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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三讲中谈到，道学家（理学家）评论人物，注重所谓“气象”，即人格魅力。比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周敦颐是北宋理学家的开山祖，他不仅重视人的气象，也重视天地的生意、生机。他喜欢“绿满窗前草不除”，别人问原因，他说：“观天生物气象。”他认为天地的生意使他从自身有限的存在中解放出来而体验到无限和永恒，从而得到一种精神享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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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次是社会生活中的生命意蕴。儒家学说对生命的最高度的把握和最深度的体验，被贯彻到社会生活中就形成了礼乐文化。“礼”和“乐”是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基石，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讲中将谈到，这里仅作一个简单的说明。“礼”指社会生活里的秩序条理，“乐”指个体内心的和谐。中国人的个人人格和社会组织是宇宙秩序和宇宙生命的表征，所以，礼和乐荷载着形而上的光辉。“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10〕宗先生用宇宙论的语言说明了人的存在和活动，人生活在宇宙中，他就有了归依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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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层次是实用的、物质的工具器皿中的生命意蕴。中国人制造和使用工具器皿，不只是用来控制自然，而是希望在它们中表现对自然的敬爱，用它们来体现大自然的和谐和秩序。例如，中国传统的房屋就体现了这种宇宙意识。正如一位外国汉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传统的中国房屋也同样是用一种宇宙符号表现出来的。其房顶部的开口，称为‘天窗’，保证了人与天之间的联系。……换言之，在日常住宅的特定结构中都可以看到宇宙的象征符号，房屋就是世界的成象。”〔11〕而且，礼乐还使工具器皿上升到艺术领域。例如，夏商周三代的玉器从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磬等上升而来，玉的精光内敛、坚贞温润的意象又成为中国画、瓷器、书法和诗追求的目的；三代的铜器从铜器时代的烹调器和饮器等上升而来，铜器的端庄流丽又是中国建筑、汉赋唐律，四六文体的理想型范。所以，“在中国文化里，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片混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12〕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也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根据。天人关系是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核心问题，《易经》把天人合一视为最高的人生理想，这也是最高的审美理想。它要求理想的君子“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这是对生命意蕴的本质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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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味生命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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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蕴和人生艺术化的关系还表现为：善于体味生命意蕴的人，必定有更为丰富的情感世界，他的生活也更有情趣。轰轰烈烈的伟业、成仁取义的壮举、超群绝伦的行为和高蹈深邃的思想，固然能体现生命意蕴。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生命意蕴就体现在平凡的、普通的、日常的生活中。体味生命意蕴，意味着感受、体验、领悟、发掘“亲子情、男女爱、夫妇恩、师生谊、朋友义、故园思、家园恋、山水花鸟的欣托、普救众生之襟怀以及认识发现的愉快、创造发明的欢欣、战胜艰险的悦乐、天人交会的归依感和神秘经验”，以及自己的“经历、遭遇、希望、忧伤、焦虑、失望、欢愉、恐怖……”〔13〕在俗世尘缘中把握和流连生命的一片真情，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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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归有光写过一篇出色的抒情散文《项脊轩志》。项脊轩是他青年时代读书的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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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簌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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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青年时家境贫寒，他读的书大多是借来的。然而他读得很投入，或者高声吟诵，或者静坐默想。读书的生活是孤寂的，与他相伴的只有小鸟清风，明月桂影。不过，他从读书中获得很大的乐趣，他的心境是快慰的。以这种心境看外物，他见出其中的情趣。或者说外物的形象契合他的心境。啄食的小鸟仿佛通人性，人至而不去。农历十五的月亮分外皎洁，月光使桂树投下浓重的阴影。可喜的是，清风吹来，桂影珊珊摇曳显得那样活泼，仿佛与人互通款曲。归有光仰望明月的清辉，俯视斑驳的桂影，他的心都要溶化在这一片静寂的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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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脊轩志》以细腻的笔触，还写了许多可喜可悲的事。它的最后一段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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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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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结婚后，妻子常来项脊轩。归有光用三件事描绘了夫妻间的亲密感情：妻子向他询问古事；妻子在几案旁学写字；妻子回娘家探亲后，向他转述娘家妹妹们关于阁子（项脊轩）的问语。这三件事都是无关紧要的家庭琐事，然而从中透出浓浓的温馨。这三件事也都与项脊轩有关，项脊轩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文中最后一句话尤其令人感叹，唱出了深沉的人生哀歌。亭亭如盖的枇杷树是一个很美丽的景象，不过，在归有光眼里，这种美显得凄迷、哀艳。他睹物思人，触目伤怀。这棵树是妻子去世那年亲手栽的，其情其景宛如昨日，然而转瞬已经多年，树已经长得根深叶茂。这些年来自己常常飘泊在外，不知妻子魂归何处。如果妻子仍然活着，在亭亭如盖的枇杷树下，再一次转述娘家妹妹们的问语，定会另有一番情趣。说不定枇杷树也成为她和妹妹们的谈资。光阴流逝、生命不居使人无奈而又伤感。不过，他们拥有过生活，生活中的悲和喜永远值得咀嚼和回味。读过《项脊轩志》最后一句话的人，或许会不知不觉地受感染，想起自己去世的亲人在生前的某些作为，这些作为现在还有迹可寻，活着的人多么想把这些作为的现状向当事的亲人倾诉，可是亲人早已归入道山。生死茫茫，能不怆然！朱自清先生在《给亡妇》一文的最后，轻轻地呼唤着去世的妻子的名字，抒发的正是这种至情：“我们想告诉你，五个孩子都好，我们一定尽心教养他们，让他们对得起死了的母亲你，谦，好好儿放心安睡罢，你。”其中的人生感喟和对生命的思索是具体的、切实的、可以触摸的。然而这不是简单的情感发泄，它是对生命本体的嗟叹和回味。它不是生理的，而是审美的，对人的精神世界起着一种洗涤和净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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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很多人都经历过小鸟啄食、树影斑驳的景象，然而很少有人能像归有光那样对它们加以细细玩味。因为我们太忙了，总是那样行色匆匆，忽视了“闲心”、“闲情”对人生的价值。要欣赏世界，必须忙里偷闲，暂时从实用世界中走出来，在审美世界中驻足，做一回“闲人”。苏轼到承天寺寻张怀民夜游，就做了一回这样的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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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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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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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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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篇短文时，苏轼被贬谪，任湖北黄州团练副使（地方军事助理官）。农历十月中旬，时值初冬，夜里已有一些寒意。张怀民也被贬谪，暂时住在承天寺。于是，苏轼赶到承天寺，张怀民果然“未寝”，两人漫步于中庭。庭院中好像汪着一池清澄的水，水草摇曳纵横。原来这不是水草，而是明月下竹柏的倒影。这真是清澈透明、冰清玉洁的世界。苏轼在庭院中漫步，就像悠游于“积水空明”中的鱼儿。我们在第四讲中讲过庄子濠上观鱼的故事：“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苏轼这时候的心情也一定是自由自在的，他忘怀人间得失，胸襟如同月光那样澄澈。短文中最后一段话：“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有些研究者认为，这段话的意味更多的是惆怅和悲凉，谪居的境遇无时无刻不缠绕着苏轼，他感叹世间像自己这样孤寂的又有几人呢？我们觉得，这段话与其说是悲凉，不如说是审美欣喜之余的感慨：何时、何处无良辰美景，然而有“闲情”欣赏它们的人太少了。苏轼既有欣喜，又有感慨，是“欣慨交心”。“欣慨交心”是人的精神生活丰富的一种表现。精神生活丰富的人“有感慨，也有欣喜；惟其有感慨，那种欣喜是由冲突调和而彻悟人生世相的欣喜，不只是浅薄的嬉笑；惟其有欣喜，那种感慨有适当的调剂，不只是奋激佯狂，或是神经质的感伤。他对于人生悲喜剧两方面都能领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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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先生在《人间世》1935年“新年特大号”上列举了1934年他所爱读的3本书：英语的希腊短诗选本，阮籍的《咏怀诗》，《菜根谈》（融会儒释道三家的哲学而成的处世法）。朱先生称阮籍的《咏怀诗》是“中国最沉痛的诗”。朱先生没有具体说明原因，我们认为原因在于《咏怀诗》中深情而忧愤的哀伤，充满了对生命的感叹。“把受残酷政治迫害的疼楚哀伤曲折而强烈地抒发出来，大概从来没有人像阮籍写得这样深沉美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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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是三国魏诗人，在司马氏集团和曹魏王室斗争中，他为远祸避害，明哲保身，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他的女儿很有才情，司马昭想让儿子司马炎娶她为妻。阮籍心里不同意与司马昭联姻，但是又不便明目张胆地抗拒，于是大醉六十天不起，使事情无法进行。他在政治思想上和嵇康一样，都推崇老庄，反对礼教，所以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美学史经常把他们并提。阮籍的五言《咏怀诗》82首，其中很多是写惧祸忧生的。比如，第1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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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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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3首中，诗人目睹秋冬季节万物凋零，叹息人生无常：“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中国古代诗人多半为儒家出身，而阮籍和我们在第二讲中提到的屈原，却受老庄的影响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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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三讲中曾经谈到晋人的超脱和潇洒。晋人超脱，但是未能忘情；晋人潇洒，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一往情深。正是因为他们具有至情，所以他们悲哀和欢乐的感觉特别深沉。谈到晋人的深情，人们常常引用《世说新语》中“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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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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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就是我们在第三讲中提到的晋代将军、一代枭雄桓温，朱光潜先生赞赏这段散文“寥寥数语，写尽人物俱非的伤感，多么简单而又隽永！”它有一种既直接而又飘渺摇曳的风致。《咏怀诗》和桓温抒发的感情之所以值得重视，因为它“虽然发自个体，却又依然是一种普泛的对人生、生死、离别等存在状态的哀伤感喟，其特征是充满了非概念语言所能表达的思辨和智慧。它总与对宇宙的流变、自然的道、人的本体存在的深刻感受和探询连在一起”〔16〕。阮籍的《咏怀诗》和桓温的慨叹都是对生命意蕴的感受的深情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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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先生自己在欣赏自然风景和诗歌作品时，也注意感受和探询生命意蕴。唐朝诗人钱起写过一首湘灵鼓瑟的五言诗。诗人想象美丽而神秘的湘江女神鼓瑟，优美动听然而哀怨凄惋的乐曲在寥阔的湘江上空回荡，一直传到无尽的苍穹中。这种乐曲连金石都感到伤悲，更何况文人墨客。它汇成一股悲风，飞过八百里洞庭湖。诗的结尾写道：“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湘江女神鼓瑟完毕，曲终人去，只留下一江如带和数座青青的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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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在《谈美》一书中曾经引用过这两句诗。“曲终人不见”说的是人事，“江上数峰青”说的是物景。这两者本来不相干，但是这两个意象都可以传出一种凄清寂寞的情感，所以它们可以协调，形成完整的有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