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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内篇·养生主》讲了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说明“遇”的含义。庖是职业，丁是姓氏，他在梁惠王（即文惠君）的御厨里负责杀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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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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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惠君对于厨子在工作中感受到的心流深感匪夷所思，盛赞他解牛的神技，但庖丁不认为那是种技巧，回答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他接着描述自己达到这种境界的历程，是一种对解剖牛体的神秘发乎直觉的体悟，最后牛肉经他一碰就好像自动分开似的：“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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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与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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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庖丁的解释，“遇”与心流好像是不同的过程。也有批评家特别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异：心流是意识掌控挑战的结果，“遇”却是在一个人放弃对意识的控制时才出现。因此他们认为，心流是西方追求最优体验的态度，以改变客观环境为手段；“遇”则是东方式的，无视客观环境，着重的是精神的趣味与现实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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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何才能获得这种精神的趣味并超越现实呢？庄子在同一则寓言里，提出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解答，但不同注释家对这个答案有截然不同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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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磔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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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早期的注疏认为，这一段描写的是尚未臻至“遇”境界的拙劣的解牛者，但近代的英译者，包括沃森和格雷厄姆在内，都认为它谈的是庖丁自己的解牛方法。根据我对心流的认识，我相信后者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它说明了即使具备肉眼能见的技巧层次，进入“遇”还得靠发现新挑战（亦即引文中的“族”与“难为”）和培养新技巧（“怵然为戒，视为止……动刀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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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遇”的神秘巅峰并非如超人般一蹴而就，而得靠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在周遭环境中的行动机会，等到技巧渐臻完美，一切动作就完全像发乎自然，给人出神入化之感。一位出色的小提琴家或数学家的表现，都有可能令旁观者觉得不可思议，其实这都可以用技巧与磨炼来解释。如果我的这番阐释没有错，那么东方的“遇”与西方的“心流”就可以融会贯通：两种文化的狂喜拥有相同的泉源。文惠君的厨子能在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地方，从最卑下平凡的工作中，找到心流。更值得称道的是，早在2 300年前，心流的动态结构就已经有人知之甚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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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斯山村的老农妇、芝加哥的焊接工与中国古代传奇的厨子，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工作辛苦而毫无吸引力，换了别人做，恐怕无可避免要觉得厌倦、单调、没有意义，但这三个人都把躲不掉的工作变成了复杂的活动。他们从工作中发现被别人忽略的契机，全神贯注于手边的活动，磨砺自己的技巧，让自己深深沉浸于互动之中，使自我变得更强大。这么一来，工作变得充满乐趣，投注了精神能量，再怎么不堪的工作也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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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玩游戏一样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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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菲娜、柯拉玛、庖丁都是具备自得其乐性格的典范。尽管环境里有重重困难，但他们仍能把限制化解成表现个人自由与创造力的良机。他们借由使工作更充实而找到乐趣，但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改变工作本身，使工作条件更适合传导心流，这种方法对缺乏自得其乐性格的人也能发挥作用。工作越像游戏—亦即有变化、适度而有弹性的挑战，目标明确，有立即的回馈—乐趣就越多，不论工作者属于哪种层次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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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猎就是一种具备心流特质的工作。千百年来，追捕猎物一直是人类重要的生产活动。正因为打猎的乐趣无穷，所以至今很多人还把打猎当做一种嗜好，虽然他们出猎已经不是基于实际需要。钓鱼也一样，它的乡野情趣仍保有古时工作的自由与心流结构。现在亚利桑那州年轻一辈的印第安纳瓦霍族人说，骑马在台地上赶羊，是他们平生做过的最有乐趣的事。跟打猎或放牧相比，农耕的乐趣就比较难得—它比较固定，需要不断重复相同的动作，效果也要等较长的时间才会出现。春天播下的种子得好几个月才能结实，享受农耕成果的时间架构比打猎长太多了。猎人每天都可以选择猎物，更换攻击手法，农夫一年却只有几次机会选择要种什么、在哪里种、种多少；他必须花很长时间准备，成败却大半得看天公是否作美。这就难怪游牧或渔猎部落被迫定居务农时，往往因无法屈就枯燥的生活方式而大批死亡。尽管如此，有能力把农耕生活中比较含蓄的机会发掘出来的农夫仍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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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纺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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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家庭手工业占据了当时的人大部分的农余时间，但它们的设计相当能提供心流。以英国的纺织工为例，纺织机就放在家里，全家人一块儿工作，自己规定工作进度，自己确定生产目标，并按照自己的工作能力加以调整。如果天气好，他们也许放下纺织工作，到果园或菜圃干活。如果他们高兴，还可以哼唱几首民谣；织一匹布，大家还可以喝点儿酒庆祝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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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某些地区仍保有这种生活形态，尽管现代化有种种优点，但这仍是较符合人性的生产步调。马西密尼教授和他的工作人员访谈过意大利北部比耶拉省的纺织工人，他们的作息模式颇具200年前英国式的田园情调。比耶拉省的织工家庭拥有2~10台纺织机，一个人可同时照顾两台。父亲在早晨监看纺织机，然后叫儿子来接班，自己则到林中去采蘑菇，或到溪边去钓鳟鱼。儿子操作纺织机直到疲倦，接着母亲会来替他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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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每个成员都告诉访谈人员，纺织是他们觉得最有乐趣的活动—比旅行、上迪斯科舞厅跳舞、钓鱼还更有趣，看电视当然就更不用谈了。工作那么引人入胜，是因为它不断提出挑战。家族成员必须设计各自的图案，当他们觉得同一种图案用得太多时，就会换一种。每个人自己决定要织什么样的布、去哪里买原料、织多少、卖到哪里去—有些家族的客户甚至远至日本和澳洲。他们经常造访各地的生产中心，以便紧跟技术的新发展，或用最低廉的价格购买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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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整个西方世界，与心流如此相通的惬意安排，已经被动力纺织机及工厂集中生产制度无情地打断。18世纪中叶，英国的家庭手工业已无法与工厂大量生产竞争，家庭因而被拆散，工人必须走出家门，成群进入丑陋而有害健康的厂房，从清晨到黄昏，遵守严格的工作时间要求。不到7岁的儿童在漠不关心或存心剥削他们的陌生人中间，被工作的重担压得筋疲力尽。就这样，工作的乐趣在工业革命的第一波狂飙之下，已被摧毁得所剩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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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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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置身崭新的后工业时代，工作在一般观念中又变得可亲起来：典型的现代劳工，坐在气氛愉快的控制室里，监控电脑屏幕，真正的工作则交给生产线上设计精密的机器人负责。事实上，大部分人都不直接从事生产，转而投入一种叫做“服务业”的行业，在几百年前的农夫和工厂工人看来，这种行业唯一的目标就是怂恿别人去休闲。在这些人之上是一批经理人和专业人士，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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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可以残酷而无聊，但也可能充满乐趣和刺激。18世纪40年代的英国，在短短数十年间，工作状况就由差强人意急转直下，沦为人间地狱。水车、犁耙、蒸汽机、电力及矽晶片的发明，对工作有趣与否造成决定性的改变。制定公有地围篱法、废除奴隶制及学徒制、规定每周工作40个小时及基本工资等法律，也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我们一旦了解工作体验的品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就能在这个人生极重要的层面上力求精进。但大多数人仍然相信，工作永远注定是“亚当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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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只要依心流模式行事，工作就能产生更多的乐趣。但目前的状况却是，那些有能力改变特定工作性质的人，并不重视工作能否带来乐趣。管理者的首要考虑是生产力，工会领袖满脑子也都是安全、保险与工资。短期看来，这些前提跟产生心流的条件可能有冲突。这实在很可惜，因为如果工人真正喜爱他们的工作，不但自己受益，他们的效率也会提高，届时所有其他目标都能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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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千万别以为只要把工作设计得像游戏，就能让每个人快乐。即使最有利的外在条件，也不能保证把人带入心流状态。最优体验是对行动机会和个人能力的主观评估，工作潜能虽好，但工作者不知如何发挥，仍有可能感到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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