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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个犯人会杀死一个无辜的孩子？因为他是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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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个恐怖分子会用炸弹自杀袭击？因为她是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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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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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我们审视“恶”这个概念时，就会发现它根本什么都没解释。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这当然是完全不够的。纳粹（以及和他们类似的人）的行径确实可怕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就不能再研究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径，或者只能抬出一个不成为解释的解释，比如“这些人就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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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科学家，我想理解是什么让有些人把同类当成物品来对待。在这本书里，我将探讨人为什么会残酷地对待他人，但是我运用的概念不是“恶”，我运用的概念是共情。和“恶”的概念不同，共情是具有解释效力的。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就将对共情做一番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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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170161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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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把人变成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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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面对的难题是解释人何以能对彼此造成极端伤害，同时又不仰仗那个过于简单的“恶”的概念。让我们把“恶”替换成“共情腐蚀”（empathy erosion）。共情腐蚀的一个原因是人产生了激烈的情绪，比如强烈的愤恨（resentment）、复仇的欲望、盲目的仇恨，或是保护的冲动。从理论上说，这些都是稍纵即逝的情绪，由它们引起的共情腐蚀也是可逆的。然而还有一些更为持久的心理特征也可能引起共情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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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马丁·布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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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腐蚀产生于人把其他人当作了物品，这个洞见至少可以追溯到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图2）。布伯是一位奥地利哲学家，当1933年希特勒掌权，他也辞去了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席位。布伯写过一本名著，题为《我与你》。2他在书中对比了两种存在模式，一种是“我-你”模式（你和另一个人产生联系，为的就是这联系本身），另一种是“我-它”模式（你和一个人或一件物品产生联系，为的是利用对方达到某个目的）。他主张用这后一种模式来对待别人是对人的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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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共情关闭，我们就完全处于“我”的模式了。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只和物品产生联系，即使和人产生联系也只把对方当作物品。其实大多数人偶尔都会这么做。我们也许专注自己的工作，完全忘了办公室外面还有个无家可归的人。无论这种状态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我们身在其中时都见不到“你”——至少见不到一个有着不同想法和感受的你。把其他人当作物品对待，是对另一个人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因为你忽略了他的主观体验、他的想法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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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全神贯注地追求自身的关切，他很可能就会丧失共情。这时，他最好的状态也不过是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的行为不会对其他人产生什么负面的影响。他之所以陷入这种形态，或许是因为经历了好几年的怨恨和伤害（这常常是冲突造成的），又或者是因为比较持久的神经病学方面的原因。（有趣的是，在这个一心追求自身目标的过程中，人或许反而会做出一些好事，比如帮助别人之类。但就算他的行为是正面的、有价值的、宝贵的，只要他当时专心致志不想其他，就仍然可以定义为丧失了共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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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前进了具体的一步，确定了研究的目标：我们要用“共情腐蚀”而不是“恶”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残酷行为。作为答案，这虽然像是稍微像样了一些（至少可以从这个概念出发来解释了），却远远算不上完整。共情腐蚀这个解释会引出两个新的问题：什么是共情？它又怎么会受到腐蚀？但至少这两个都是可以研究的问题了，随着本书的展开，我们也将尝试回答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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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本书结束时，我们应该不必再唠唠叨叨地重申理解人类残酷行为这个要求了。如果上面的两个问题有了一些像样的答案，那我们就该觉得心安了。不过在深入探讨共情的本质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世界各地的几个真实的例子，它们可以证明，纳粹做出的那些可怕行径并不是纳粹的专长。我们举出这些例子只是为了消除一个（在我看来）荒谬的观点，那就是纳粹的残酷具有某种独特性。你接着就会看到，他们并不是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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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170161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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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世界各地的共情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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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腐蚀是在任何文化中都会出现的心灵状态。2006年，我正和家人在肯尼亚度假。我们乘着飞机降落在了内罗毕，这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都市，熙攘的人群如同漩涡一般流动不息。但可悲的是，内罗毕的贫民窟也是非洲最大的贫民窟之一。在那里人们露宿街头，母亲死于艾滋病，孩子营养不良，靠向路人乞讨或做任何他们能做到的事以求生。我遇见了埃丝特，一个年轻的肯尼亚女子，她是少数有工作的幸运儿之一。她提醒我要当心内罗毕日益增长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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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正在超级市场买东西，”她说，“忽然，一个拿着日用品在我不远处排队的女人发出了一声惨叫。一个男人从后面切下了她的手指。混乱中，那男人从切断的手指上褪下一枚结婚戒指，跑进人群溜了。一切都发生得那么快，根本来不及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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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显示了一个人可以对另一个人犯下怎样的暴行。如果是预谋好了到拥挤的超市里行窃，那还容易理解，尤其当一个人挨饿的时候。可是预谋好了带着刀子去超市就有点令人费解了，因为这表示窃贼是想好了要去切断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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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我来说，更关键的还是想象出窃贼在动刀之前那几秒的心理状态。在下手的那一刹那，窃贼眼睛里看到的恐怕只有目标（那枚戒指）了，那个小小的东西，能为他换来几个星期的粮食。挡在他和下一餐之间的只有那个女人的手指，所以它必须被斩断。那根手指当然是连接在一只手上的，但那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不便而已，冷酷的逻辑指向了唯一的方案：切断它。这只手是和一个活人连在一起的，那个活人有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感受，但是在那一刻，这一切都不重要了。窃贼的脑袋里根本不会考虑这些。这就是把另一个人当作一件物品（仅此而已）的例子。在我看来，你一旦把别人当作了物品，你的共情就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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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似乎说明，犯下这类罪行的人脑子忽然短路了。会不会是犯人的绝望、饥饿和贫穷都到了难以招架的地步，使他暂时失去了对于被害人的共情呢？我们或通过亲身体验、或通过观察旁人，都经历过这样稍纵即逝的状态，这个状态一旦过去，共情就会恢复。可是要我说，你即便处在暂时失去共情的状态里，也做不出上面的例子中那样可怕的事情。这说明了那个男人对那个女人的行径不仅仅是暂时头脑短路。我在这本书里关注的正是这类更加持久的现象，造成它们的更为稳定的特质。在这种现象中，当事人要恢复共情是比较困难甚至全无可能的，它们的后果也可能极其严重。我们将会审视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急切地需要共情，却由于种种原因不具备（并且可能永远不会具备）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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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留待以后再说。眼下我想再举几个共情腐蚀的例子，这类例子在世界各地都有，但我只想再说4个，因为我们不必举出太多令人痛苦的例子，就能明白这种现象在各种文化中都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