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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精神病态（还有其他形式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如果追溯病态者的童年，你会发现他们许多都经历过鲍尔比所说的“不安全型依恋”。141-143鲍尔比最初发表于1944年的那项研究的标题是《四十四个未成年小偷》（Forty-Four Juvenile Thieves），其中详细考察了青少年犯罪问题。这本书也推动了他的理论形成。我在这部著作里发现了一个重要观点：它主张婴儿和看护者互相依恋的安全程度不仅能预测婴儿长大后的情绪是否协调，还能预测他的道德发展状况。（道德发展和共情不能混为一谈，因为人即便没有共情，也可以发展出强大的道德规范。我们后面再来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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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比的那四十四个小偷，用他那令人胆寒的措辞来说，是四十四个“无情的病态分子”。他们只有浅薄的人际关系，经常在儿童福利院进进出出，和几十个（甚至数百个）成年人维持着表面的来往。根据鲍尔比的观点，儿童和一个或少数几个看护者建立深层的、彼此信任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这样的可靠关系既能促进人的社会发展（这样的孩子在学校里受人欢迎、长于社交、善于主持和推动话题也具有分享精神），又能促进语言发展（擅长用语言沟通）。不仅如此，有过安全依恋的婴儿还能发育出更强烈的共情和“心智理论”（也就是能准确地推测别人的想法）。而那些不安全型依恋者更容易遇到社交困难，比如产生反社会行为，在成年后也更容易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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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比在我供职的机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念医学，其间还研究了心理学。他后来与剑桥大学的动物行为学家罗伯特·欣德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欣德继承哈利·哈洛首创的方法，在不由母亲抚养长大的猴子身上观察了母爱剥夺（maternal deprivation）造成的后果。144，145这个动物模型虽然在伦理上很成问题[7]，但它毕竟向我们揭示了糟糕的依恋关系对社会性灵长动物（人类和猴子都是）造成的诸多风险：它不仅使猴子更容易产生攻击行为、把同类友善的举动误认作袭击，还会使孩子长大后更容易成为严厉苛刻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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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认为鲍尔比的依恋理论那么不同凡响了。因为它预测了代际效应。令人惊奇的是，它的预测还超出了狭窄的社会发展领域，指出了安全依恋的婴儿长大后在学业上也表现得更加优秀。这或许是因为内心的那罐金子给予了这些孩子充足的自信和自尊，使他们不仅有了探索新知的勇气，也能在失败之后继续坚持。又或许是安全依赖使这些孩子能更好地看透他人或自己的心思，这样一来他们能反思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因而也能学会如何去学习。1951年，在鲍尔比完成了四十四个小偷的重要研究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委托他以“母亲照顾和精神健康”为题撰写一份报告，146这份报告改变了我们在学校和医院里照顾幼童的方式，使这些环境对儿童和父母都变得更加友好。[8]还有什么别的心理学理论产生过这样深远的影响呢？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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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安全依赖是有程度高低之分的，其中和精神病态的产生有关的是那些极端的负面体验，它们可能伴随亲子的分离而产生，包括父母管教方式的矛盾，父母的酗酒行为，孩子缺乏看管，孩子在身体、性或情绪上遭受虐待，或者家长对孩子的完全抛弃。148从“内心的那罐金子”里可以引出一个观点：这种极端的不安全型依恋会增加孩子成为零度负面类型的风险。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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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朋友彼得·冯纳吉是伦敦大学学院的一位心理分析学教授，也是伦敦汉普斯特德的安娜·弗洛伊德中心的主任。他是少数尝试对心理分析中的有趣观点做实证研究的科学家之一。他主张，婴儿在依恋关系中会“心理化”（mentalize）照看者的内心。和父母的关系是儿童了解其他人的出发点。他们不仅会想象自己的母亲对于身边环境中的人与事物的想法或感受，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想象母亲对于他们的想法或感受。冯纳吉主张，只有当孩子能安全地想象另一个人的想法和感受时，他的共情才会顺利发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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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在心理化的时候，你想象的是母亲恨你或者情愿你不存在，你的共情发育就会偏离正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也确实有一些证据表明父母的行为会影响孩子的共情。例如，父母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和他们讨论某个行为的后果，就会使孩子在道德上发展得更好；而父母用专制和惩罚的手段，孩子在道德上就会发展得较差。150父母用共情教孩子适应社会，孩子就不太容易犯罪；而父母用体罚使孩子适应社会，孩子犯罪的可能就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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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态者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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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早期家庭环境的影响，我们再稍微深入一些，看看精神病态者的内心在发生什么。不出意料的是，精神病态者在测量共情的问卷上的得分要低于其他人。比如人际反应指数中就体现了这一点151。不过许多人都知道，用自我报告的方法来鉴别精神病态者是极不可靠的，因为他们往往会用谎言来掩盖自己的本性。为避免这种失误，研究者转而采用自主神经唤起这个生理学标准，也就是测量你在听见或看见情绪性素材时的激动程度。152,153他们一般测量的是皮肤电反应（GSR），也就是当你在接触饱含情绪的素材时，你的手掌会出多少汗。GSR测量显示，精神病态者在观看他人遭受苦难的图片时，他们的自主神经反应是较弱的（也就说是他们不太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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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精神病态者在指认人的恐惧表情时也表现较差。154，155这说明P型人在共情的两个主要成分（即识别和反应）上都有欠缺。还有一项测试显示了精神病态者不会像普通人那样处理情绪素材：向被试展示一组单词并问他们“这真的是单词吗？”大多数人在看到情绪性单词时的判断速度都超过中性单词，但精神病态者却没有显示这种速度上的差异。还有一种方法能测量某人受情绪素材唤起的程度，就是利用事件相关电位（ERP）：研究者在被试的头皮上固定电极，并用记录到的事件相关电位揭示他们的脑内电活动。测量发现，精神病态者在接触情绪性单词之后，脑的中部和顶部区域不会像普通人那样活动增加。156，157另外就像我们在保罗身上看到的那样，那些富于攻击性的人和常人还有一点不同：他们会把模糊的情境解释成对方怀有敌意。这个倾向在那些品行障碍的儿童身上就有体现，而他们中的一些也的确会成长为精神病态者。研究者把这种倾向称作“归因偏差”，158它是共情的认知部分未能精确运作的清楚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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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认为，精神病态者的内心没有是非观念（amoral）。对道德观的一项经典测试是由劳伦斯·科尔伯格设计的，他要求被试阅读一个故事，然后判断其中某个角色的行为是否道德。一个著名的故事说的是一位丈夫闯进一家药店偷走了一种抗癌药，拿去挽救他患癌症病危的妻子，因为药店老板坚持要价2000美元，虽然他进货的时候只付了200美元。被试的任务是判断这位丈夫是不是做错了。对于这类道德两难，你想得越是复杂，就表示你的道德推理水平越高。如果你能看出这道论题有正反两方的观点，或者事情的缘由可以改变一个行为的对错，那就说明你的心思比那些只会死守规则的人细腻。我们或许想当然地认为精神病态者在这些测试中肯定得分较低，但事实未必如此。159这或许是因为精神病态者能够嘴上说一套，在日常生活中却做另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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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伯格的测试并不是衡量道德推理能力的唯一手段。埃利奥特·图列尔也设计了一套道德推理测试，他的故事不仅描述了违反道德的情况（即侵犯人权的行为，比如伤害别人），也有违反常规的情况（即侵犯社会规范的行为，比如在图书馆里说话）。你的任务是判断某个行为有多严重，以及如果没有规则禁止它还算不算错。普通人到了4岁大多就能说出这两种行为的区别，他们明白常规可以修改、使某些行为不再违规（比如宣布在这座图书馆里可以说话），但是即便你修改了道德规范（宣布伤害别人不犯法），这些行为也和从前一样糟糕。160精神病态者则很难区分这两种情况，有反社会行为的儿童也是如此。15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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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除了不能对别人的痛苦产生正常的情绪反应之外，精神病态者的道德发展也很不完善。但这是不是正因为他们的智力较为低下？我们已经知道，较低的智商（IQ）和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SES）以及反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清楚的联系。低IQ和低SES之间的联系可能是因为在较为贫穷的社区，教育水平多半也较为低下。但为什么低IQ和低SES还会增加你出现反社会行为的风险呢？原因之一可能是没有学历和工作的人会把犯罪当作谋生手段。而且较低的IQ会使人较难想象被抓的后果。不过精神病态者中也不乏聪明人，这说明智力低下无法解释所有精神病态者的病态原因。反过来说，具有共情的人中也有低IQ者，这证明了共情和IQ势必是相互独立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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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格雷是伦敦精神病学研究所的一位心理学教授，我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曾有幸与他共事。格雷提出了一个焦虑模型，叫“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ural Inhibition System简称BIS，位于脑中的隔-海马网络[septohippocampal brain network]），这个系统的功能是使动物明白自身行为的情绪性后果（奖赏或是惩罚）[9]。BIS模型问世于1982年，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大胆的假说162。受它的启发，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约瑟夫·纽曼提出了精神病态者的BIS不够活跃，而焦虑者的BIS过分活跃。纽曼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想法，他认为精神病态者想象不出自身行为的后果，就像BIS受损的动物会不断重复引起惩罚的行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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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曼主张这就是精神病态者的核心问题：他们无法学会畏惧惩罚。难怪他们会做一些连自己也知道会带来麻烦的事了。纽曼指出，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在某些任务中，精神病态者会频频犯错，这些任务要求被试判断哪些数字能带来奖赏、哪些不能（它们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中性的）。这还能解释他们为什么在一种行为已经不再产生奖赏、反而招来惩罚的时候仍不改正。163比如给被试发一副纸牌，起初每张牌都能带来奖赏，但后来奖赏没了，那些具有精神病态特质的儿童却照玩不误。164如今我们已经认识到脑中有许多“恐惧通路”，并且杏仁核也在恐惧体验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纽曼的观点有一个缺陷，那就是片面强调焦虑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但事实上，许多儿童的社会化不仅仅是通过畏惧惩罚完成的，还要靠大人和他们探讨别人的感受（也就是建立共情）。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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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精神病态者缺乏恐惧”的说法毕竟包含了重要的洞见。赫维·克莱克利就在《正常的假象》中写道：“几乎可以说，他的内心既产生不了焦虑，也产生不了深深的悔恨。”137这似乎正是所谓“冷酷的子群”（callous subgroup）的内心写照。166明尼苏达大学的行为遗传学家大卫·莱肯用一个“条件反射”实验验证了这个假说。他给被试听蜂鸣器响，同时施以电击，结果“正常”被试在听见蜂鸣器时产生了“皮肤电恐惧”（也就是出汗），说明蜂鸣器响成为了一个条件刺激。和他们相比，精神病态者对蜂鸣器响的皮肤电恐惧就比较轻微了——他们并未对这个威胁产生“条件反射”。在突然听见响声或发现有物体偷偷逼近时，他们的惊跳反射（身体自动跳起）也较微弱。153，167-169这一切都指向一种特定的学习困难，它的特征就是较少畏惧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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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P型和B型之间有一些重要的差异，但它们也都有着零度共情负面类型的核心特征。这个核心特征使他们走向了相同的发育终点。关键是缺乏共情会使他们做出伤害他人的残忍举动。如果检查他们的脑部，应该会发现他们的共情回路都遭到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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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态者的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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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成功说服了精神病态者爬进扫描仪，好让我们了解是什么样的神经基础造就了共情以及共情的缺乏。结果不出所料，他们的共情回路果然出现了异常：这些好斗的人显示出较低的vMPFC活动。170一个人在精神病态清单-修订版（Psychopathy Checklist-Revised，简称PCL-R）[10]上的得分越低，他的OFC/vMPFC和颞区的活动就越少。171而这几个区域正好都是共情回路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当科学家绘出vMPFC/OFC和杏仁核之间的连接时，他们还发现精神病态者的这条连接不太完整，而这种不完整性也能预测他们的PCL-R分数。172平均而言，男性出现反社会行为的概率要比女性高得多。这个性别差异主要可以用OFC大小的性别差异来解释：男性的OFC体积比女性小，表现出反社会行为的男性的OFC更小。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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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认为，精神病态者的脑主要是额叶出了问题，因为额叶的功能是对行为做“执行控制”，防止我们做出可能招来惩罚的行为。但是从神经解剖学的角度说，这个解释却太过简单了，理由有几个。首先，额叶占据了脑的至少三分之一，用额叶受损来解释精神病态，实在太宽泛了一些。其次，额叶是可以分区的。OFC/vMPFC受损的病人（但背外侧无恙）攻击性增强，说明反常只发生在额叶的共情回路，而非整个额叶。回忆一下前面的内容：vMPFC受损的病人在观看引起痛苦情绪的刺激时心率变化不大，并且在不再获胜（也就是不再得到回报）的情况下也会继续纸牌赌博任务。174，175再回忆一下：菲尼亚斯·盖奇的OFC和vMPFC整个受损，之后便开始出现冷酷、粗鲁、无礼和不受抑制的行为。这些都显示了病人很难再用窘迫和内疚之类的情绪来规范自己的社会行为。31，32，176OFC/vMPFC受损的病人还会出现道德判断上的变化，比如他们认为，为了解救五人而亲手杀死一人，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而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做法不能接受）。177研究发现，这些病人之所以在道德抉择中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他们较少注意自己或他人的意图。因此，vMPFC受损的病人才会认为伤害另一个人的图谋是为道德所许可的，而健康的对照组就不会这么认为。178总之，像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那样，病人在前额叶皮层的这个特定区域受损，就会表现得像一个精神病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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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似乎能用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的躯体标记理论（我们在第二章介绍过）来解释P型。这个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也引发了许多争议，因为没有“自主”神经唤起的被试也能在经典的赌博任务中有正常表现。179，28也许vMPFC/OFC失常的确会造成攻击性的反社会行为，但这未必是由于当事人无法识别自己的“躯体”状态。另一个问题是，虽然vMPFC受损会引发“反应性”（reactive）攻击（也就是一触即发的愤怒反应），但它一般不会引发“工具性”（instrumental）攻击（也就是经过冷酷算计的、有预谋的暴行），而精神病态者却会同时表现出这两种攻击行为。因此，作为描述P型脑的一个模型，躯体标记理论还是漏掉了一个关键的行为特征。不仅如此，vMPFC病变的患者在接受其他情绪刺激（比如裸体形象）时同样自主唤起较低，而精神病态者只在受到危险或痛苦的刺激时才会表现这个趋势。这说明，作为零度共情的一种特殊形式，精神病态并不简单地就是vMPFC的损伤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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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里安·雷恩和他的同事查看了杀人犯的脑（他们“以精神不正常为由拒不认罪”），并且也在他们的共情回路，vMPFC、杏仁核和STS中发现了异常。180，181另有一项研究比较了不同人格障碍的患者，同样发现攻击性患者的OFC活动较少。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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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共情回路参与攻击行为的还有一条额外的证据，它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让·德赛蒂和同事开展的一项杰出研究，对象是一群有品行障碍的青少年，他们全都和人打过架。上文已经提到，这些孩子中有一部分长大后会变成P型人。在德赛蒂的这项研究中，青少年观看两组影片，有的表现了人物意外受伤（比如有东西恰好掉到他们手上），还有的表现了人物受到故意伤害（比如有人故意踩在他们身上）。在观看某人故意使另一个人痛苦的影片时，这些喜欢攻击的青少年的杏仁核和奖赏回路（腹侧纹状体）都显得格外活跃。奖赏回路的过度反应或许是反社会/P型障碍的关键特征。183这说明他们很享受看到别人受苦。这使人不由想到前面提过的德文单词schadenfreude（因为别人的痛苦而快乐，幸灾乐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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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中发现的另一项反常，是这些喜欢攻击的青少年的一部分共情回路没有显示活动，比如通常在道德判断中理解他人意图的颞顶联合区（TPJ），184-186或是AI和MCC（要记得这些都是疼痛网格的一部分）。在华盛顿，供职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詹姆斯·布莱尔也提出了一个可信的主张，认为精神病态者的杏仁核也不在正常工作。这个观点得到了一项神经影像研究的佐证，它发现精神病态者在受到引起反感的条件刺激时，他们的杏仁核活动较常人更低。187总之，我们可以说P型人的脑显示了许多共情回路反常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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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压力对共情回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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