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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主流文学杂志的评论家们一边倒地称赞这本书。没有人被伯克的理论完全说服；但是，除个别持保留意见之外，所有人都称赞伯克清晰明白的文风，以及他不同于当前研究进路的方法。亚瑟·墨菲（Arthur Murphy）在《文学杂志》（Literary Magazine）上的评论算是最为挑剔的了：“我们认为，作者被他的基础原则误导了”，不过即便如此，在结论部分，墨菲还是“推荐我们的读者们精读此书，因为我们认为，读者们在阅读这些既崇高又优美的段落时，将会获得不一般的回报——富有情趣、明白晓畅、雅致端庄以及和谐一致的风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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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伯克本人，则既为公众的反应而鼓舞——他谦逊地告诉沙克尔顿：“那本书反应还不坏”[7]——又被其激怒。在第二版（出版于1759年1月10日）的前言中，他宣称他已经阅读了“所有那些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反对意见”，他认为，没有任何必要改变他的理论立场；但他已经抓住机会在“多处解释、阐明并坚持了”他的理论。第二版中一个主要的添加——“论趣味”——就是明证，而那些没有标明的对于第一版的修改也是非常之多的，其中既包括对形式上一些瑕疵之处（正文脚注中有相应记载）的修改，也包括添加某些句子，甚至还增添了全新的一章——“力量”（这些在后面的正文中用括号标示出来）。大约一半的修正不是来自读者的提示，甚至一些批评被完全晾在一边；但是另外的一些变化则表明，伯克认真地尝试着融合和接纳他的批评者们的意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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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之后，伯克再未修改《探讨》一书（马隆在1792年左右曾试图劝说伯克着手此事，但看来是太晚了），[9]不过他对《探讨》所涉及的研究领域还是持续了多年的兴趣。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其在担任《年鉴》（Annual Register）编辑时匿名所写的系列评论中得知。比如，在对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著《奥西恩》（Ossian，1761）以及威廉·申斯通（William Shenstone）著《园艺偶掇》（Unconnected Thoughts on Gardening，1764）所作的评论中，伯克不仅沿袭了他一贯的风格，还坚持了他的审美原则。但是，在正式场合，伯克并未承认他就是《探讨》一书的作者。尽管他的作者身份很快就为人所知——大卫·休谟与申斯通在1759年就知晓此事，1765年的巴黎版使伯克的名字见之于世，而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则在1766年的下院演讲中提到了这部书和他的作者；[10]但是在其有生之年，伦敦版都没有在首页写上伯克的名字。不过，伯克如果在去世前一年收到剑桥版，他将不仅看到他的作者身份出现在这一版本的首页，还将发现有一行粗体字，这句话在那个时代并不能完全算是夸张［出自申斯通的《书信集》（Letters）］：“在所有可供阅读的书籍中，（这本书）是伯克在论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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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 Ⅱ 论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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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趣味”没有出现在伯克《探讨》一书的第一版，比之它出现在第二版中更令人觉得奇怪。这是因为在18世纪的美学文论中，包含这一主题几乎是被“严格规定的”（de regeur）。艾迪生（Addison）在写作关于“想象的愉悦”的《旁观者》一书时，就有一章是讨论趣味的；英伦的评论家如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大卫·休谟（David Hume）、亚历山大·杰勒德（Alexander Gerard）、阿奇博尔德·艾莉森（Archibald Alison），以及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伏尔泰（Voltaire）、达朗贝尔（D’Alembert）、孟德斯鸠（Montesqiueu），无一例外都认真对待这一主题。1747年，《世界观众》（Universal Spectator）杂志以略带讽刺的口吻评论道：“近来我们最为喜欢的词语中，没有哪个词能像‘趣味’那样流行并且长久保持其令人仰望的地位。”[11]但是，像其他美学家那样，伯克并未仅仅像流行的那般讨论趣味：对之进行定义，就是对其批评性的前提作出说明。对这一主题的探索使得伯克与其生命中的两大关注点联系起来：对支配人之生命的永恒法则的探究（追随牛顿）；对人类知性之于审美体验的反应的分析兴趣（带着洛克式的严谨与彻底）。就如“论趣味”与《探讨》一书所显示的，伯克相信存在支配人类行为的一般法则；由于沉醉于研究人类对于外在世界的心理学反应的性质，他可以被准确地视为一位嗜好研究的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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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论趣味”迟至第二版才见之于世，这是不易解释的。或许此文的写作受到了大卫·休谟《论趣味》（Dissertation on Taste）的启发，但是后者出版于相当晚的1757年1月，这就很难让伯克对此文在第一版中作出一个回应。无论是主题还是作者的声望，都使得伯克不可能对休谟的《论趣味》视而不见。事实上，这篇文章非常重要，以至于伯克必须作出回应：尽管在很多方面二者的前提是如此相似，但就关于趣味的结论而言，二者却极为不同，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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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位都认为，关于知识趣味、实践判断力与感性能力的形成与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而偏见、草率意见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则相当有害。但是，在关键一点上，二者却分道扬镳：是否存在趣味的唯一标准。休谟是持怀疑论的，而伯克则相信这一标准可以确定。休谟的怀疑主义来自他的一个信念，即人类的感情并不与支配他们行动的一般原则保持一致，而且人们往往对于同样的感官体验作出不同的反应；基于此，休谟不认为关于趣味的法则能够科学地辨别出来。于是他论述道，通过哲学研究的方式来寻求趣味的标准是不可能的，相反，倒是可以通过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评论家们的结论推演出来。在休谟看来，哪一标准能够持续得久，能够让最优秀的评判家满意，它就可以拿来衡量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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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立的一方，伯克在文中如此坚持他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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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种感官是所有观念的基础，并且引致所有的感觉，如果它们是确定的、非任意的，趣味的基础对于每一人而言都普遍存在，那么必然就会存在一个充分的基础，以支撑对于此类事物的决定性论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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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确信对《探讨》一书也是基础性的。尽管“后天获取”所导致的复杂因素不同于“自然拥有”，他的中心论点——“所有感官的感觉都是一样的，或高或低，或已知或未知”[13]——也是奠基性的。虽然伯克把与趣味相关的机能分为感官、想象力和判断力，但是感官体验对于它们而言都是基础性的。想象力重新构建从感官得来的图景，并依据“感官在接触外界真实事物时感到快乐与否所依据的原则”，[14]催生出快乐与不快乐。正是想象力产生出激情：这些激情也同样不是“任意的或临时的，而是依据确定的、自然的和统一的原则”。[15]伯克由此认为，在人类经验的广阔领域，普遍的法则或许就可以适用了。在判断力领域，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分歧的主要原因为何。那个时代，关于想象力的著作大都不把想象力限定在对“可经验事物的描述”上，而是将其延伸至人们的习惯、性格、行为方式、相互关系以及道德性上来，这样判断力就有其发挥的空间了。但就是在判断力方面，人们也极可能像真实生活中那样达成一致：人们不可能不在“道德与生活科学”方面拥有共识。经过这番论证，伯克作出了他最为宽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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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最一般的意义上而言，趣味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念，而是由来自于对感官初级感觉、想象力的次级感觉以及理性能力所得结论的整体把握；它与这些能力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关，也与人类的激情、习惯和行为方式相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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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年轻的伯克来说，指望他在趣味这一主题上面作出意义深远的理论进步，似乎不太现实。事实上，他重复运用了他那个时代的许多惯用的评论话语。但是，至少在英国，他是第一个在讨论审美时坚持毫无折中的感觉主义立场的人。他可能阅读了法国评论家阿贝·杜博斯（Abbé Du Bos）同样毫不折中的书《对诗与绘画的批判性反思》（Reflextions critique sur la poesie et sur la peinture），该书在1748年由托马斯·纽金特（Thomas Nugent）译为英文。但是，杜博斯可能仅仅加强了他这方面的倾向，并未劝说他采取如此不合时宜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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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的理论立场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位感觉主义者忽视了在众多事物中，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区别，没有看到由“真实”进入到艺术时所发生的变化，更忘了应对审美之“重要性”的整个问题；他不承认决定“意义”的主观因素。在我们看来，正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对于客体的“观念”中，我们称那些美丽事物为“美的”，反过来，也正是这些观念以我们每个人的兴趣、偏好、情绪等作为基础，对于上述种种，伯克皆漠然视之。他混淆了感官数据（sense-data）——审美体验的原材料——与拥有特别价值的审美认知。感觉主义立场引导伯克作出了一些可笑、极端的结论，但是，还是有很多补偿。现在，批判性的视角或许显得过于简单化了；而或许正是它本就不够科学，反而使得《探讨》一书的行文显得异常清晰、论述力度也极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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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并未对当时关于趣味的争论涉及过多，但由于它太过重要，所以“论趣味”还是必须要写。这一主题促使伯克展示出他的基础信念，也促使他为后面在理论的较低层级讨论崇高与优美观念作出辩护。对他的自我分析能力的挑战，恰好导致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回应。“论趣味”缺少论辩的深刻性，也缺少成熟的反思，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为表述的活泼和阐释的清晰所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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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 Ⅲ 崇高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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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一个“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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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深思熟虑，作了系统性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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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分列出我们身上最主要的那些激情并且使之条理化，是下文的这种探讨得以进行的一个好的开端。[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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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一般进入到特殊，开始时一般性地介绍分析那些引起对人类感官体验的反应的心理学事实，然后才转入研究“引起我们心中对优美与崇高的钦慕之情的那些特殊事物”。[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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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伊始，伯克把“最主要的激情”分成两类：一类是所谓“自我保存的”；一类是所谓“社会的”。这种分类相当关键。与前者相联的情感“关注于自我的保存，主要表现为‘痛苦’与‘危险’，它们是所有激情中最强有力的”[19]。对于自我保存的反应，伯克选择称之为“欣喜”。另外一类激情——与“社会的”相关——建基于性爱、对人类之爱以及对生气勃勃的大自然之爱；爱是客观实在的感觉，“并且它的客体就是美；那些可让我们心中产生倾慕、亲切或者其他最为类似于此的激情的事物，其中必然包含这类我所称之为‘美’的品质”。[20]因此，能够激发产生“欣喜”的，就是崇高；能够激发产生“爱”的，就是美。得出这样的规则来，实在是将分析过于简单化了；它至少掩盖了伯克对沙夫兹伯里（Shaftesbury）、洛克（Locke）和休谟（Hume）等前人的复杂观点的探索。另外，或许伯克在论述性爱感觉时对哈奇森和休谟借鉴甚多；而在讨论“同情”（Sympathy）(2)时，他则几乎铁定援用了休谟的观点；当伯克假设人性可以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时，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休谟的影响。但是，不管他在多大程度上借鉴了他人，他的内在一致性和他的原创程度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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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探讨》一书的评论显示出伯克在多大程度上挑战了被普遍接受的心理学、美学理论；由于他区分愉悦与欣喜，并且宣称在目睹他人的苦难时我们会产生欣喜，评论家们被激怒了。但是，评论家们也发现，即便读者认为伯克的理论是错误的，他们也会选择与之辩论而非仅仅加以嘲笑。此书的优点使伯克饱受诘难。同时代的作者大多只是满足于受前辈们引领，与之相反，伯克大胆检视了——《探讨》的正文部分可以表明这一点——那些几个世纪以来都被接受的观点，在他认为必要的地方拒绝接受它们，并毫不含糊地阐明他自己的立场。这样，他就只好毫无保留地面对质问，但是，他的辩论技巧却依旧能令人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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