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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能上，宗教和艺术也有相同的地方。蔡元培先生指出，宗教的作用是“要人对于一切不满意的事能找到安慰，使一切辛苦和不舒服能统统去掉”。宗教的这种补偿作用是它的最大的作用。我们在第十三讲中谈到，艺术也有补偿作用。不过，艺术补偿不同于宗教补偿。艺术补偿是弥补人的有限生活中的不足，从精神上补充、充实现实世界，宗教补偿则以非现实的、死后的回报来安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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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宗教和美育的比较，蔡元培先生得出结论说：“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13〕。因此，必须以美育代替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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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并不想取消宗教。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类型，宗教不可能被美育所替代；然而，作为情感教育的手段，美育可以代替宗教。“以美育代宗教”是以自由反对强制、以进步反对保守、以普及反对局限的一种文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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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我国学术界很热衷的关于现代性的语境中，蔡元培先生的以美育代宗教说获得了新的意义。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是一个理性的过程。理性化导致世界的“除魅”。我们在第十四讲中已经讲过这个问题。在世界除魅的情况下，宗教信仰衰退，宗教活动变得理性化。艺术和美育可以成为宗教体验的替代品。艺术超越日常生活的体验性也成为审美现代性的重要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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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育的内涵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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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01年蔡元培先生提出“美育”的概念以来，我国对美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育的内涵、功用、它和德育智育的关系、以及实施方法等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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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育的内涵和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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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教育包括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据蔡元培先生解释，乐是纯粹的美育。其他五艺除数外也含有美育成分。书用来记述，还要讲究美观。射和御是技术教育，要求熟练，其姿态也要娴雅。礼的本义在于守规，而它的作用又在远离鄙俗。对于纯粹美育的乐，郭沫若先生有一个精到的说明：“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岳），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艺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岳）者，乐（洛）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14〕乐作为中国古代典型的美育，既包括艺术教育，又包括一切使人感到愉悦的其他教育。乐的这种内涵基本上规定了现代研究者对美育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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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在儒家学说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所理解的乐，不只是弦管歌唱，他曾郑重声明：“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乐不只是钟鼓悦耳之声，它要表现一种精神。朱光潜先生认为，乐的精神和礼的精神是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儒家从这两个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甚至宇宙哲学和宗教哲学。什么是乐的精神和礼的精神呢？乐的精神是和，即和谐；礼的精神是序，即秩序。对于个人来说，乐使人的知、情、意彼此协调，内心和谐；礼使人的行为端正。行为端正正是内心和谐的外在表现。对于社会来说，乐在冲突中求和谐，社会成员和睦相处；礼在混乱中求秩序，人人遵守制度法律。儒家还在宇宙中见到礼和乐。天尊地卑，动静有常，物以群分，这是宇宙中的礼。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这是宇宙中的乐。这种礼和乐说尽了宇宙的妙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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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有一段话总述儒家的教育宗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表明一个人的教育要从《诗》开始，经过礼的调节，用乐来完成。学诗（包括有关古典文献和种种知识）以感发意志，自觉地训练礼仪规范，通过乐的陶冶来造就一个完全的人〔15〕。诗与乐相关，目的在怡情养性，养成内心的和谐。“诗与乐原来是一回事，一切艺术精神原来也都与诗乐相通。孔子提倡诗乐，犹如近代人提倡美育。”〔16〕孔子看到诗乐对情感教育的重要性，把诗乐看做教育的基础。不过，孔子对诗乐有所取舍，他要求诗乐不仅形式上是美的，而且内容上是善的，于是有了他的删诗和正乐。他删掉不合乎礼的诗，倡导品味纯正的乐。我们在第六讲中谈到，孔子听到《韶》乐，三月不知肉味。《韶》乐是歌颂舜继承先王业绩的音乐，符合孔子仁政的理想，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而对于郑声，孔子则竭力反对，因为郑声过分迎合了听众感官快适的需要，太过、太刺激、不够质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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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极爱音乐，也是中国古代最懂得音乐的人之一。他被困陈蔡之时也“歌弦不断”。他擅长歌唱，“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也擅长演奏，“击磬于卫，取瑟而歌”，“学鼓琴于襄子”。他曾经简约而精确地说出一个乐曲的构造。《论语·八佾》写道：“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对此，宗白华先生解释道：“起始，众音齐奏。展开后，协调着向前演进，音调纯洁。继之，聚精会神，达到高峰，主题突出，音调响亮。最后，收声落调，余音袅袅，情韵不匮，乐曲在意味隽永里完成。这是多么简约而美妙的描述呀！”〔17〕宗先生还指出，中国古代音乐包含着极为重要的宇宙观念和政教思想。如果研究西方哲学必须理解数学、几何学，那么，研究中国哲学也要理解中国古代音乐思想。数学和音乐是中西古代哲学思想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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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强调《诗》和乐的思想内容，也强调美育和德育的有机结合。“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和乐是艺术教育，是美育；礼是德育。它们是结合在一起的。孔子再三叮嘱弟子们学诗学礼，他自己则是体现乐的精神和礼的精神的楷模。“孔子自己是最深于诗礼的人，我们读《论语》听他的声音笑貌，看他的举止动静，就可以想象到他内心和谐而生活有纪律，恬然自得，蔼然可亲。他在老年的境界尤其是能混化乐与礼的精神，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是乐，‘不逾矩’是礼。”〔18〕“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个人修养的胜境，也是一种审美境界。从伦理观点看，这是最善的、从美学观点看，这是最美的。孔子不仅把美育看做一般教育的基础，而且看做为政治的基础。颜渊问孔子治国的方略，孔子把音乐教育排在远离奸佞之人的前面，足见音乐教育对一个国家的重要。孔子处在周朝衰亡之际，他特别慨叹诗亡乐坏，他把美育与国家兴衰联系起来。孔子的这些美育理论和柏拉图的美育理论一样，对现代的美育研究都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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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美育就是艺术教育，广义的美育是利用一切审美价值对人进行的教育。这些审美价值包括艺术美、自然美、社会美（含科学美和技术美）以及德育、智育、体育中的审美因素。不管怎样，艺术教育是美育的主体，艺术是美育的主要工具，这是艺术活动在人类活动中的特殊性决定的。艺术活动是惟一的以创造审美价值为主要目的的活动。其他人类活动（如生产活动、道德活动等）也创造审美价值，然而审美价值不是它们的主要目的，它们的主要目的是创造功利价值、道德价值等。艺术价值是一种新的、特殊的审美价值，艺术的本质是审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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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柏拉图和席勒都论述过美育的目的和功能。很多人也谈到美育可以怡情悦性、培养内心的和谐。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看待美育的功用呢？能不能把它说得具体一些呢？朱光潜先生在《谈美感教育》一文中指出，美育的功用是“解放的，给人自由的”，它的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本能冲动和情感的解放。美育给本能冲动和情感以自由发泄的机会，并把它们提升到一个较高尚较纯洁的境界，而解放情感对心理健康有极大的裨益。其次是眼界的解放。美育使人在人生世相中见出某一时某一境特别新鲜有趣而加以流连玩味。我们每个人都有所囿，有所蔽，许多东西都不能见。艺术使我们的眼界开阔。中国人爱好自然风景的趣味是陶渊明、谢灵运、王维等诗人所陶染的。在英国诗人拜伦以前，欧洲人很少赞美威尼斯。“美感教育不是替有闲阶级增加一件奢侈，而是使人在丰富华严的世界中随处吸收支持生命和推展生命的活力。”第三是自然限制的解放。人在超脱自然限制而创造、欣赏艺术境界时，成为自然的主宰。“美育叫人创造艺术，欣赏艺术与自然，在人生世相中寻出丰富的兴趣。”〔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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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把美育的功用归结为两点：第一，培养某种审美价值取向。个人生活在社会环境中，通过美育，使个人接受某个社会关于美和丑、崇高和卑下、悲和喜的概念，从而形成自觉的审美价值取向。第二，发展人的审美创造能力。这包括发展人的审美知觉和审美体验的能力，完善人的审美趣味，培养人在艺术活动和其他各种活动中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美育的这两种功用是相互联系和统一的，不能把其中一种功用绝对化。柏拉图把第一种功用绝对化，使美育完全隶属于道德教育，为培养某种价值取向服务。席勒则把第二种功用绝对化，视美育为恢复个性完整的惟一手段，美育仅仅在于发展人的高级精神能力。在美育的功用问题上，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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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育和德育、智育的关系，王国维说得很辩证，他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指出：“人心之知情意三者，非各自独立，而互相交错。”“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为智育之手段。”王国维的这段话表明，一方面，美育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它有专门的研究对象，目的在于使人的感情发达、完美。另一方面，美育又可以成为促进德育和智育发展的手段。关于这后一个方面，蔡元培先生曾多次谈到。他以踢球为例加以说明。踢球要先研究踢的方法，知道踢法了，是有了踢球的知识。要是不高兴踢，就永远踢不好。美育就是培养踢球的兴会。德育和智育中的美育因素，能够促进受教育者更好地接受德育和智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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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育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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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不仅积极地从事美育的理论研究，而且身体力行地推广美育的实施方法。他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北大有美学课，没有人肯讲美学，他亲自授课。这是中国高校中最早开设的美学课程。所讲内容有：美学史、美的表现、美的鉴赏、美术、美的文化等。他还在北大设立了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和音乐研究会，延聘教师，供学生自由选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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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育实施的方法》一文中，蔡元培先生论述了三方面的美育：家庭美育、学校美育和社会美育。家庭美育以胎教为起点。孕妇要生活在平和活泼的家庭环境里。室内的墙壁和地板、地毯选用恬静的颜色。应用的器具要轻便雅致，不能笨重琐巧。陈列的雕塑绘画，要风格优美的，应有体格健全的裸体像与裸体画。凡是猥亵、怪诞的作品，都不能加入。避免过分刺激的色彩和卑靡的音乐，选择乐观的、平和的乐曲和文字。这样，才没有不好的影响传到胎儿。婴儿诞生后，成人的言语和动作，都要有适当的音调态度。播放的音乐，选择静静细细的。陈列的雕塑图画，可用表现各种动静姿态的裸体康健儿童为题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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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美育是家庭美育和学校美育的过渡环节。在幼儿园里，舞蹈、唱歌、手工是美育的专课，就是教幼儿计算、说话，也要迎合他们的美感。在学校教育中，除专属美育的课程外，所有课程都与美育有关。地理学云霞风雪的变态、山岳河海的名胜，天文学上星月的光辉，矿物标本的精致结构和绚烂色彩也都是美育的材料。理智和情感不可偏枯，科学和艺术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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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美育分专门的机构和普遍的设施。专门的机构有美术馆、音乐厅、剧院、电影院、博物馆、植物园、动物园等。普遍的设施就是地方的美化，包括道路、建筑、公园、名胜、古迹、公墓等。蔡元培先生的美育实施方法从人的生前说到死后，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提出来的。那时候我国的美育状况还很落后。“在嚣杂的剧院中，演那简单的音乐，卑鄙的戏曲。在市场上散步，止见飞扬尘土，横冲直撞的车马，商铺门上贴着无聊的春联，地摊上出售那恶俗的花纸，在这种环境中讨生活，什（怎）能引起活泼高尚的感情呢？”〔20〕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蔡元培先生提出了一系列美育措施。由于社会的原因，这些措施在当时难以实现。然而，它们具有很大的前瞻性。这些看上去很普通的措施，在今天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仅举两点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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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中华民族历来是很重视墓葬文化的。一部《礼记》大半都谈丧祭典礼。李泽厚先生指出“中国的‘礼乐’传统也首重丧葬。”〔21〕对死的悲哀意识标志着对生的自觉。丧葬不是归于遗忘，而是以记忆的形式返回生活的想象中，以人皆有死的事实唤起一种普遍的慈悲心。然而在蔡元培先生的时代，墓地混乱极了。“贫的是随地权厝，或随地做一个土堆子。富的是为的一个死人，占许多土地，石工墓木，也是‘千篇一律’，一点没有美意。”〔22〕“若是照我们南方各省，满山是坟，不但太不经济，也是破坏自然美的一端。”〔23〕蔡元培先生提出把墓园变成美育的手段，这是很有价值的思想。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方面成功的案例。经过中华文学基金会等部门十多年呕心沥血的筹划，庄严肃穆的中华文化名人雕塑纪念园，于2002年在居庸关附近的吉驼峰上落成了。这座雕塑纪念园也是一座墓园，埋有文化名人的骨灰。纪念园的筹划者们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纪念园要建得美，尤其是环境美和塑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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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在论述道路、建筑的美化时，有些观点值得注意。第一，城市建设要有整体观念。三四间东倒西歪屋，会给人产生贫乏的感觉；三四层匣子重叠的洋房，也会给人产生板滞的感觉。如果把这两者合并在一起，就更加令人难以忍受。蔡元培先生对建筑物的要求是，“分开看各有各的意匠，合起来看，合成一个系统”。第二，城市建设从实用向宜人发展。道路供行驶，要求宽平，然而也要求美化。“道路交叉的点必须留一空场，置喷泉、花畦、雕刻品等。”第三，对于古迹要修旧如旧，不能搞假古董。“所以保存古迹，以不改动他为原则。但有些非加修理不可的也要不显痕迹，且按着原状的派式。”城市建设的总目标是“花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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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当年关于城市美化的设想，正是近年来在我国兴起的景观美学、景观设计所追求的目标。“景观”这个概念是美国学者奥姆斯特最早提出来的，他在1863年使用了“景观建筑学”的术语。对于“景观”的涵义，人们有不同的解释。就我国而言，景观设计是相对于室内设计而言的，因此，我们可以把景观理解为人类栖居的开敞的室外环境。《辞海》把景观解释为“特定区域的概念”是有道理的。可以按多种方式对景观进行分类。按照生成划分，有自然景观、人造景观；按照规模划分，有城市景观、街道景观、小区景观等；按照内涵划分，有商业景观、旅游景观、历史景观、文化景观等。西方景观建设发展的主要趋势是：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生态建筑全面协调人与建筑、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生态秩序与建筑空间的和谐。此后，从景观空间形态与自然生态的平衡，走向景观空间形态与文化生态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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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旧城改造和旅游开发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足和缺憾。例如，重视景观建设中的物质因素，忽视精神因素，忽视人们对景观的认同感、归属感的精神需求；一味摹仿造成景观的雷同和单调；制造假古董，割断历史文脉；盲目开发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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