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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世界各地的共情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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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腐蚀是在任何文化中都会出现的心灵状态。2006年,我正和家人在肯尼亚度假。我们乘着飞机降落在了内罗毕,这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都市,熙攘的人群如同漩涡一般流动不息。但可悲的是,内罗毕的贫民窟也是非洲最大的贫民窟之一。在那里人们露宿街头,母亲死于艾滋病,孩子营养不良,靠向路人乞讨或做任何他们能做到的事以求生。我遇见了埃丝特,一个年轻的肯尼亚女子,她是少数有工作的幸运儿之一。她提醒我要当心内罗毕日益增长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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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正在超级市场买东西,”她说,“忽然,一个拿着日用品在我不远处排队的女人发出了一声惨叫。一个男人从后面切下了她的手指。混乱中,那男人从切断的手指上褪下一枚结婚戒指,跑进人群溜了。一切都发生得那么快,根本来不及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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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显示了一个人可以对另一个人犯下怎样的暴行。如果是预谋好了到拥挤的超市里行窃,那还容易理解,尤其当一个人挨饿的时候。可是预谋好了带着刀子去超市就有点令人费解了,因为这表示窃贼是想好了要去切断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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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我来说,更关键的还是想象出窃贼在动刀之前那几秒的心理状态。在下手的那一刹那,窃贼眼睛里看到的恐怕只有目标(那枚戒指)了,那个小小的东西,能为他换来几个星期的粮食。挡在他和下一餐之间的只有那个女人的手指,所以它必须被斩断。那根手指当然是连接在一只手上的,但那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不便而已,冷酷的逻辑指向了唯一的方案:切断它。这只手是和一个活人连在一起的,那个活人有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感受,但是在那一刻,这一切都不重要了。窃贼的脑袋里根本不会考虑这些。这就是把另一个人当作一件物品(仅此而已)的例子。在我看来,你一旦把别人当作了物品,你的共情就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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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似乎说明,犯下这类罪行的人脑子忽然短路了。会不会是犯人的绝望、饥饿和贫穷都到了难以招架的地步,使他暂时失去了对于被害人的共情呢?我们或通过亲身体验、或通过观察旁人,都经历过这样稍纵即逝的状态,这个状态一旦过去,共情就会恢复。可是要我说,你即便处在暂时失去共情的状态里,也做不出上面的例子中那样可怕的事情。这说明了那个男人对那个女人的行径不仅仅是暂时头脑短路。我在这本书里关注的正是这类更加持久的现象,造成它们的更为稳定的特质。在这种现象中,当事人要恢复共情是比较困难甚至全无可能的,它们的后果也可能极其严重。我们将会审视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急切地需要共情,却由于种种原因不具备(并且可能永远不会具备)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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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留待以后再说。眼下我想再举几个共情腐蚀的例子,这类例子在世界各地都有,但我只想再说4个,因为我们不必举出太多令人痛苦的例子,就能明白这种现象在各种文化中都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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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弗里策尔在奥地利北部阿姆施泰滕的家中挖了一间地窖。6你大概听说过这个案子,因为它当时登上了全世界的新闻头条。1984年8月24日,他把女儿伊丽莎白关进地窖,从此囚禁了24年,对妻子则说女儿失踪了。从伊丽莎白11岁起,他就日复一日地强暴她,直到她长成了一名年轻女子。就在这间地下囚室里,伊丽莎白生下了7个孩子,其中一个在3岁时死了,约瑟夫(他既是孩子的父亲也是外祖父)烧掉了尸体,以毁灭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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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24年中,约瑟夫和他妻子罗斯玛丽一次次在奥地利的电视上露面,他表面上为伊丽莎白的失踪痛苦不已,并呼吁公众帮他找回女儿。他还宣称,伊丽莎白生了3个孩子,他们被母亲抛弃,神秘地出现在他的家门口,现在由他和妻子(孩子的外祖母)共同抚养。伊丽莎白的另外3个孩子则在地下囚室里长大,都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一个父亲怎么可以像对待一件物品一样对待亲生女儿?怎么可以这样剥夺她以及他的3个孩子(也是外孙)的自由?他的共情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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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共情腐蚀的例子来自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之夜》(Newsnight)节目,当时也把我看呆了。2002年7月24日,叛军进入乌干达的帕琼村(Pajong)。年轻的母亲埃丝特·赖昌回忆了接下来发生的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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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岁的儿子正坐在门廊上。叛军开始踢他,直到把他踢死……我还有一个5岁的孩子在身边,叛军的那个女指挥官命令我们所有带孩子的人都把孩子提起来往门廊的柱子上砸。我们只能听她的命令,砸死了孩子。所有带孩子的人,都只能把孩子杀了。你要是做得慢了,他们就殴打你,强迫你更加用力地把孩子往柱子上撞。最后有7个孩子像这样死在了自己的母亲手上。我的孩子才5岁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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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叛军士兵的脑袋里究竟在想什么,才能强迫一个母亲砸死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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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一场不那么出名的大屠杀,这次的凶手不是纳粹。我是在去年夏天去土耳其旅行的路上听说它的。土耳其人以热情、好客、友善的文化闻名于世,但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他们却将亚美尼亚人(信奉基督教,属基督教亚美尼亚教会)视作二等公民。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亚美尼亚人都还没有权利在法庭上说出不利于穆斯林的证词,他们提出的证据也不为法律所认可。19世纪70年代,亚美尼亚人坚决要求当局改革。在19世纪90年代,至少有10万名亚美尼亚人遭到屠杀。1915年4月24日,250名亚美尼亚知识分子被捕入狱,后被屠杀。8同年9月13日,奥斯曼议会又通过了一条法律,规定亚美尼亚人的财产必须“没收充公”,他们还被逐出土耳其,赶到了叙利亚城市代尔祖尔。150万亚美尼亚人在这个过程中丧生,有的死在流亡路上,还有的死在25座集中营里(它们位于现代土耳其与伊拉克及叙利亚接壤处)。其中有的死于集体焚烧,有的被注射吗啡而死,还有的死于毒气。这是一段不常有人说起的历史,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清楚地证明(如果还需要证明的话),大屠杀不是只有纳粹才做得出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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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表现人类极端暴行的最后一个例子,这次的地点是刚果。1994年,米林迪·尤帕拉齐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瓦伦古地区宁雅村的家里受到了叛军的袭击。她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们强迫我的儿子和我性交,然后杀死了他。接着他们又在我丈夫的面前强奸了我,完事后把他也杀了。然后他们又带走了我的3个女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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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此再也没有听到3个女孩的下落。她描述了自己赤身裸体看着自家的房子被烧成白地的情景。我猜想你和我一样,一定也被这个事件震惊得哑口无言。这些叛军士兵,他们怎么会忘记眼前的受害者和他们的母亲一样也是个女人?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把她当作一件物品处理?他们怎能忽视这个被迫同母亲交合的男孩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具有正常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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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例子已经足以说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类能做出怎样的暴行。如果我想得没错,如果这些行径确实是丧失共情的结果,那我们亟需要回答的就有两个基本问题了:共情是什么?为什么有些人的共情比别人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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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为没有找到此人,无法征求她的同意使用真名,我在这里替她取了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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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位教授对在这样不人道的条件下收集数据感到非常难过,但依然觉得这批数据使人获益良多、值得在他这场40多年后的讲座中引用。我对他这样使用数据十分反感,就算它们是用于医学教育的目的,仍不能证明手段的正当。这就是不道德的科学研究,这一点无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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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ubject也有“主体”的意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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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注释4。——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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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纳粹军医,曾对集中营囚犯开展残酷实验,人称“死亡天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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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托马斯长大后参与创建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目前他是海牙国际法庭的一位法官,过去40多年始终在为捍卫人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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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是不是?我来举个例子说明:如果你的孩子正在伤心,而你正在组织一个项目,这时你对你的孩子说“我现在不能和你说话,我上班要迟到了”,那么在这一刻,你的共情就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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