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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利普顿（Peter Lipton，1950-2007），剑桥大学科学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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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能将精确的解释和幽默热情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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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露丝·格林布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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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y Ruth Greenblatt，193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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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在五个子女和五个孙辈的心中埋下了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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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1701613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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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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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不是写给天性敏感的人看的。我不可能欢快地论述人类的残酷行为，如果你想找本书来开开心，那就别往下读了。在这本书里，我想用共情（empathy）来重新定义“恶”（evil），并探讨为什么有些人的共情比别人多（或少），以及人失去了共情会有什么结果。这个主题或许使人痛苦，甚至令人震惊，但共情本身的性质却是魅力无穷的（至少对我来说），它背后的研究也是激动人心的（在这里用这个词有点奇怪），这主要是因为我的同事里有那样一群才华横溢的杰出科学家。我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谢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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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喜欢收集古怪的东西（比如很多人知道，达尔文就喜欢收集甲虫和雀鸟）。而我们这些共情研究者，收集的就是情绪！我们制作了一张名叫《读心》（Mindreading）的DVD，里面收集了人类所有的412种情绪。1我和Ofer Golan、Sally Wheelwright以及Jacqueline Hill共同建立了这座电子资料库。我还和Ofer Golan、Emma Ashwin、Yael Granader、Kimberly Armstrong、Gina Owens、Nic Lever、Jon Drori、Nick Paske和Claire Harcup制作了另一张名叫《运输车》（Transporter）的DVD，以饶有趣味的方式向患有自闭症的学龄前儿童传授他们难以理解的共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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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收集，科学家还会开发测量事物的新方法。我们这次的难题，是想出新的手段来测量共情的个体差异。首先我和Sally Wheelwright、Carrie Allison及Bonnie Auyeung一起开发了共情商数量表（Empathy Quotient, 见附录一）。为了找到共情可能的隐藏地点，我又和Chris Ashwin、Bhismadev Chakrabarti、Mike Lombardo、John Suckling、Ed Bullmore、Meng-Chuan Lai、Matthew Belmonte、Jac Billington、John Herrington、Howard Ring、Steve Williams、Marie Gomot及Ilaria Minio-Paluello一起开展了几项脑部扫描研究。为了查明“睾酮[2]造成的麻烦”以及它对共情的影响，4我和Bonnie Auyeung、Rebecca Knickmeyer、Emma Ashwin （née Chapman）、Svetlana Lutchmaya、Liliana Ruta、Erin Ingudomnukul、Lindsay Chura、Kevin Taylor、Peter Raggat及Gerald Hackett收集了胎儿的羊水和成人的血样。我还和Bhismadev Chakrabarti、Frank Dudbridge、Sharmila Basu、Carrie Allison、Sally Wheelwright、Grant Hill-Cawthorne及Lindsey Kent合作寻找了负责共情的几个基因。这些都是令人着迷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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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写本书的同时，我还要维持一间繁忙的实验室顺利运行，这离不开行政人员的大力支援。我要感谢Gaenor Moore、Paula Naimi、Jenny Hannah、Carol Farmer和Rachel Jackson组成的优秀行政团队。Gaenor还愉快地为本书编写了参考书目，这是个不小的功劳，我非常感谢她。Bhisma Chakrabarti和Mike Lombardo都曾对初稿章节不吝赐教。尤其是Mike，在这个过程中他教会了我不少关于社会神经科学的知识，这对我而言弥足珍贵。感谢英国企鹅出版社的Helen Conford和Stefan McGrath，她们从2004年开始就在等待本书完稿！在本书成型的过程中，Helen提供了富有洞察的细心反馈。我之所以要花6年时间写成此书，[3]是因为“共情基因”并不是那么快就能找到的。在等待此书诞生期间，我的出版代理人Katinka Matson和John Brockman同样表现出了不凡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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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共情已经有30年时间，现在我的目标是将这个非凡的实体放到桌面上，好让大家能从每一个角度审视它。在我的第一本著作《心盲》（Mindblindness）中，我曾集中探讨了共情的某个方面（这个方面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他人，也就是共情的认知方面），以及大量出现共情困难的自闭症。在第二本著作《关键的区别》（The Essential Difference）中，我又谈到了共情的第二个方面（这个方面关系到我们和他人的情绪联系，也就是共情的情感方面），以及男女两性在共情上有什么不同。在那本书里，我同样探索了缺乏共情的情况，并分析了自闭症患者在学习这种关键技能时遇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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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现在这本《恶的科学》中，我探究了为什么有的人能做出残酷的行为，以及共情的丧失是否必然会引出这个结果。和前两本相比，这本书挖掘更深，它一直深入到共情的脑部机制，并考察了塑造共情的社会学和生物学因素。这本书的论题也更宽泛，详细考察了导致共情丧失的一些疾病。我在这里的主要目标是理解人类的残酷行为，在探讨中，我把非科学的（unscientific）名词“恶”换成了科学的术语“共情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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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感谢Charlotte Ridings和Jan Kristiannson从编辑角度提出的可贵建议，感谢Basic Books的Thomas Keheller和Melissa Veronesi自始至终对我的帮助。我要特别感谢Bridget Lindley对我的全部支持，感谢我的父母（Judy和Vivian）和兄弟姐妹（Dan、Ash、Liz和Suzie）一贯的幽默，也感谢我的孩子Sam、Kate和Robin的嬉戏和鼓励。我希望我也能像祖辈对待父辈，以及父母对待我这样，在孩子们的心中埋下一罐罐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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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Transporters （2008）, DVD, Changing Media Development, www.thetransporters.com. （除非特别标注，脚注为作者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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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种雄性激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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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书英文版最初于2011年出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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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第一章 对“恶”和人类残酷行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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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7岁大时，父亲告诉了我纳粹把犹太人做成灯罩的故事。这种话，你听了一遍就永远不会忘记。在一个孩子的脑袋里（对成人也是如此），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人和灯罩联想成同一样东西。他还告诉我，纳粹还把犹太人做成肥皂。这听起来是那么不可思议，然而却是真的。我知道我们家就是犹太人，因此觉得这个“把人变成物品”的画面格外惨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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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还跟我说到了他从前的一个女朋友，露丝·戈德布拉特[1]，说她的母亲就是集中营的幸存者。露丝曾把我父亲介绍给她母亲认识，父亲震惊地发现，这位戈德布拉特太太的双手是左右颠倒的。纳粹的科学家把她的双手切了下来，对调了左右位置之后再缝回去，于是当她伸出双手、手掌向下时，她的拇指就靠外侧、而小指靠里。纳粹开展了许多“实验”，这只是其中之一。从这些事里，我认识到了人性中深藏着一个矛盾——人居然可以把别人当成物品对待。只是我当时还小，年幼的心灵还无法理解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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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我成了伦敦圣玛丽医院医学院的一名教师。有一次我去旁听一个生理学讲座，教授讲的是人类对温度的适应。他告诉学生，关于人类对极端低温的适应，最详尽数据是由纳粹科学家收集的，他们在达豪集中营开展了“浸泡实验”，把犹太人和其他囚犯放进盛着冰水的桶里（见图1）。他们收集了系统性的数据，显示了人的心率和人在0摄氏度的冰水中浸泡时长之间的相关关系。2听到这个违反道德的研究，我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了同一个问题：人怎么可以把其他人当作物品对待呢？[2]面对遭受痛苦的同类，人是怎么切断天然的同情心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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