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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一圈社会、心理学和生物学因素的围绕之下，位于核心的正是共情回路。这提醒我们共情是复杂的，它的功能至少会受到12个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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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缺乏共情的行为可以产生长久的影响。比如马丁·路德在1542年写过一本小册子叫《反对犹太人》（Against the Jews）[4]，其中号召天主教徒袭击犹太人，鼓吹火烧会堂、摧毁犹太人的家园。400年后，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就在《我的奋斗》中引用路德的观点来为自己的纳粹种族主义观点增添一点体面，后来他又创建集中营，把9岁的托马斯·伯根塔尔和他的同胞都抓了进去，并最终将600万犹太人害死在了毒气室里。这显示了即使是轻微的缺乏共情的行为，如果不加注意也会造成危险的后果。我的堂弟萨夏[5]曾引用剑桥历史学家伊恩·克肖令人胆寒的一句名言：“通向奥斯维辛的路是用冷漠铺成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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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把时间拉近一些，来看看当代的人类暴行。如果你要别人举出最明显的“恶”的例子，很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说出恐怖分子——那些人为了主张政治立场，会“冷血”地杀死无辜平民。如果我的理论正确，那么那些恐怖分子都应该是“零度共情”的。事实真的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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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伯格，26岁的美国青年，他先被劫作人质，后又在一段录像中遭到公开斩首，行刑者是一名自称叫阿布·穆萨布·扎卡维的男子，是本·拉登在伊拉克的副官之一。男子在录像中说，斩杀伯格是为了报复美国在巴格达西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行为。337我们也许会说，恐怖分子因为感到自己的领土受到侵占而杀人，和精神病态者杀人的理由是很不一样的。同样是杀人的行为，我们能不能说两者都是关闭了共情回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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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名自杀爆炸者从加沙越过边境到耶路撒冷炸掉一间咖啡馆、害死了满室无辜的青少年，我们的第一反应兴许是谴责；但如果沿用同样的逻辑，我们就还应该谴责纳尔逊·曼德拉，因为他在领导非洲国民大会的武装组织“民族之矛”期间，也曾安排了对南非军事和政府建筑的爆炸袭击，他确实希望没有人会因此受伤，但他也知道爆炸可能会牵连无辜群众。同理，我们还要谴责梅纳赫姆·贝京，因为他做过“伊尔贡”的领袖，那是犹太复国团体“哈加纳”的一个军事分支，曾在1946年7月22日炸毁了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造成91人死亡，46人受伤，这次袭击是为了劝说英国人离开巴勒斯坦，最终的目的则是犹太复国、重建家园。后来曼德拉成了南非总统，赢得诺贝尔和平奖，贝京也成了以色列总理，并和埃及总统萨达特共获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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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分子在实施无共情的行为时，往往是根据自己的信念（比如他们的自由和身份认同正受到威胁）选择目标的，因此这类行为未必是共情缺失的结果。个人的信念或者实际的政治环境都可能是他们行为背后的推动力。不过我们还是应该承认，他们在实施行动的当时，的确是关闭了共情的。当劫机者在2011年9月11日驾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时，他（受到信念的驱使）已经不再关心受害者的福祉和感受。托尼·布莱尔[7]在下令进军伊拉克时说过一句名言：“历史会宽恕我们。”338然而我们在评价一个行为时不能只看它的历史成果而忽视它的近期效应。无论目的是能否证明手段的正当性，行为本身都可能是缺乏共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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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暴力也要分程度看待。杀人是极端的暴行，朝人丢石头就比较轻微了。这里又会引出一个问题：零度负面类型也有程度之分吗？有的辱骂并不像有的身体虐待那样伤人。冲某人叫喊、羞辱或冒犯某人可能使对方感到烦躁、害怕或愤怒；而强奸、身体攻击或折磨则不仅能做到这些，还会使人受到身体和精神的创伤，甚至使人死亡。在社交场合失礼，或者在街上抢劫，谁也不会说这两者是一样恶劣的。不过，我们真的可以把共情的缺失按照程度来排序吗？EQ量表就是旨在度量一个人有多少共情的一种方法，但是它究竟能否分出这些共情低下的不同形式，还有待验证。同样，在共情回路神经活动的层面上，如果能区分那些程度较轻，却依然忽略了他人感受的无共情行为（比如用完厕所不冲水），和那些更加严重的无共情行为（比如抢劫），并将两者的脑部做一番比较，那将是很有意思的研究。我的预测是这些人的共情回路都会显示不同程度的活跃不足，严重者比轻微者共情回路的活动更少，但两者都位于一般大众的平均值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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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想提出一个关于人性的更深刻的问题：我们人人都可能杀人吗？根据我在本书中阐述的理论，只有共情较弱的人（也就是共情会暂时或永久关闭的人）才可能袭击另一个人或将他杀死。不管我们讨论的是“有预谋”的还是临时起意的杀人案，我都认为这些行为的前提是关闭共情，而关闭的原因可能是基因、早期的经历或者当下的状态。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因为具备了平均值或平均值以上的共情强度，都不会做出这样的残酷行为来。（“当下的状态”包括情绪激动时犯下的杀人罪[所谓“激情杀人”]、出于自卫不得已杀人，或是见到所爱的人受伤害而“怒火攻心”失控杀人。这类状态还包括短暂精神病发作时犯下的罪行。）无论具体原因是什么，我都认为杀人者的共情回路肯定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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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的司法精神病学家迈克尔·斯通制作了一张包含22个条目的“恶”之量表，区分了几种零度共情者因杀人入狱的案例。[8]这张量表的目的是区分杀人或暴力犯罪的类型，但读起来更像是在区分杀人或暴力犯罪的原因（包括情境性的原因）；表中的22个类型，是不太可能正好对应脑中的22个功能分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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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活跃不足的共情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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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这本书背后的关键问题：零度负面能够解释人类的残酷行为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考察残酷行为的真实案例，并思考另一个问题：这些表面上各不相同的案例，是否都是共情回路的活跃不足所致？而要问答这个问题，我们的数据还不充分，但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在第一章中，我们考察了许多类型的“邪恶”行为。我们可以假设，不管这些行为的性质是什么（它们可以是身体性的非共情行为，比如身体暴力、杀人、折磨、强奸、种族屠杀等等，也可以是非身体性的非共情行为，比如欺骗、嘲讽、辱骂等等），在实施行为的那一刹那，行为者的共情回路都“断路”了。在平时正常的人身上，这可能是共情系统的暂时关系。而在B型、P型或N型人的身上，他们的共情回路可能就永久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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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引出了一个问题：共情回路是如何不可逆转地关闭，或至少关闭很长一段时间的？我们在第三章已经看到，一系列早期的环境因素（比如情感虐待和冷落）都能耗尽我们“心里的那罐金子”，也就是我们的自我价值感、我们信任他人的能力，或者是我们对他人形成安全依恋的能力。同样，我们在第五章又看到有一系列基因能够影响共情，其途径想必是影响共情回路。有些遗传和环境因素还会破坏分子通道，比如破坏性类固醇激素系统，从而对脑的发育产生永久的结构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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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中的“结构性”影响对应的就是发展心理学中的“关键期”或“敏感期”。[9]前面已经说过，产前的性类固醇激素（包含睾酮）似乎会对发育中的脑产生不可逆的影响。胎儿的产前睾酮含量越高，他的脑就越是男性化和系统化，共情也就越弱。299，341再联系到各种“邪恶”的行径：它们全都是因为早期环境（情感剥夺）或者生物学因素（记忆和/或激素、神经递质等等）破坏了共情回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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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该还记得，约瑟夫·弗里策尔将自己的女儿伊丽莎白囚禁了24年，其间多次强奸。当他在奥地利的审判会上连听了女儿10小时的录音证词之后，他这样说道：“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对伊丽莎白是多么残忍。”显然，对这个男人来说，共情并不会自然发生，只有不断向他灌输另一个人（这里是他的女儿）的痛苦时，他才会明白过来。精神病学家阿德尔海德·卡斯特纳也在庭审上作证，说在他看来，弗里策尔是个“天生的强奸犯”，暗示他的行为有先天原因。也许到了将来，这些零度负面的案子会得到遗传学的验证，到那时我们就会明白是哪一套基因造成了这些共情极端低下的病例了。卡斯特纳还证实，弗里策尔的行为根植于他的童年，因为他小时候常遭到母亲的殴打。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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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科罗拉多州科伦拜恩中学的埃里克·哈里斯和迪伦·克莱博尔德实施了针对同班同学和老师的著名谋杀。他们自制了几枚炸弹，准备在学校食堂炸死600人，所幸接线错误，炸弹没有爆炸。和我们的零度负面理论一致，克莱博尔德是一个有自杀倾向的抑郁者（这至少和B型的特征相符），而哈里斯是典型的精神病态者（P型），这个诊断也得到了心理学家罗伯特·黑尔的证实。哈里斯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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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难道不该是一片自由的土地吗？既然我是自由的，那么有个傻瓜蛋周五夜里在一个他妈没人的地方停了一辆他妈的货车，还叫人他妈一眼就能看见，我他妈为什么就不能拿走他车上的东西？这是自然选择。傻瓜蛋只配枪毙。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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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伤心的是，这样零度共情的例子一举起来就没个完。虽然我们不可能在每个病例的身上都验证这个理论，但只要早早对犯下这类罪行的人多做几次发展描述和/或心理学特征描述，多半就会发现这样的危险因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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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恢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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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下一个问题：如果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丧失了共情，日后还能再补回来吗？这里说一个梅利莎·托多罗维克的故事，她眼下正在多伦多的一所监狱服刑，罪名是“幕后操纵”了一起谋杀案。34415岁那年，梅利莎怂恿自己17岁的男友（此人外号“DB”，有轻度学习障碍）刺杀了一个名叫斯蒂芬妮·伦赫尔的女孩。梅利莎从没见过斯蒂芬妮，但就是嫉妒对方。她对DB唠叨了几个月，还威胁不和他做爱，终于使DB答应了她的要求。DB将斯蒂芬妮引出她父母的房子，然后连刺了她六刀。345他告诉梅利莎自己完成了任务，梅利莎接着拨打斯蒂芬妮的手机，确认她真的死了。看到DB执行了自己的命令，梅利莎这才答应与他性交。斯蒂芬妮死了，法庭判决梅利莎和她男友一样怀有“犯罪意图”，虽然她没有实施犯罪行为。梅利莎被判了同谋罪，监禁两年之后仍然没有悔意。有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查看了她的案卷，他们主张青少年的脑可以一直发育到25岁，我们应该考虑到梅利莎可能只是共情发育极其迟缓。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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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三章已经看到，这类品行障碍的案例强烈地预示障碍者会发展成P型（病态型人格障碍）。但实际上，并非100%的病例都会变成P型，说明在这些犯下极端罪行的人中间，有一部分终究会发展出充分的自我控制、情绪调节和/或道德意识，并走上一条更富有共情的人生道路。不过我也怀疑这只是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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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梅利莎的徒刑又怎么说呢？这个判决或许忽略了科学证据，只考虑了被害人家属的感受。有一次我到多伦多参加一个周五晚餐会，和在座的人讨论了梅利莎的案子。我们讨论了社会应该做何反应。餐桌上出现了各种意见。林恩的观点代表一个极端：“她既然夺走了别人的生命，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权。所以应该判她终身监禁。扔掉钥匙，让她烂在监狱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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