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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开到黄石公园去，那里一定有公共电话。”我太太曼蒂说，孩子们在后座上唱得不亦乐乎，我调过车头往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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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很无助，心理学家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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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我在纽约州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心理学系做助教，我当时只比学生大几岁而已。我在宾州大学读研究生时，跟斯蒂芬·梅尔（Steve Maier）、布鲁斯·奥弗迈耶（Bruce Overmier）共同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心理现象——习得性无助。我们发现受到痛苦的电击却又无能为力的狗，后来会放弃尝试，只是低低地哀鸣，被动地接受电击；即使后来很容易就能避开电击时，它们也不会去尝试避开。这个研究引起了学习心理学家们的注意，因为动物应该没有能力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随机关系。当时流行的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只有在行为（如按杆）得到强化（如食物）时，或是当按杆不再得到强化时，学习才会发生。要学会不论自己做什么都没有用需要有认知能力，但当时心理学家们认为动物没有认知能力，而且学习理论强调的是机械化的“刺激-反应-强化”（stimulus-response-reinforcement），完全排除思考、信仰和期待。行为主义理论认为动物不能了解复杂的偶发事件，无法对未来形成期待，也不能了解自己是无助的。习得性无助直接挑战了这一心理学领域的核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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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理由，我和同事们不只是对这个现象的戏剧性结果或是动物令人震撼的病态行为（动物像得了抑郁症）感兴趣，而是想挑战这个现象背后的理论。我受这个现象背后的意义启发，开始研究人类的痛苦。其实早在当年做阿尔巴尼私立学校女生们的所谓“治疗师”伊始，我就开始研究心理问题。我对学习理论的研究只是我对心理问题的成因与治疗方式进行研究的一个中转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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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坐在农舍改装成的实验室里，在灰色锃亮的桌子前写研究报告时，我并不需要像别的研究者那样将自己的研究与心理疾病挂上钩，习得性无助与心理疾病本来就有很大的关系。我的第一个研究计划以及以后30年的研究课题，完全符合心理疾病治疗的架构。很快，我们发现光研究老鼠或狗可能会抑郁是不够的，于是开始研究人类的抑郁症。第三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对抑郁症进行了定义，你至少要有抑郁症的九种严重症状中的五种，否则你就没有真的得上抑郁症。假如大二的学生能够在学校正常读书，那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抑郁症患者，因此研究他们就不符合提供研究经费的条件。很多学术界的心理学家最后只好投降，开始服务于精神医学。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这位言辞犀利的精神科医生就曾说过：“心理学不过是模仿精神医学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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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病痛是幸福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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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同事不同，我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因为我并不在意将研究从基础研究转向应用，只要还是在研究人类的痛苦即可。对我来说，将论文格式改为精神医学的格式，根据第三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标准来界定我的被试只是不方便而已，倒也不能算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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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病人来说，NIMH的做法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利益。在1945年，没有一种精神疾病是可以治愈的，也没有一种心理疾病的治疗是有效果的，当时的方法就像是镜花水月，找出童年的创伤并没有成为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良药，而切除前额叶也没能减轻抑郁症患者的症状。但是50年后，药物和某些心理治疗手段已经能有效地减轻至少14种精神疾病了，其中惊恐症（panic disorder）和晕血症（blood and injury phobia）已可以完全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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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如此，心理疾病科学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诊断、测量一些过去比较模糊的概念，如精神分裂症、抑郁症、酗酒；我们也可以追踪病人病情的发展；我们还可以用实验的方法将致病原因分离出来；最主要的是，我们可以用药物和心理治疗的手段来减轻病人的痛苦。这些进步几乎全部要归功于NIMH研究经费的支持，相对于这些成果， 100亿美元的经费真是便宜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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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好。在病理性研究模式下，我得到了NIMH-30年无间断的资助，先是研究动物的习得性无助，然后转向研究人。我们认为习得性无助可能是一种单极抑郁症（unipolar depression），即没有躁狂的问题。我们测试动物与人在症状上的相似性、原因和治疗方法后发现，我们诊所治疗的抑郁症病人和被无法解决的问题折磨成的无助者都显示出被动性，这些人在学习上慢了下来，比控制组的人更悲伤、更焦虑。习得性无助和抑郁症在大脑里有相似的生化指标，而且那些缓解单极抑郁症症状的药物同样也可以用来治疗习得性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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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忽视健全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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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心中一直对只强调发现病因、弥补缺陷的心理学研究模式感到不安。作为一名治疗师，我看到病理性模式对一些病人很有用，但同时也看到另一些病人在非病理性模式下好得很快。我看到这些病人在了解了自己的优势后，出现了转变：一个曾被强暴的女人终于明白过去的事已无法改变，而未来却操控在自己手上；一个病人终于了解自己虽然不是一个好会计师，但客户却很喜欢他的体贴；一个病人能够对混乱的情景进行有条理的描述，思维开始变得有序。我看到病人身上有着各式各样的优势，在治疗中，我将它们找出来并贴上标签，以使它们成为这些人日后面对各种打击的缓冲器。这种以病人的优势来进行治疗的方式，完全不符合以往的病理性治疗理念：每个病人都有自己特定的毛病，一种毛病只能用一种方式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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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习得性无助多年以后，我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原因是一个令人发窘的实验结果，我一直希望它会自己消失，但它没有。这个实验结果是：并不是所有的老鼠和狗在遭受不可逃脱的电击后都会变得无助，也不是所有的人在遭遇解不开的难题或逃不掉的噪音时都会产生无助。在实验中，有1/3的被试永不放弃躲避，不论我们做了什么，做多少次实验；但也有1/8的被试从一开始就放弃，根本不做任何努力就马上投降。刚开始，我把这些不符合实验假设的被试排除在实验之外，但是连续十年这种现象一再出现，我终于认为该正视它了。为什么有些人在受苦时永不放弃？又为什么有些人在第一次遇到困难时就马上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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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与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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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停好车子后立刻冲向旅馆大厅，那儿有公用电话，但是多萝西的电话一直忙音，她可能正在和赢得主席之位的人通话。“不知道是迪克还是帕特赢了！”我自言自语道。我的对手是迪克·史因（Dick Suinn），他是科罗拉多州考林斯堡的前任市长，也是奥运选手的心理咨询师，同时还是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心理系的系主任。另一名对手是帕特·布里克林（Pat Bricklin），她是心理治疗师，同时也是电台主持人。他们两人过去20年里都生活在华盛顿特区的APA总部，而我是个外地人，从来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宴会。事实上，即使被邀请，我也不会去，因为碰到开会，我的注意力比孩子还差。迪克和帕特曾担任过多个APA职务；除了主席，我却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一项APA的职务。他们俩还都分别做过一打以上各种团体的主席。我在打电话时想，上一次我做主席还是我九年级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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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的电话还是忙音，一种挫折感油然而生，我脑中一片空白地瞪着电话。我深吸了一口气，开始检讨自己的反应。我现在就假设会是个坏消息，忘掉自己也曾经做过拥有6 000名会员的APA临床心理学分会的主席，而且做得很好，我还忘记自己是个心理学专家。我让自己觉得没有希望，让自己陷入恐慌；我没有去检查自己的优势，我是自己理论最糟糕的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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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天生的乐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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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的人常常以致命的方式建构自己所遭受的打击和挫折，他们很自然地认为造成这个挫折或失败的原因是永久的、普遍的，而且全是自己的原因：“不幸会一辈子跟着我，我做什么事都会失败，都是我的错。”一刹那，我发现自己正在这样做：电话忙音表示我输了这场选举，我输了是因为我不够资格。我没有把大部分的时间投入选举，所以失败是我自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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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乐观的人具有坚韧性，他们把自己所面临的挫折看成是特定的、暂时的，是别人行为的结果。通过过去20多年的经验，我发现在不幸事件发生时，悲观的人比乐观的人患抑郁症的几率要多出八倍。悲观的人在学校的表现比较差，在运动、工作上也是如此，他们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太好，寿命相对较短；他们的人际关系也不好。如果我比较乐观，我会假设多萝西还在试着拨通我的电话，告诉我，我获选了；即使我这次落选了，也是因为临床心理学家比学术心理学家多，人多票多，没有办法。而且我是《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的科学顾问，我是有能力把科学和应用联系在一起的人，假如今年没当选，明年我仍很有希望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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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不是一个天生的乐观者，而是一个带有一定悲观色彩的人，我认为只有悲观者才能写出清醒、有条理的乐观书，每天我都在运用我的“习得性乐观”技术。我服用自己开的“药”，而这剂药很有效。现在的我正在用其中的一项技术——用优势反驳灾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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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驳方式很有效，我的精神又振奋起来，然后想到另外一条路。我打电话给雷·福勒（Ray Fowler），“塞利格曼博士，请稍等！”福勒的秘书蓓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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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当APA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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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等待时，我的思绪回到12个月前在华盛顿的旅馆房间里，福勒与他的太太珊蒂以及曼蒂与我正在开一瓶加州葡萄酒，三个孩子则在沙发上跳，嘴里唱着《歌剧魅影》（Phantom of the Opera）里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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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勒60多岁，长得十分英俊，留着山羊胡，他常使我想起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李将军（Robert E. Lee）及罗马皇帝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十年前他当选APA主席，APA在他接手后不久就发生了分裂（虽然这并不是他的错），同时有一些不满的学术界人士（我也是其中之一）威胁要退出，因为他们认为APA已为临床治疗师操纵，而这些精于政治手段的人使APA偏离学术轨道，变成了一个支持私人开诊所的机构，完全忽略了科学研究。但是福勒在十年之内将APA带出赤字，会员增加到16万人，使APA与美国化学学会（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ACS）并驾齐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科学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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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福勒说：“我需要一些实在的建议，我想竞选APA主席，我有获选的机会吗？假如我当选了，你认为我值得为这一事业付出生命中的三年时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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