地，天地是大人身。《淮南子·本经训》说：“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天有九重，人有九窍；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关节）。人的头圆像天，足方像地，人与天地同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这句话是何等的感慨！它最能表现中国人对生命意蕴理解的风度和境界。生命就像流水一样逝去而又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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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三讲中谈到，道学家（理学家）评论人物，注重所谓“气象”，即人格魅力。比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周敦颐是北宋理学家的开山祖，他不仅重视人的气象，也重视天地的生意、生机。他喜欢“绿满窗前草不除”，别人问原因，他说：“观天生物气象。”他认为天地的生意使他从自身有限的存在中解放出来而体验到无限和永恒，从而得到一种精神享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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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次是社会生活中的生命意蕴。儒家学说对生命的最高度的把握和最深度的体验，被贯彻到社会生活中就形成了礼乐文化。“礼”和“乐”是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基石，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讲中将谈到，这里仅作一个简单的说明。“礼”指社会生活里的秩序条理，“乐”指个体内心的和谐。中国人的个人人格和社会组织是宇宙秩序和宇宙生命的表征，所以，礼和乐荷载着形而上的光辉。“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10〕宗先生用宇宙论的语言说明了人的存在和活动，人生活在宇宙中，他就有了归依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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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层次是实用的、物质的工具器皿中的生命意蕴。中国人制造和使用工具器皿，不只是用来控制自然，而是希望在它们中表现对自然的敬爱，用它们来体现大自然的和谐和秩序。例如，中国传统的房屋就体现了这种宇宙意识。正如一位外国汉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传统的中国房屋也同样是用一种宇宙符号表现出来的。其房顶部的开口，称为‘天窗’，保证了人与天之间的联系。……换言之，在日常住宅的特定结构中都可以看到宇宙的象征符号，房屋就是世界的成象。”〔11〕而且，礼乐还使工具器皿上升到艺术领域。例如，夏商周三代的玉器从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磬等上升而来，玉的精光内敛、坚贞温润的意象又成为中国画、瓷器、书法和诗追求的目的；三代的铜器从铜器时代的烹调器和饮器等上升而来，铜器的端庄流丽又是中国建筑、汉赋唐律，四六文体的理想型范。所以，“在中国文化里，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片混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12〕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也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根据。天人关系是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核心问题，《易经》把天人合一视为最高的人生理想，这也是最高的审美理想。它要求理想的君子“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这是对生命意蕴的本质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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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味生命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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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蕴和人生艺术化的关系还表现为：善于体味生命意蕴的人，必定有更为丰富的情感世界，他的生活也更有情趣。轰轰烈烈的伟业、成仁取义的壮举、超群绝伦的行为和高蹈深邃的思想，固然能体现生命意蕴。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生命意蕴就体现在平凡的、普通的、日常的生活中。体味生命意蕴，意味着感受、体验、领悟、发掘“亲子情、男女爱、夫妇恩、师生谊、朋友义、故园思、家园恋、山水花鸟的欣托、普救众生之襟怀以及认识发现的愉快、创造发明的欢欣、战胜艰险的悦乐、天人交会的归依感和神秘经验”，以及自己的“经历、遭遇、希望、忧伤、焦虑、失望、欢愉、恐怖……”〔13〕在俗世尘缘中把握和流连生命的一片真情，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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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归有光写过一篇出色的抒情散文《项脊轩志》。项脊轩是他青年时代读书的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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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簌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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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青年时家境贫寒，他读的书大多是借来的。然而他读得很投入，或者高声吟诵，或者静坐默想。读书的生活是孤寂的，与他相伴的只有小鸟清风，明月桂影。不过，他从读书中获得很大的乐趣，他的心境是快慰的。以这种心境看外物，他见出其中的情趣。或者说外物的形象契合他的心境。啄食的小鸟仿佛通人性，人至而不去。农历十五的月亮分外皎洁，月光使桂树投下浓重的阴影。可喜的是，清风吹来，桂影珊珊摇曳显得那样活泼，仿佛与人互通款曲。归有光仰望明月的清辉，俯视斑驳的桂影，他的心都要溶化在这一片静寂的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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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脊轩志》以细腻的笔触，还写了许多可喜可悲的事。它的最后一段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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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