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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科学家一心求知，却忽略了那些“被试”的人性。说来讽刺，人体科学用“被试”（subject）来描述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个词传达了对于对象感受的关切。[3]然而实际操作对这些被试的感受，却是完全不予考虑的。纳粹的法律规定了犹太人在基因上就是劣等人种，将犹太人消灭是纳粹当时优生学项目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政治框架中，那些医生甚至可能认为“使用”集中营的囚犯作为医学研究的“被试”是符合道德的，只要这能为更崇高的利益奉献知识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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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普通纳粹看守的行为，倒确实体现了残酷本身。可悲的是，这些恐怖的例子要多少有多少，我在这里只选一个，它来自托马斯·伯根塔尔的自传[4]。托马斯在只有9岁时和几千名犹太人一同被捕，给押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次，他不得不目睹一名囚犯被迫绞死自己的朋友，因为那个朋友企图越狱。一个党卫军看守命令这个囚犯把绳索套到朋友脖子上。然而囚犯怎么也无法遵命，他的双手因为恐惧和痛苦而剧烈颤抖。这时他的朋友转过身来接过绳索，做了一件非凡的事：他吻了吻朋友的手，然后将绳圈套到了自己的脖子上。党卫军看守大怒，踢掉了越狱者身下的椅子，绞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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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9岁的托马斯和其他狱友看到了越狱者亲吻朋友的手的那一幕，他们都为这个简单的动作感到欣喜，因为它在用无声的语言说道：“我是不会让我的朋友被迫杀死我的。”托马斯在奥斯维辛活了下来（也许是因为父亲教会了他在门格勒大夫[5]挑选死亡对象时贴近窝棚站着）5，并把这个故事写进了自传《一个幸运的孩子》（A Lucky Child）里。[6]当时的环境如此凄惨，朋友间的共情却表现得如此强烈，同样强烈的还有那名看守对于共情的匮乏：如果他的目的是惩罚逃犯或者杀鸡儆猴，大可以将越狱者枪毙了事。而他居然选择这种惩罚的形式，大概是他希望这一对朋友都受到折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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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距我父亲向我透露那些人类极端行为已经过去了近50年，我的内心仍被这个简单的问题占据：我们该怎么理解人类的残酷行为？在有意识的生命里，我始终在被这个问题摧残心灵，要写一本书出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理由吗？还有什么别的问题能如此牢固地扎根于我的意识之中吗？我相信它之所以一遍遍地困扰我，是因为“人为什么会忽视其他同类的人性”这个问题必须得到一个答案，而它又偏偏还没有答案。至少，那些容易查到的答案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使我满意。假如那些答案已经很充分，我就会觉得问题已经得到回答、争议已经得到解决，也就不必反反复复地不断想到它了。但是显然，我还需要更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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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标准的解释，认为纳粹大屠杀（令人悲哀的是，纵观历史，放眼全球，这样的屠杀还曾在许多文化中上演）昭示了人能够对同类施加的“恶”（evil）。这种“恶”是无法理解的，它是一个无法讨论的话题，因为其中蕴含的恐怖如此巨大，没有语言能够传达。这个标准的观点有许多人主张，“恶”这个概念也常常被用来解释这类可怕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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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个犯人会杀死一个无辜的孩子？因为他是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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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个恐怖分子会用炸弹自杀袭击？因为她是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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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我们审视“恶”这个概念时，就会发现它根本什么都没解释。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这当然是完全不够的。纳粹（以及和他们类似的人）的行径确实可怕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就不能再研究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径，或者只能抬出一个不成为解释的解释，比如“这些人就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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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科学家，我想理解是什么让有些人把同类当成物品来对待。在这本书里，我将探讨人为什么会残酷地对待他人，但是我运用的概念不是“恶”，我运用的概念是共情。和“恶”的概念不同，共情是具有解释效力的。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就将对共情做一番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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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170161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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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把人变成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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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面对的难题是解释人何以能对彼此造成极端伤害，同时又不仰仗那个过于简单的“恶”的概念。让我们把“恶”替换成“共情腐蚀”（empathy erosion）。共情腐蚀的一个原因是人产生了激烈的情绪，比如强烈的愤恨（resentment）、复仇的欲望、盲目的仇恨，或是保护的冲动。从理论上说，这些都是稍纵即逝的情绪，由它们引起的共情腐蚀也是可逆的。然而还有一些更为持久的心理特征也可能引起共情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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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马丁·布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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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腐蚀产生于人把其他人当作了物品，这个洞见至少可以追溯到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图2）。布伯是一位奥地利哲学家，当1933年希特勒掌权，他也辞去了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席位。布伯写过一本名著，题为《我与你》。2他在书中对比了两种存在模式，一种是“我-你”模式（你和另一个人产生联系，为的就是这联系本身），另一种是“我-它”模式（你和一个人或一件物品产生联系，为的是利用对方达到某个目的）。他主张用这后一种模式来对待别人是对人的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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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共情关闭，我们就完全处于“我”的模式了。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只和物品产生联系，即使和人产生联系也只把对方当作物品。其实大多数人偶尔都会这么做。我们也许专注自己的工作，完全忘了办公室外面还有个无家可归的人。无论这种状态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我们身在其中时都见不到“你”——至少见不到一个有着不同想法和感受的你。把其他人当作物品对待，是对另一个人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因为你忽略了他的主观体验、他的想法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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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全神贯注地追求自身的关切，他很可能就会丧失共情。这时，他最好的状态也不过是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的行为不会对其他人产生什么负面的影响。他之所以陷入这种形态，或许是因为经历了好几年的怨恨和伤害（这常常是冲突造成的），又或者是因为比较持久的神经病学方面的原因。（有趣的是，在这个一心追求自身目标的过程中，人或许反而会做出一些好事，比如帮助别人之类。但就算他的行为是正面的、有价值的、宝贵的，只要他当时专心致志不想其他，就仍然可以定义为丧失了共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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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前进了具体的一步，确定了研究的目标：我们要用“共情腐蚀”而不是“恶”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残酷行为。作为答案，这虽然像是稍微像样了一些（至少可以从这个概念出发来解释了），却远远算不上完整。共情腐蚀这个解释会引出两个新的问题：什么是共情？它又怎么会受到腐蚀？但至少这两个都是可以研究的问题了，随着本书的展开，我们也将尝试回答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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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本书结束时，我们应该不必再唠唠叨叨地重申理解人类残酷行为这个要求了。如果上面的两个问题有了一些像样的答案，那我们就该觉得心安了。不过在深入探讨共情的本质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世界各地的几个真实的例子，它们可以证明，纳粹做出的那些可怕行径并不是纳粹的专长。我们举出这些例子只是为了消除一个（在我看来）荒谬的观点，那就是纳粹的残酷具有某种独特性。你接着就会看到，他们并不是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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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170161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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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世界各地的共情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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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腐蚀是在任何文化中都会出现的心灵状态。2006年，我正和家人在肯尼亚度假。我们乘着飞机降落在了内罗毕，这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都市，熙攘的人群如同漩涡一般流动不息。但可悲的是，内罗毕的贫民窟也是非洲最大的贫民窟之一。在那里人们露宿街头，母亲死于艾滋病，孩子营养不良，靠向路人乞讨或做任何他们能做到的事以求生。我遇见了埃丝特，一个年轻的肯尼亚女子，她是少数有工作的幸运儿之一。她提醒我要当心内罗毕日益增长的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