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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零度负面不是什么好的状态。而我对超强共情的看法是全然正面的，不过我的这个看法或许只在一个非常利他的角度上才能成立。但利他不见得是一种能够全天候维持的生活方式。如果你的眼光只放在别人身上，你就可能忽视自己的需求。而太关注自己的需求又可能导致自私，并使人自绝于社会、失去别人的支持。共情的分布之所以呈现钟形（大多数人都只有适度的共情，不是太高也不是太低），想必也是因为适中的共情水平才是最能适应环境的。太关注他人，你就时时会害怕自己会打搅或者排挤他人，永远无法施展抱负、参与社会竞争。而太关注自己，好处是能够旁若无人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并得到巨大回报（尤其是在商业世界、在积累资源的活动中），但那些“冷血混蛋”固然能掌握更多财富和权力，他们却也在这个过程中树起了更多敌人。在大多数人的共情水平上找到平衡点，这或许是我们在演化中获得的适应手段，它能使个人获得共情的好处，同时又舍弃它的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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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害怕读者会从上面的探讨中得出“共情优于逻辑”的结论。共情和逻辑各有自己的价值，这一点我希望我已经做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在讨论零度共情正面型时，我们已经明确地看到了逻辑的价值（强大的系统化能力）。而说到解决问题，许多情况显然都需要逻辑和共情并举，两者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对于家庭、职场和国际关系中发生的冲突，用逻辑和共情的组合来解决都是很值得称道的做法。这一点本来显而易见，我们却仍要重申，因为共情在许多场合都受到了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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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共情减少的定义（见第一章）是一个人不再把另一个人看作有感受的人，而是把对方当作物品来处理。但是你大可以反问：我们不是时时都在这样对待彼此吗？我们享受友情，因为朋友能给予我们什么；我们享受性爱，因为对方的身体是我们获得满足的工具；我们雇用别人，因为他们能提供我们所需的服务；我们喜欢观看某人，因为她的外表美丽或者矫健优雅。这些都牵涉到人作为物品的那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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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答是：只要我们开启了共情，那么即使把别人当作物品，我们也会在同时对他们的感受有所觉察或者保持敏感。一旦他们的情绪状态变化，比如忽然变得烦躁，我们就会停止推进手头的活动，并弄清他们哪里不舒服、又需要什么。要是某段友谊完全建立在你对朋友的索取上、对方不再付出就会被你抛弃，那么这段友谊就不仅是肤浅的，而且还缺乏共情。为了澄清共情的定义，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们虽然会物化他人、同时不再体会他的情绪，但那只是通向零度共情的起点，而非终点。我们已经在人们犯下的种种罪行中看到，这样的精神状态只是为各种越来越残暴的行径创造了条件，而并非暴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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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共情是一种还未充分利用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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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是告诉各位，共情是我们这个世界最珍贵的资源之一。而共情腐蚀是世界性的重大问题，和我们生活环境的健康息息相关，无论这环境是大（比如国家）是小（比如家庭）。家庭会因为共情腐蚀而分裂：兄弟不再交谈，夫妻互相猜忌，孩子和父母误解对方的意图。没有了共情，人际关系就濒临破碎，使我们伤害彼此并挑起冲突。有了共情这项资源，我们就能解决矛盾，团结社群并为他人缓解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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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对于共情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乃至有所忽略了。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已经无视了它一个世纪。教育者只关注识字和数学，也很少会想到它。我们想当然地以为，无论如何，共情都会在每个孩子身上自然产生。我们很少投入时间、精力或钱财来培养它。我们的政客几乎从不提它，虽然事实上他们比任何人都更需要它。我的这本书追随的是两本杰作的足迹，它们是杰里米·里夫金从历史学角度写成的《共情文明》（The Empathic Civilization）和弗朗斯·德瓦尔从演化论角度写成的《共情时代》（The Age of Empathy），是他们两位将共情重新摆上了议程。351,312然而直到不久前，神经科学家还很少探究共情的本质。我希望读到这里时，你已经明白了我们这个物种拥有怎样强大的一项资源，它就摆在我们的手边，等待我们的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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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对共情力量的讨论与现实脱节，我们这就来看看两个民族之间是如何反目的，那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它们的仇恨始终激烈，到现在依然没有平息的迹象。要是这两个群体都能看见对方的观点并产生共情，那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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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一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是逃避反犹浪潮的难民，他们许多人的家庭都在19世纪的俄国大屠杀和20世纪的纳粹屠杀中遭到迫害。我的外祖父迈克尔·格林布拉特就是这些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中的一员，他在6岁时逃过了立陶宛大屠杀，并在1906年坐船抵达蒙特利尔。我每次见到外祖父时，他都在忙着为犹太人建立新家园筹款。他还积极参加了一项激动人心的计划：在耶路撒冷的斯科普斯山上建立一座世界级的希伯来语大学。到今天，以色列已经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那里的城市有世界一流的医院、管弦乐队和研究中心，然而这个国家从建立之初就卷入了一连串悲惨的军事冲突之中。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以色列刚刚建国一天，它就与阿拉伯邻居们发生冲突。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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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原因，也许是许多巴勒斯坦人因为以色列国的建立而感到流离失所，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或许也是联合国在批准以色列建国时没有充分考虑的。无论冲突的起因是什么，结果是巴勒斯坦持续6年的炸弹袭击，以及以色列针锋相对的坦克反击，冤冤相报，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人间苦难。到今天，双方的许多人都只能看见自己一方的观点了，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丧失了对另外一方的共情。回顾历史，军事方案显然没有奏效，我认为共情才是前进的唯一道路。所幸有证据表明，中东的那些人民并没有长久而持续地丧失共情。就在去年，我到伦敦北部格德斯绿地的艾利斯花园会堂听讲了一回。有两个男人走到讲台上，第一个说道：“我叫艾哈迈德，是一个巴勒斯坦人。我的儿子死于巴勒斯坦大起义（infifada），他是给以色列士兵的子弹打死的。我到这里，是想对你们说一声安息日平安（Shabbat Shalom，希伯来语）。”接着另一个男人说道：“我叫莫伊舍，是一个以色列人。我的儿子同样死于巴勒斯坦大起义，他是被一个巴勒斯坦少年扔出的自制汽油弹炸死的。我来这里，也想祝你们平安（Salaam Aleikem，阿拉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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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震惊了：这是两位父亲，来自政治分歧中的不同阵营，他们因为悲伤团结在一起，并且拥抱了对方的语言。他俩是怎么认识的？原来是莫伊舍接受了一个名叫“巴以父母团”的慈善团体提供的机会，给铁丝网另一边一个失去孩子的家庭打去了免费电话。[11]艾哈迈德描述了有一天他在加沙的家中接到电话的情景。来电的正是莫伊舍，当时他还是耶路撒冷的一个陌生人，是他走出了勇敢的第一步。两个男人都在电话里哭了出来。他们之前都没有见过对方阵营的人，甚至没有和对方的人说过话，但他们都在电话里说，自己知道对方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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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伊舍告诉艾哈迈德：“我们是一样的人，我们都失去了儿子。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艾哈迈德回答：“这样的悲剧必须结束，不然就会有更多像你我这样的父亲体会失去爱子的可怕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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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两位父亲一起到全世界的清真寺和会堂中演讲，呼吁人们发起共情，并为慈善事业募款。这当然只是微小的一步，但是每一滴共情之水都能浇灌和平之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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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是一款万能溶剂。[13]任何问题只要浸泡在共情中都能解决。它是预测和解决人际纠纷的有效手段，无论那是婚姻不睦、国际矛盾、工作冲突，还是友情中的磨难或政治中的僵局，是家人间的矛盾还是邻里间的纷争。希望读过本书，你已经明白了这项资源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要胜过其他（比如枪炮、法律或宗教）。而且，不像靠数万亿美元维系的军需工业，或者靠数百万美元运转的监狱和司法系统，共情是免费的。和宗教不同，共情的本质也决定了它不会压迫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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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爱妄想症又称为“德克里雷博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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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于2013年更新至第五版，而本书原版出版于2011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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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后一种情况的一个著名例子是同性恋，它在DSM-II中还归在精神病类别下，后来由于同性恋维权人士在美国精神病学会的会议上抗议，1973年的DSM-III将它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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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路德最主要的反犹著作是1543年出版的《论犹太人和他们的谎言》，此处疑为本书作者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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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acha Baron Cohen，他在喜剧电影《波拉特》里扮演了一名反犹分子，以此揭露了现代反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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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伊恩·克肖的原话是：“通向奥斯威辛的路由憎恨铸就，但以冷漠铺成。”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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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国政治家，1994年至2007年英国工党领袖，1997年至2007年间出任英国首相。——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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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斯通的22类杀人犯罗列如下：1.自卫杀人；2.嫉妒的爱人；3.自愿协助杀人；4.因为嫉妒杀死所爱的人；5.吸毒成瘾者；6.性情暴躁者；7.N型人；8.郁积的怒火被点燃的人；9.有精神病态特征的嫉妒的爱人；10.杀死碍事的人/证人；11.和第10条动机相同的P型人；12.被逼到绝境的P型人；13.不健全的人格；14.P型阴谋家；15.杀死多人的P型人；16.多次实施恶性行为的P型人；17.性变态的连环杀手、虐杀者，以及用杀人掩盖证据的强奸犯；18.虐杀者；19.其他P型人；20.折磨他人的P型人；21.沉迷于折磨的P型人；22.P型连环虐杀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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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处于1-8级的凶手或许是因为共情状态的极端暂时波动而行凶的，处于14-22级的凶手是因为永久丧失共情而行凶的，而处于9-13级的凶手介于两者之间。如果这个分类正确的话，更有成效的做法或许是在研究这类行凶者时预测两到三个共情缺失的等级。这既是一个比较可行的预测方法（限于成本，扫描研究不可能比较全部22个等级，但比较3个等级还是可以的），在心理学和神经病学上也较可能产生有意义的结果。这或许能和共情机制的0-2级对应（见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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