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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诗作对光与颜色的关切也影响了伯克的理论建构。[45]把强光与崇高相联系首次出现在《探讨》一书中,而当伯克将柔和的颜色与美联系起来时,他不过是对汤姆森在《四季》中已经提出的东西和阿肯塞德在《想象的快乐》(Pleasures of Imagination)中所暗示的东西进行了系统化整理。汤姆森用柔和、细微的颜色来刻画春天的美;阿肯塞德一直把颜色与美相联系,而只有《探讨》一书使色彩在美学理论中获得了某种不可或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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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重要地位的虚弱感是伯克认为崇高与美的最大差别所在。他把令人畏惧的、有力的影响赋予所有崇高的事物,而把美降低到虚弱感甚至是伤感。[在那些具备男子汉气概的作家们中间流传着一个论断:“显然,在他写作此书时,伯克先生的大脑被一种女性美的观念所牢牢控制。”不过这一论断却没有使伯克获得其后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等女批评家们的偏爱。[46]]佩恩·奈特(Payne Knight)正确地观察到,伯克归之于美的那些特性都是平淡乏味的,而在奈特看来,我们不会倾向于因为它激起的怜悯才去喜欢那些美的事物。对于那些在第四部分出现的——依然是用感官体验的术语——对于美之原因的怪异、甚至有时是滑稽的解释,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善意地说,它们展示了“即便那些尊贵的天才人物也会出现的荒谬,在他们对人类心智的探讨中,他们也会偶尔对精神科学的严谨规则视而不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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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的后继者们拒绝接受他的美学理论中体现的感觉主义,但他们也同样不可能再毫无反思地接受那些传统理论。运用他独一无二的理论形象,伯克搅动了之前审美批评的一潭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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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论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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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在最后一章讨论了语言激发美与崇高观念的力量,以及它产生作用的方式。尽管第五章相对简短,它却向同时代的传统理论发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挑战。[48]就如在论述崇高时提出模糊性的作用一样,在此伯克极力论证语词本身即可使情感兴奋,而非——特别是在诗作之中——通过激发人产生清晰的观念。至于这种看法在何种程度上背离了传统信念,我们可以从两段同时代人的话中看出来。第一个来自亚瑟·墨菲(Arthur Murphy)对《探讨》一书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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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使其描述栩栩如生、最清晰化的人,也就作了最好的诗,因为通过他的描述我们更清晰地观察到了事物,当然我们也就获得了更强烈的观感。[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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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来自约瑟夫·沃顿(Joseph Warton),他把上面这一观点更加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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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使用,其力量和精彩程度很显然能够让我们产生清晰、完整、设身处地的观感,从而使得读者成为旁观者。[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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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述观点可以追溯到洛克的话,那么伯克的观点——不管是否非常牵强——则可以延续至华兹华斯(Wordsworth)和柯勒律治(Coleridge)。伯克认为,那些伴随着强烈情感的语词组合,带着这些情感“来到我们心中,相较于那些能够异常清晰、明白地描述主题的语词,它们更能打动我们”。伯克的挑战预示了——即便是微弱的——后来者的信念:当一篇诗作达到伟大的程度时,语词本身和诗作的意象都将被强烈的、合适的情感所修正。他宣称,“事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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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口头的表达,若是仅限于赤裸裸的描述(即便是这样也很难做到精确),就只不过传达了一个关于描述对象的乏善可陈、极不充分的观念,从而很难获得哪怕一丁点儿的影响;但如果这位讲述者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内心充满激情、活力四射,这次演讲的效果恐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通过我们的热情的相互感染,我们就点燃了彼此的激情,而在仅仅面对描述对象的时候,或许我们的内心从未起过波澜。[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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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重要的是我们不应掩盖伯克的原创程度。在很多方面他都囿于当时流行的批评话语;而他的一些结论在当时只不过是预言。例如他认为,添加一系列的情感性语词以模仿绘画的表达方式(或者,像有人所建议的那样表现出散文式的连贯性),对于诗歌描写来说是完全不必要的;这一观点就预告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的诗歌创作风格。他也认识到,在同等情况下,诗歌语言比小说更能发挥作用:它能传达描述性的信息并且同时表现出作者与对象之间的情感联系。对于伯克而言,后者是至为关键的。他指出,诗歌与修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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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的精确性方面比不上绘画。它们的优点在于通过内心共鸣而非模仿来达到影响读者的目的,还在于展示对象本身对言说者或其他人的内心所产生的作用,而非给出一个对象的清晰观念。这就是它们的最广阔领地,当然,它们在这些领地也风光无限。[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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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样一段话中,伯克并不缺乏对足够精确的术语的洞察。重要的批评理论的进步,其潜力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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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 Ⅳ 《探讨》一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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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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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Johnson):“在伯克所著《论崇高与美》一书中,我们发现了真正的艺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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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维达尔·普赖斯(Uvedale Price):“可以肯定的是,伯克先生的理论体系的真实和精确让我信服,因为那就是我自身理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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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恩·奈特(Payne Knight):“除了尤维达尔·普赖斯之外,我还没有遇到过如此博学多识的人,他在《探讨》一书中所展现的哲学思想永不会遭到轻视和嘲笑,相反其风格的鲜明与生动将使他获得赞誉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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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Blake):“伯克讨论崇高与美的论文建基于牛顿和洛克的哲学之上……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阅读伯克了……就像我现在一样,那时我就感觉到同样的屈辱与憎恨。他们[培根、洛克、伯克以及雷诺兹(Reynolds)]这些人嘲弄启示和通灵。”[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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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探讨》一书所引起的反响是热烈的也是持久的:在1810年,杜格尔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认为有必要检视伯克的理论,以便“移除这一主要的绊脚石,它是那套被公认为杰出的理论抛掷在我前进的道路上的”。[54]当然,伯克作为一名政治评论家的身份是他在19世纪早期之所以被冠以“杰出”之声名的主要原因;但是,在面世超过50年后,他的《探讨》一书仍不可能被任何一位优秀的哲学家所忽视。在绘画界,无可置疑的是,它对特纳(Turner)产生了较早的影响,虽然之后特纳提出了一个具有更广泛基础的关于“崇高”的定义,但伯克对于恐惧的强调仍是其主要构成部分。通过拉斯金(Ruskin),伯克对艺术评论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认为《探讨》一书“非常理性,极具说服力”,值得“最认真、虔诚地阅读”;但比这种折服更为惊人的是,拉斯金在《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s)中对伯克的理论有着生动、清晰的描述,他确信在他的艺术评论工作中必须考虑伯克的建议。[55]更晚的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发现此书可以激发想象力;而G.H.刘易斯(G.H.Lewes)则在其所著《在文学中获得成功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Success in Literature)中认同伯克关于意象之模糊与朦胧的理论。在欧洲大陆,狄德罗(Diderot)、莱辛(Lessing)和康德(Kant)对《探讨》一书分别作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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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同时代以及稍后的评论家们几乎都对他陷于单调、狂妄的感觉主义深表反对,他们更为支持联想的原则;这些评论家——如杰勒德(Gerard)、凯姆斯爵士(Lord Kames)、艾莉森(Alison)、佩恩·奈特(Payne Knight)和斯图尔特(Stewart)等人——采取了一种避免极端立场的传统理论进路,倾向于折中主义,当然也因此使得这些学说的倡导者们显得谦虚和理性。这种折中主义允许他们在反对伯克的同时,从伯克那里借鉴良多。例如,阿伯丁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詹姆斯·贝蒂(James Beattie)就持这一观点。在《论诗与音乐》(On Poetry and Music)(Edinburgh,1778)中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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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评论家们都正确地认识到,在对伟大事物的描述中,如果人们在接受其图像或概念时……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就会有效地激发人们产生与崇高相伴随的尊敬、恐惧以及其他类似的情感。[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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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书的一个注释中,伯克被视为“最好的评论家”之一;其后再也没有提起他;但是,贝蒂对伯克的继承并不仅限于这一段话。在他讨论美与声音之甜蜜的关系的专题论文中,他所谓“平缓的声音就像光滑、平坦的水面”——其实就是共通感在起作用——以及“渐进的变化”,都似乎是从伯克那里借鉴而来。在《论道德与批评》(Dissertations Moral and Critical)(Dublin,1783)中,贝蒂把注意力转向崇高,宣称其结果就是“让人感觉愉快的讶异”,他还讨论了惊骇带来的愉快感受,并且对黑暗与沉寂的功用进行了考察。他还引用了《圣经》中对马的描述,而那段话正是《探讨》一书同样引用过的;好像他还借用了诗意暗示的观念;最后,在讨论诗的意象需要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时,贝蒂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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