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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共情已经有30年时间，现在我的目标是将这个非凡的实体放到桌面上，好让大家能从每一个角度审视它。在我的第一本著作《心盲》（Mindblindness）中，我曾集中探讨了共情的某个方面（这个方面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他人，也就是共情的认知方面），以及大量出现共情困难的自闭症。在第二本著作《关键的区别》（The Essential Difference）中，我又谈到了共情的第二个方面（这个方面关系到我们和他人的情绪联系，也就是共情的情感方面），以及男女两性在共情上有什么不同。在那本书里，我同样探索了缺乏共情的情况，并分析了自闭症患者在学习这种关键技能时遇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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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现在这本《恶的科学》中，我探究了为什么有的人能做出残酷的行为，以及共情的丧失是否必然会引出这个结果。和前两本相比，这本书挖掘更深，它一直深入到共情的脑部机制，并考察了塑造共情的社会学和生物学因素。这本书的论题也更宽泛，详细考察了导致共情丧失的一些疾病。我在这里的主要目标是理解人类的残酷行为，在探讨中，我把非科学的（unscientific）名词“恶”换成了科学的术语“共情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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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感谢Charlotte Ridings和Jan Kristiannson从编辑角度提出的可贵建议，感谢Basic Books的Thomas Keheller和Melissa Veronesi自始至终对我的帮助。我要特别感谢Bridget Lindley对我的全部支持，感谢我的父母（Judy和Vivian）和兄弟姐妹（Dan、Ash、Liz和Suzie）一贯的幽默，也感谢我的孩子Sam、Kate和Robin的嬉戏和鼓励。我希望我也能像祖辈对待父辈，以及父母对待我这样，在孩子们的心中埋下一罐罐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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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Transporters （2008）, DVD, Changing Media Development, www.thetransporters.com. （除非特别标注，脚注为作者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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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种雄性激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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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书英文版最初于2011年出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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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第一章 对“恶”和人类残酷行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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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7岁大时，父亲告诉了我纳粹把犹太人做成灯罩的故事。这种话，你听了一遍就永远不会忘记。在一个孩子的脑袋里（对成人也是如此），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人和灯罩联想成同一样东西。他还告诉我，纳粹还把犹太人做成肥皂。这听起来是那么不可思议，然而却是真的。我知道我们家就是犹太人，因此觉得这个“把人变成物品”的画面格外惨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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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还跟我说到了他从前的一个女朋友，露丝·戈德布拉特[1]，说她的母亲就是集中营的幸存者。露丝曾把我父亲介绍给她母亲认识，父亲震惊地发现，这位戈德布拉特太太的双手是左右颠倒的。纳粹的科学家把她的双手切了下来，对调了左右位置之后再缝回去，于是当她伸出双手、手掌向下时，她的拇指就靠外侧、而小指靠里。纳粹开展了许多“实验”，这只是其中之一。从这些事里，我认识到了人性中深藏着一个矛盾——人居然可以把别人当成物品对待。只是我当时还小，年幼的心灵还无法理解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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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我成了伦敦圣玛丽医院医学院的一名教师。有一次我去旁听一个生理学讲座，教授讲的是人类对温度的适应。他告诉学生，关于人类对极端低温的适应，最详尽数据是由纳粹科学家收集的，他们在达豪集中营开展了“浸泡实验”，把犹太人和其他囚犯放进盛着冰水的桶里（见图1）。他们收集了系统性的数据，显示了人的心率和人在0摄氏度的冰水中浸泡时长之间的相关关系。2听到这个违反道德的研究，我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了同一个问题：人怎么可以把其他人当作物品对待呢？[2]面对遭受痛苦的同类，人是怎么切断天然的同情心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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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达豪集中营的囚犯在经受“冷水浸泡实验”。这个实验的目的是测试他们能否在冰冷的水里撑满3小时。（左边是恩斯特·霍尔兹罗纳教授，他的右边是西格蒙德·拉舍尔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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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例之所以特别使人震惊，是因为它们的主事者都是医生和科学家（都是我们从小信任的职业），他们拥有良好的教养，却都参与了违反道德的实验或手术。我们权且（大度地）假设，这些医生并不是为表现得残酷而作出这些行为，他们开展浸泡实验只是为了增进医学知识，比方说，船只在冰冷的海面上失事以后，该如何进一步救助生还的乘客。即便是将可怜的戈德布拉特太太的手左右对调后缝合的纳粹医生，或许也不是（我猜想）为了残酷而残酷的，他们或许也是在追随科学发现的冲动，想找个法子探索显微外科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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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科学家一心求知，却忽略了那些“被试”的人性。说来讽刺，人体科学用“被试”（subject）来描述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个词传达了对于对象感受的关切。[3]然而实际操作对这些被试的感受，却是完全不予考虑的。纳粹的法律规定了犹太人在基因上就是劣等人种，将犹太人消灭是纳粹当时优生学项目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政治框架中，那些医生甚至可能认为“使用”集中营的囚犯作为医学研究的“被试”是符合道德的，只要这能为更崇高的利益奉献知识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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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普通纳粹看守的行为，倒确实体现了残酷本身。可悲的是，这些恐怖的例子要多少有多少，我在这里只选一个，它来自托马斯·伯根塔尔的自传[4]。托马斯在只有9岁时和几千名犹太人一同被捕，给押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次，他不得不目睹一名囚犯被迫绞死自己的朋友，因为那个朋友企图越狱。一个党卫军看守命令这个囚犯把绳索套到朋友脖子上。然而囚犯怎么也无法遵命，他的双手因为恐惧和痛苦而剧烈颤抖。这时他的朋友转过身来接过绳索，做了一件非凡的事：他吻了吻朋友的手，然后将绳圈套到了自己的脖子上。党卫军看守大怒，踢掉了越狱者身下的椅子，绞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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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9岁的托马斯和其他狱友看到了越狱者亲吻朋友的手的那一幕，他们都为这个简单的动作感到欣喜，因为它在用无声的语言说道：“我是不会让我的朋友被迫杀死我的。”托马斯在奥斯维辛活了下来（也许是因为父亲教会了他在门格勒大夫[5]挑选死亡对象时贴近窝棚站着）5，并把这个故事写进了自传《一个幸运的孩子》（A Lucky Child）里。[6]当时的环境如此凄惨，朋友间的共情却表现得如此强烈，同样强烈的还有那名看守对于共情的匮乏：如果他的目的是惩罚逃犯或者杀鸡儆猴，大可以将越狱者枪毙了事。而他居然选择这种惩罚的形式，大概是他希望这一对朋友都受到折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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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距我父亲向我透露那些人类极端行为已经过去了近50年，我的内心仍被这个简单的问题占据：我们该怎么理解人类的残酷行为？在有意识的生命里，我始终在被这个问题摧残心灵，要写一本书出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理由吗？还有什么别的问题能如此牢固地扎根于我的意识之中吗？我相信它之所以一遍遍地困扰我，是因为“人为什么会忽视其他同类的人性”这个问题必须得到一个答案，而它又偏偏还没有答案。至少，那些容易查到的答案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使我满意。假如那些答案已经很充分，我就会觉得问题已经得到回答、争议已经得到解决，也就不必反反复复地不断想到它了。但是显然，我还需要更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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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标准的解释，认为纳粹大屠杀（令人悲哀的是，纵观历史，放眼全球，这样的屠杀还曾在许多文化中上演）昭示了人能够对同类施加的“恶”（evil）。这种“恶”是无法理解的，它是一个无法讨论的话题，因为其中蕴含的恐怖如此巨大，没有语言能够传达。这个标准的观点有许多人主张，“恶”这个概念也常常被用来解释这类可怕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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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个犯人会杀死一个无辜的孩子？因为他是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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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个恐怖分子会用炸弹自杀袭击？因为她是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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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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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我们审视“恶”这个概念时，就会发现它根本什么都没解释。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这当然是完全不够的。纳粹（以及和他们类似的人）的行径确实可怕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就不能再研究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径，或者只能抬出一个不成为解释的解释，比如“这些人就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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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科学家，我想理解是什么让有些人把同类当成物品来对待。在这本书里，我将探讨人为什么会残酷地对待他人，但是我运用的概念不是“恶”，我运用的概念是共情。和“恶”的概念不同，共情是具有解释效力的。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就将对共情做一番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